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RFI

这条新闻在中文互联网上也引起了热烈讨论，评论区几乎浓缩了人们对婚姻的全部困惑和分歧。

一部分人拍手叫好，认为这是身体自主权的胜利——进入婚姻不等于交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任何时候，一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身体说“不”。

另一部分人感到困惑，甚至有些愤怒：如果连性都不是义务了，婚姻还剩下什么？婚姻不是应该有权利也有责任吗？什么都可以不做，那这张证书还有什么意义？

还有一类声音更尖锐：这不就说明婚姻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人的制度吗？早该废除了。

这些截然不同的反应，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婚姻制度的边界到底在哪？它应该管到什么程度？哪些东西应该被装进这个名为婚姻的容器，哪些东西应该从里面拿出来？

法国的这项立法是亲密关系去捆绑化和婚姻去制度化的一个生动例证。今天我们就以这则新闻为切入口，聊聊法国这次修法到底改了什么，它在社会学层面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把镜头拉远，理解法国伴侣制度的全貌——法国人在婚姻之外还有哪些选择，这套制度是怎么演化到今天的。最后，最重要的，是想想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作者 | 於嘉

看理想节目《当代婚姻的困境与出路》

01.

这次修法到底改了什么？

先来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人看到流传于社交媒体的内容标题“法国废除婚内性义务”，第一反应是：法国法律里原来规定了婚内必然要发生性关系，事实并非如此。

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婚姻义务的规定，一共就四项：忠诚、扶助、援助、共同生活。从来没有一条法律条文明确提到“性”义务。那法律为什么要修改呢？问题出在司法实践上。

几十年来，法国的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逐渐把“共同生活”（communauté de vie）这个概念做了扩大解释。

他们认为，共同生活不仅仅意味着住在一起、分享日常，还应该包含配偶之间的性关系。于是，如果一方长期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法官就可能认定这构成了对婚姻义务的违反，属于婚姻过错。

这个“过错”的认定不是象征性的，它有实打实的法律后果：直接影响到离婚判决中的财产分割和经济赔偿。换句话说，一个人因为不愿意和配偶上床，在离婚时可能要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所以这次修法做的事情，本质上是封堵这个解释空间。它不是推翻什么惊天动地的旧法律，而是在民法典中补上一句明确的话：婚姻和共同生活不包含性义务。从此以后，法官不能再把“不愿发生性关系”当作一种过错来判决。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很容易产生的误解。有些人一听“无性生活不算过错”，马上会担心：那如果一个人对婚姻中的性生活不满意，是不是连离婚的理由都没有了？只能忍着？

不是这样的。这次法国修法改变的不是“能不能离婚”，而是“以什么名义离婚”。无性本身不再被当作一方的过错，但如果双方因此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感情走到了尽头，仍然可以以感情破裂为由申请离婚。

区别在哪里呢？在于“过错”这两个字。过去的做法是：你不跟我发生性关系，你有错，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现在的逻辑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选择离开——这是对关系状态的判断，而不是对某一方的惩罚。

换句话说，“性不是义务”不等于“你必须忍受这段让你不满意的关系”。你依然可以离开，只是你不能拿“对方不跟我上床”当武器，在财产分割中惩罚对方。

《坠落的审判》

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法律技术层面的细微调整，但它背后的观念转变是深刻的。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性在婚姻制度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挪移。

在传统的婚姻框架里，性被视为婚姻的内置资源之一，是这个制度自带的组成部分。结婚这个行为本身，就几乎默认包含了对性关系的承诺和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身份构成了一种对另一个人身体的“预授权”：你是我的配偶，所以你应该满足我的性需求。

这次法国修法传递的信号恰恰相反：性是需要在关系中持续协商的私人事务，不是领了结婚证就自动获得的权利。每一次发生性关系，都需要当下的同意。

国家退出了“性期待担保人”的角色，它不再替任何人保证，你的配偶有义务回应你在这方面的需求。

第二个层面：法律对“什么是正常婚姻”的规范框架正在被重塑。

过去，法国的司法实践中隐含着一个假设：一段正常的、健康的、运转良好的婚姻，应该包含性生活。不满足这个条件的婚姻，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但现实中的婚姻形态远比这个假设丰富。

