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当代中东国际政治中最持久、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这种对立并非单一政策冲突，而是意识形态差异、地区战略竞争、国内政治结构固化以及关键议题长期僵局的综合产物。

美伊对立，是历史凝固的宿命。要理解这一宿命式对立，必须沿着历史时间线梳理双方在不同时期的互动逻辑。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开始，美伊关系经历了多轮演变：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决裂、两伊战争时期的军事化对抗、海湾战争后的结构性围堵、2011年后的代理人博弈以及近些年的核问题僵局。正是这些阶段性博弈层层叠加，塑造了今日中东地区复杂的战略格局。

在伊朗民族主义叙事中，美国成为了民族独立的重要障碍

美伊矛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伊朗摩萨台改革。1951年至1953年的摩萨台改革及其被推翻的历史，是理解伊朗社会长期反美情绪形成的关键历史节点。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试图在经济上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也试图在政治上摆脱长期以来外部势力对伊朗的操控，而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直接干预，则深刻改变了伊朗社会对美国的认知，并在相当程度上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奠定了历史心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伊朗的石油资源长期被英国控制。1901年英国人达西获得伊朗石油开采特许权，随后成立的“英伊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产业。到20世纪40年代末，英伊石油公司每年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远高于支付给伊朗政府的特许权使用费，伊朗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对国家财富的掠夺。这种经济不平等激发了伊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一背景下，出身政治世家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逐渐成为伊朗民族主义力量的核心人物。1951年，摩萨台出任政府首相，并推动通过伊朗石油国有化法案，宣布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这一举措在伊朗国内获得广泛支持，被视为恢复民族尊严和经济主权的重要象征。摩萨台上台担任首相后，致力于通过法律和制度化手段实现改革，包括削弱外国公司对伊朗资源的控制、加强议会权力、限制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政治干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伊朗社会长期以来追求国家独立与政治自主的诉求。

摩萨台改革的核心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试图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维护伊朗的经济主权。石油国有化并非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象征着伊朗摆脱半殖民地状态、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重要步骤。摩萨台政府还试图与世界各国重新谈判石油收益分配比例，希望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合作模式。然而，这一改革严重触动了英国的既得利益。英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并试图通过国际仲裁迫使伊朗妥协。尽管如此，摩萨台依然坚持国有化路线，并在国内获得巨大声望。

起初，美国对摩萨台政府的态度相对谨慎。随着冷战格局的加剧，特别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伊朗局势的判断发生根本转变。华盛顿逐渐将摩萨台视为可能被苏联影响的“不稳定因素”，担心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会为共产主义势力提供机会。在这一逻辑下，美国情报机构开始与英国合作，策划推翻摩萨台政府。1953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合实施了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的秘密政变计划。美国特工通过收买伊朗政客、操纵媒体舆论、组织街头骚乱和支持亲王室力量，逐步制造政治混乱。最初的政变尝试曾一度失败，巴列维国王甚至被迫逃往国外。但在美国的持续干预下，政变力量最终成功，摩萨台被捕并被软禁，亲美的扎赫迪将军出任首相，巴列维国王得以重新掌握实权。政变后，美国和英国迅速重组伊朗石油产业结构，虽然名义上承认国有化，但实际控制权重新回到西方石油公司手中。

1953年的政变在伊朗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创伤。美国在伊朗人心中的形象从潜在的同情者转变为直接干涉伊朗主权的外部操纵者。许多伊朗人认为，摩萨台代表的是通过民主方式实现民族独立的合法政府，而美国却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将其推翻。巴列维国王在美国支持下建立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依赖秘密警察（SAVAK）镇压反对派，使伊朗政治空间日益收缩。美国被视为这一威权体制的主要保护者，其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后来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了这种长期积累的反美情绪。对于许多伊朗人而言，美国并非单纯的外国大国，而是曾经阻断伊朗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性力量。

革命改变的不只是伊朗政权，更是整个中东的战略坐标系

1978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美国和伊朗敌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被视为美国遏制苏联南下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美国在波斯湾安全体系中的核心伙伴。然而，伊朗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政治腐败、经济不平等和民族主义情绪，为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国家性质和对外政策方向。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围绕“伊斯兰法学家治国体制”构建政治秩序，将反对美国影响、追求独立自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伊朗革命话语中，美国被定义为长期干涉伊朗主权、掠夺伊朗资源的“霸权力量”，是伊朗民族独立的最大外部障碍。

