学者与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本周稍后会通过一项新法律，将使这一进程固化、扩大、甚至加速，进一步威胁少数民族的权利与生活方式。

然而，中国政府辩称，此法对以团结促进现代化至关重要，并称其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这项法律降低其他语言的地位，以普通话为优先；并透过禁止任何限制跨族通婚的做法，鼓励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要求家长教育及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并以一项笼统条款，禁止任何被视为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习近平多次呼吁推动“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实践符合中共认定的中国文化与价值观——专家认为，这部法律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的核心内容。

宾夕凡尼亚大学的亚伦·格拉斯曼（Aaron Glasserman）说：“无论是推广普通话，还是对少数民族身份表达、宗教实践等方面的限制，这个政权的意思是：我们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对此如此有信心，现在要把原本只属于政策层面的内容提升至基本法律层级。”

中国有55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从数万至数百万不等。

但北京对不同群体的关注程度不一——最严重的人权侵害指控集中在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族群的家园）以及西藏。

中共一直强调用高压来应对任何带有危险性、涉及分裂的言论，而非提供更多自治，使少数民族更乐于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数个月，西藏僧侣在拉萨发动反抗北京统治的起义。与以往的起义一样，最终遭到镇压——北京称22人死亡，但流亡藏人团体估计约 200 人。

翌年，在中国最西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爆发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致命冲突，造成近 200人死亡。

2013年，数个维吾尔分离主义者驾驶载有爆炸物的汽车冲向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入口后被击毙；2014年，另维吾尔人则在云南省一个火车站袭击路人。

北京方面说因应暴力叛乱而对少数民族的强硬镇压是正当的。

但联合国与人权组织指控，超过一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强制关押在营区中。中国政府则称那些地方是“再教育”与职业培训中心。报导也指出，维吾尔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清真寺被关闭。

在西藏，曾是权力中心的寺院受到严密控制。所有 18 岁以下的人必须在国家办学校学习普通话，且不得研读佛教经文。这对一个孩子原本可进寺院学校修行成为僧人的社群而言，是重大打击。

近年来，内蒙古因政府限制蒙语教学而出现动荡，西北宁夏也传出官员下令拆除回族清真寺。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潜在的不稳定，政府或认为有必要以新法凌驾现有的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障。

此举亦有助其掌控连接中国与邻国、以及关键全球贸易航道的战略地区。

“中国实力计画”（China Power Project）在其对新法的分析中引用中共建国领袖毛泽东之语：“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诚然，尽管部分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人口达数百万，但与占全国逾九成、在人口普查中被记录为汉族的人数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若从领土来看，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的传统家园幅员极广，蕴含丰富矿产资源，也是重要农业区，对中国整体国土面积具有相当份量。

历史上，这些民族曾多次在不同时期短暂脱离中国统治。他们生活于辽阔的边疆地带，与外国接壤；不仅使用自身语言，也拥有独特的文字书写系统。

他们曾试图透过抵抗北京的统治来维护自身文化——即便未能成功——而其海外流亡群体亦是长期对北京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尽管中国的法律往往可被解读为“党的意志即法律”，新的“民族团结”法仍让官员更容易执行先前已在推动的各项措施——他们如今拥有了更明确的上级指令。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提供诱因，鼓励汉人移居西藏与新疆；批评者指其目的在于在人口上压倒少数民族。结果，拉萨与乌鲁木齐两座区域首府已见汉文化大量涌入。

北京当局亦以经济诱因鼓励跨族通婚，特别是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因此被指企图透过此方式将少数民族吸纳至主流汉文化。如今，新法律也触及这一点。

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格拉斯曼表示：“法律并未明确鼓励跨族通婚。它的表述是，任何人或组织不得因宗教或民族身份而干涉婚姻自由。”

他举例说，若一名汉族男子欲与少数民族女子结婚，而地方官员必须解决来自伊玛目或教士的宗教反对意见。

“你可以想像这名官员的处境；他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避免麻烦，好让自己获得晋升，或至少不被炒鱿鱼。这名官员可能会悄悄斡旋，施加压力，使婚事告吹。这项法律让这种非正式操作变得更困难，并提高了另一种可能性：人们将不再允许伊玛目、教士或父母说‘你不能嫁／娶这个人’。”

在2026年的中国，要访问仍居住在其传统家园的维吾尔族、藏族或蒙古族民众，了解他们对这项法律的看法极为困难，因为若其言论被视为宣扬“分裂主义”，批评任何政府政策都可能导致入狱。

然而，为他们发声的海外团体已发出警告。

维吾尔人权运动组织“维吾尔运动”（Campaign for Uyghurs）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新法律透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在大多数科目的教学，使“维吾尔、藏族及蒙古族将失去在学校和大学使用母语教授科目的权利。取而代之，他们将被迫使用中文普通话，作为中共持续推行的、将少数民族同化至汉族社会的方式之一”。

总部设于印度、由流亡藏人资助的英语网站Phayul指出：“批评者视此立法为习近平主导的加速‘中国化’运动的最新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中共与活动人士及批评者对法律以同化为核心的判断一致——只是中共认为这是好事。

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娄勤俭表示，此法是“透过国家立法方式，确保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支持民族地区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共一直强调，汉族与其他民族处于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其含义是当局视少数民族为落后。

格拉斯曼表示，这也使中央政府在面对过度进取的地方官员时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有时的态度是：“我们已经革命过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应该说普通话。你不需要尊重他们那些‘落后的’丧葬或婚俗，因为我们现在都现代化了。”

过去，这导致基层官员要求穆斯林食用猪肉，或工厂雇用穆斯林劳工却不设清真厨房。

在北京看来，这些争议不值得发生，但在部分地区却难以向干部传达这一点。因此，新法被寄望能规范相关做法。

人权组织则认为，此法更像是一份公开宣示，而非主要用来将违规者绳之以法的法律文件。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研究员亚力坤·乌鲁尧勒（Yalkun Uluyol）表示：“该法律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思想框架制度化，涵盖教育、宗教、历史、文化、旅游、大众媒体及网络，并要求将这套意识形态纳入城市与乡村规划及经济发展中。”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并不需要新法律来行使其全国性的权力。但此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其所传达的讯号——反映习近平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将中国引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