有些人是无性恋，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可能非常深厚，选择进入婚姻是为了陪伴和生活上的合作，不是为了性。有些老年伴侣因为身体机能的变化不再有性生活，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比很多年轻伴侣更稳固、更温暖。有些人因为疾病、创伤、或者阶段性的心理状态暂时无法进行性行为——他们的婚姻就因此变得“不合格”了吗？

修法之后，法律不再预设一种标准模板来衡量所有婚姻。法律的角色从“规范什么是正常婚姻”后退到了“守住人权底线”，也就是保障每个人在关系中的基本权利，首先是身体自主权。

法律不再告诉你婚姻应该长什么样、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结婚双方应该做什么，但它保证：无论你的婚姻是什么样的，你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不会因为那张结婚证而打折扣。

02.

法国伴侣制度全景

要理解这次修法为什么能在法国发生，我们需要把视野打开，看看法国整个伴侣制度。因为这次修法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它发生在一个婚姻早已不再占据核心位置的社会里。

在今天的法国，人们想要和另一个人建立有法律认可的伴侣关系，有三条道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是婚姻。 这是约束力最强的制度形式。需要到政府机关登记，默认实行共同财产制，配偶之间有明确的法律义务。离婚也需要经过法律程序。这次关于性义务的争议，就发生在婚姻这个制度框架里。

第二条路叫PACS，全称是“民事团结契约”。 它于1999年设立，最初的目的是为同性伴侣提供一种法律保障，因为当时法国还没有开放同性婚姻。

但它诞生之后，发生了一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事情：异性伴侣也大量涌入了 PACS，而且很快超过了同性伴侣的比例。它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独立于婚姻的伴侣制度。

PACS的本质是一份民事契约，不是“婚姻入门版”，它和婚姻有几个关键区别。首先，PACS不要求忠诚义务，这一点在很多人听来可能很惊讶，但它的设计逻辑就是如此：是否忠诚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法律不介入。

其次，财产默认是分别所有制，而不是共同所有。第三，也是最让人感受到诧异的一点：PACS是单方就可以解除的。你不需要对方同意，不需要上法庭，寄一封通知函给对方就行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在法国每年新增的伴侣关系中，选择签PACS的数量已经超过选择结婚的数量很多年了。这意味着法国亲密关系的主流载体，早已不是婚姻。

如果说婚姻是一种身份制度，你进入它，就获得一个身份，同时也接受了一整套与这个身份绑定的权利和义务，那 PACS更像是一份可以随时重新谈判条件的合同。

《坠落的审判》

第三条路是事实同居或者事实婚姻。 完全不需要任何登记手续，没有共同财产的法律认定，也没有法定继承权。听起来好像什么保护都没有，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但在法国社会的实际运作中，事实同居/婚姻是被高度认可的，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污名。

很多法国人这样生活——两个人住在一起，共同养育孩子，共同承担家庭的日常运转，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签PACS。他们的关系在社会观感上与已婚人士几乎没有区别。

把这三种制度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光谱：从约束力最强、最不容易退出的婚姻，到半约束的PACS，再到完全去制度化的事实同居/婚姻。法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在这个光谱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03.

制度演化的底层逻辑

法国的伴侣制度为什么会演化成今天的样子？背后有一个清晰的底层逻辑：功能拆解。

传统婚姻是一个功能高度捆绑的制度安排。性、生育、经济合作、日常照料、道德正当性、社会认可、财产传承……所有这些需求和功能，全部被绑在一起，塞进婚姻这一个制度容器里。

你想要其中任何一样，就必须接受整个套装——想要性的正当性？结婚；想要孩子有合法身份？结婚；想要经济上的互助？结婚；想要老了有人照顾？结婚。你没有挑选的余地，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什么都没有。

《坠落的审判》

法国的制度演化，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功能一件一件地拆出来，让它们各自找到独立的安放方式。

生育，和婚姻身份彻底脱钩。法国的非婚生育比例已经超过60%，更关键的是，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没有任何区别对待。孩子的权利不因父母的婚姻状态而增减。

经济合作有了更灵活的工具。你可以通过婚姻的共同财产制来安排，也可以通过PACS的分别财产制，甚至可以签一份普通的民事合同来约定两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你不必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而走进婚姻。

日常照料的一部分功能——比如生病时有人照顾、年老时有人看护——被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承接了过去。

性，从婚姻的内置功能变成了独立于婚姻身份的私人事务。过去，婚姻身份本身就构成了对性关系的某种预设，“你是我的配偶所以你应该”，性关系是自带的。

但在拆解之后，性回归为两个人之间需要持续协商的事情，它的正当性不再来自婚姻身份，而是来自双方各自的意愿。这次修法就是这个逻辑的最新体现。

当这些功能一件件被拆出来之后，最终的结果不是婚姻被废除了，而是婚姻失去了它曾经享有的制度垄断地位。它从唯一的选择变成了众多选项之一。

你不是非得走进婚姻才能获得对关系的法律保护，不是非得有那张证书才能安心生育，不是非得结婚你的生活才称得上完整和正常。

婚姻依然存在，很多人依然选择它，但选择它是因为真心想要，而不是因为别无选择。

04.

为什么法国能走到这一步？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法国？法国凭什么能把婚姻制度拆解到这个程度？是不是法国人天生就对婚姻不当回事，骨子里浪漫散漫？当然不是。法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有它特殊的历史土壤、文化传统、制度条件。

法国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反教权传统，这一点在理解法国的家庭制度时至关重要。

回溯婚姻制度的历史会发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婚姻是教会管辖的事务。结婚是一种宗教圣事，由神父主持，受教会法约束，它的神圣性来自上帝的旨意。在这个框架下，婚姻是不可更改的——既然是上帝让你结合的，人怎么能拆散？

法国大革命彻底颠覆了这个格局。革命者将婚姻从教会手中争取出来，重新定义为一种世俗的、由国家管理的民事制度。后来的《拿破仑法典》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原则。从此，在法国，婚姻不是神圣仪式，而是法律行为；不是永恒誓约，而是民事合同。

这个历史节点的深远意义在于：一旦婚姻被定性为世俗的法律安排，它就自动获得了一种可改造性。它不再是天经地义的神谕，而是一套人为设计的规则。既然是人设计的，当然就可以被人讨论、被人质疑、被人修改。

法国人对婚姻制度动手术，不会有一种“亵渎神圣”的心理障碍，因为从两百多年前起，婚姻在法国就已经不再神圣了。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文化差异需要理解，那就是一个社会把什么当作它的基本组成单元。

在家庭本位的社会里，比如东亚社会的传统，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由家庭角色来定义：你是谁的儿子、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你的个人利益常常需要让位于家庭的整体利益：为了家庭和睦可以委屈自己，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个人发展。

家庭的稳定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稳定，如果家庭散了，社会也就乱了。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个人从婚姻中“退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威胁到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根基。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根基，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确立的个人本位传统，思路是反过来的。

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你首先是“你自己”，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然后才是某人的配偶、某人的子女、某人的父母。家庭是个人做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你一出生就被嵌入其中的、无法脱身的命运。更关键的是，进入家庭这个决定不意味着你的个人权利要打折或者被让渡。你结了婚，你依然完整地是你自己。

当这种观念投射到婚姻制度上，产生的逻辑就是：婚姻不过是一种可选的生活安排。结不结、怎么结、结了之后怎么经营、不想继续了要不要散，归根结底都是个人的私事。国家可以提供制度框架，但不应该越俎代庖去规定你的亲密关系应该长什么样。

《坠落的审判》

法国的女权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路径与关注点，这对理解伴侣制度的演化非常重要。

很多国家的女权运动，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么让婚姻中的妻子、家庭中的母亲过得更好？丈夫应该分担育儿和家务，妻子应该在家庭财务和重大事务上拥有更多决策权，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隐性劳动应该被看见和承认。

这些都是重要的诉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是既定的，需要改善的是她们在这些角色中的待遇和处境。

法国女权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反对将“妻子”“母亲”这些角色本质化。它质疑的不是“妻子过得好不好”，而是为什么女人一结婚就自动成为妻子这个角色、一生育就自动成为母亲这个角色，然后被期待承担一整套与这些标签绑定的付出。

也就是说，反对把照料家庭、养育子女、为他人牺牲当作女性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这些不是你身为女人就理应去做的事情，而是可以被选择、被协商、甚至被拒绝的社会安排。

更关键的是，它始终强调身体的不可让渡性：进入婚姻，不等于把自己交了出去。你的身体仍然完整地属于你，任何关系、任何身份、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能成为打破这一点的理由。

这次“废除婚内性义务”的修法，和法国女权运动的传统一脉相承。它的核心主张其实很简单：一张结婚证不能成为通向另一个人身体的通行证。

《婚姻故事》

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是土壤，但光有土壤还长不出果实。还需要一种制度通道。一种能够把个体的遭遇、个体的不服、个体的抗争，转化为制度层面变革的机制。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在欧洲家庭相关法律演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机构：欧洲人权法院。

在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表情包，写着“我要告到联合国”。我们知道这是在搞笑，因为普通人根本没有渠道去国际法庭起诉自己的政府。但在欧洲，“告到跨国法院”不是表情包，而是一条真实可行的法律路径。

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委员会设立的一个超越单一国家的司法机制。它的运作逻辑是这样的：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公民，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本国法律或司法实践的侵犯，并且已经在国内穷尽了所有法律救济手段，就可以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不是告某个人，而是告自己的国家。

如果法院判定该国的法律或实践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这个国家就面临两个选择：修改法律以符合裁决，或者承受类似案件不断被推翻的后果。这个机制对法国家庭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推动力。

这次关于性义务的修法，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如果法国不修改相关的司法实践和法律条文，那么以后每一个类似的案件，每一个因为“拒绝性行为”而被认定为婚姻过错的判决，都可能被当事人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并被推翻。对法国的司法体系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

类似的故事不止这一个。比如，法国直到2021年才向女同性恋者和单身女性开放辅助生殖技术。在此之前，法律只允许异性夫妻使用这项技术。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法国女同性伴侣不得不前往比利时、西班牙进行人工受孕。

孩子在国外出生，带回法国，法律身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灰色地带。母亲的伴侣在法律上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亲生母亲出了什么事，另一位母亲对孩子没有任何法定权利。这种荒谬的状况持续了很多年，欧洲人权法院的持续施压，是法国最终被动调整政策的重要推力。

这个机制提供了一样很多社会并不具备的东西：一条制度化的出口，让个体的困境有可能撼动宏观的制度。

个人遭遇了不公，但能怎么办呢？国内能告的都告了，没有用，故事就到此为止了。但如果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司法体系，能够认真审视事情的合理性，就有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制度性的后果。

05.

历史靠人来推动

历史传统提供了土壤，制度通道提供了可能性。但我最想讲的其实是第三个因素，也是最容易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的因素——具体的人。

所有的历史条件和制度机制，本身不会自动运转。它们是容器，装着变革的可能性，但要让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有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处境中，做出一个决定：我不接受。

这次修法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位在判决书中被称为 H.W. 的法国女性——出于隐私保护，只公开了她的姓名缩写。

H.W. 在离婚诉讼中，法国法院认定她“长期拒绝与丈夫发生性关系”，构成婚姻过错，并因此在离婚的财产分割和赔偿中处于不利地位。H.W. 没有接受这个判决。她在法国国内寻求了所有可能的上诉途径之后，2021年，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了申请。

从2021年到2025年，四年的等待和坚持有了结果。2025年，欧洲人权法院做出裁决：婚姻身份不能削弱任何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法国的相关司法实践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

《还有明天》

一个人的坚持，撬动了一个国家的立法。

H.W.女士独自面对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这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韧性。我也想强调一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制度的变迁，几乎从来不是某种历史规律自动展开的结果，也不是顶层设计凭空生成的产物。它通常始于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某个具体的人，在某个具体的处境中，遭遇了一种具体的不公正。

面对这种不公正，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忍受。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抗争的成本是巨大的：时间、金钱、精力、以及巨大的不确定性，你根本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赢。但总有少数人选择了不接受，选择去撞那堵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墙。

撞的人多了，墙才会出现裂缝。

当然，故事之所以有了这样的结局，一方面是个人的勇气和韧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人权法院这个机制确实存在、确实在运转、确实有约束力。如果没有这个通道，她的愤怒和不甘，可能就只是一个人的无声呐喊，永远无法触及制度层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待其他社会的制度变革时，不能只看结果、只感叹人家多先进，而需要追问：变革是怎么发生的？需要什么条件？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通道、什么样的个体行动，才最终凑齐了变革的拼图？

尾声.

在结束之前，我想把法国的经验放回它自己的语境里。法国能走到这一步，有非常具体的前提条件。

首先，婚姻在法国社会中的制度权重本就已经大大降低了。PACS和事实同居/婚姻提供了替代方案，大量的人在婚姻之外建立着稳定的伴侣关系。这不是一个所有人都依赖婚姻来组织生活的社会。

其次，法国拥有相对完善的福利国家体系。医疗、养老、育儿方面的社会保障，为脱离传统家庭结构的个体提供了托底。再次，生育和婚姻在法国社会的实践中早已脱钩，不结婚生孩子既不违法也不丢人。

最后一点也很关键：法国社会对婚姻的道德期待本就不高。婚姻不被赋予太多神圣性和道德意义，它更接近一种实用的法律工具，而不是人生成败的标尺。

所以这次修法，发生在一个婚姻已经被充分去制度化的社会里。因为婚姻早已不再是法国社会稳定运转的核心支点，所以继续给它减负，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震荡。

《坠落的审判》

理解了法国的前提条件，我们再来做一个有意思的对比，看看中国的家庭法律走过了怎样不同的道路。

1980年中国对《婚姻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一个核心突破，是确立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这在今天听起来天经地义到不值一提，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意义非常重大。

在旧时代里，政治标准优先。婚姻不是两个人的感情选择，而是组织安排、政治审查、阶级考量的产物。喜不喜欢对方不重要，政治面貌合不合适才重要。个人情感在婚姻中几乎没有位置。

修改《婚姻法》争取的是把感情和个人选择重新注入婚姻。它宣告：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感情没了，就应该有正当的途径离开。

再往后几年，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将“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列为认定感情破裂的参考情形之一。

这个细节同样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性生活的和谐开始被纳入婚姻质量的考量范围，不再只是生育的手段，性本身的满足开始被承认为婚姻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性与生育开始分离——人们开始接受，性对于婚姻有独立的意义，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中国在那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往婚姻里注入新的内涵。注入感情，注入个体选择，注入对性的正视。方向是丰富和充实婚姻的意义，让它从一个政治化的、工具化的制度安排，转变为一个以情感和个人意愿为核心的关系。

法国2026年做的事情，方向恰恰相反。它不是往婚姻里装东西，而是从婚姻中卸载东西。性义务被卸掉了，忠诚义务在PACS中不存在，生育早已和婚姻脱钩。法国的运动方向是拆解、减负、让婚姻承载更少的强制性功能。

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路径，是不同社会在不同历史时刻、面对不同问题的回应。

中国当年争取的是“进入现代婚姻”——让婚姻摆脱政治干预和纯粹的功利计算，回归情感和个人的自主选择。法国现在做的是“超越现代婚姻的某些预设”——当婚姻已经充分个人化之后，进一步追问：这个制度是否还背负着一些不该由它来强制规定的东西？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由于国情的不同、制度结构的不同，同一项改革，在此处是解放，在别处却可能造成新的困境。

如果忽略了不同社会各自的处境和阶段，我们很容易掉进两种思维陷阱：要么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都想照搬过来；要么觉得这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是别人的事，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就好。

但在不同社会差异之下，有一点是共通的——无论在哪种文化、哪个社会、哪个历史阶段，改变都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历史文化积累，需要制度通道，更需要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处境中，做出不接受、不沉默的决定。

H.W.从起诉到胜诉，四年。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从民间倡导到最终出台，背后同样有无数个体的遭遇在推动：每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经历的人，每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者，每一个在艰难条件下坚持法律援助的律师。这些接连不断的实践，最终推动了改变。

理解法国这次修法的意义，不在于去羡慕某个具体的制度成果，而在于看清变革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以及，更重要的是追问：在我们自己所处的语境中，什么是当下最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如何去争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