同年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成为美伊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性事件。伊朗激进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押外交人员长达444天，这一事件不仅重创了美国的国际威信，也在美国社会内部塑造了对伊朗长期敌对的集体记忆。从此以后，美国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国家之一，而伊朗则把美国视为革命政权最大的外部威胁。伊斯兰革命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立，奠定了美伊关系长期敌对的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选择。许多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革命后对伊朗产生强烈戒备，开始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形成了新的地区阵营格局。

伊斯兰革命深刻改变了中东的阵营格局。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革命伊朗普遍产生强烈戒备，开始更加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美国则逐步把遏制伊朗作为其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从此，美伊对立成为塑造中东政治的重要主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成为美伊博弈的第二个关键阶段。1980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出于遏制伊朗革命输出的战略考虑，事实上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政策立场。尽管美国与伊拉克并非正式盟友，但在战争期间，美国向伊拉克提供情报支持、军事援助和政治庇护，以防止伊朗在战争中获胜并扩大其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不断加强军事存在，护航科威特和沙特的油轮，防止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在这一时期，美伊之间曾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例如1988年美国“祈祷螳螂行动”，美军在波斯湾对伊朗海军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成为冷战后美国与伊朗之间最严重的军事对抗之一。同年，美国“文森斯号”巡洋舰击落伊朗客机，造成290名平民死亡，更加深化了伊朗社会对美国的仇恨记忆。两伊战争时期的博弈，使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加坚定地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体系，也促成了美国在卡塔尔、巴林、沙特等国的长期军事存在。从此以后，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结构逐渐成型，而伊朗则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成为被孤立的“修正主义国家”。

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期，是美伊关系演变的又一重要节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主导多国联军发动“沙漠风暴行动”，一举击败萨达姆政权。表面上看，伊朗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甚至间接受益于伊拉克实力的削弱，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在海湾战争后的大规模驻军，使伊朗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美国在科威特、沙特、巴林和卡塔尔建立更为稳固的军事基地网络，事实上将伊朗置于美军包围之中。

在海湾战争后的十年里，美国对伊朗实施“遏制与制裁并行”的政策，试图限制其经济发展和地区影响力。伊朗则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发展所谓“非对称战略”，开始更加依赖代理人网络来对抗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一时期逐渐成长为伊朗最重要的地区盟友，而伊朗与叙利亚的战略合作也不断深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这一阶段继续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同时对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扩张保持高度警惕，美伊对立逐渐固化为中东地区最核心的结构性矛盾。

核问题是表层症状，地缘政治博弈才是根源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本意是重塑中东政治格局，但客观上却为伊朗影响力扩张提供了战略机遇。什叶派主导的新伊拉克政权上台，使伊朗在巴格达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美国在伊拉克长期陷入治安战，而伊朗则通过支持什叶派政党和武装组织，逐步扩大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这一阶段的博弈，使美伊关系进入一种更加复杂的“间接对抗”状态：双方虽然没有直接开战，但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展开激烈角力。

真正改变中东格局的，是2011年以后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地区动荡为伊朗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朗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向叙利亚派遣革命卫队顾问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参战，使大马士革政权得以生存。在也门，伊朗支持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联盟展开长期对抗。在伊拉克，伊朗扶植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力量”逐渐成为重要政治军事力量。这一时期，美国忙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战略收缩明显，而伊朗却在多个方向实现影响力扩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展开激烈博弈。2015年奥巴马政府推动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试图通过外交手段限制伊朗核能力，并换取地区局势缓和。这一协议一度被视为美伊关系可能改善的重要转折点，也使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产生强烈不安，担心美国对伊政策“软化”。然而，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极限施压”，使美伊关系再度急剧恶化。伊朗开始逐步突破核协议限制，双方陷入新一轮对抗循环。

近些年来，美伊博弈进一步呈现军事化和对抗常态化的趋势。2020年美国刺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标志着双方冲突达到新的高度。伊朗以导弹袭击驻伊拉克美军基地作为报复，中东地区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此后，双方在波斯湾海域的摩擦、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代理人冲突以及在核问题上的僵局持续不断。特别是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朗支持的地区盟友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加剧，使美伊关系更加紧张。

“海湾国家既依赖美国的安全伞，又害怕这把伞变成战争的引线。”

美国和伊朗的长期博弈，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格局。对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伊朗始终被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因此它们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然而随着美国战略重心逐步转向亚太，这些国家又开始尝试与伊朗进行有限对话，例如沙特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实现复交，体现出在美伊对抗背景下的多元化外交选择。对土耳其而言，美伊冲突既带来地缘经济机遇，也可能引发难民潮和库尔德问题外溢，因此土耳其在两国之间采取谨慎平衡策略。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来说，美伊竞争则直接塑造了其国内政治生态，使其长期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在2025年4月之后，美伊之间围绕核问题的对话渠道事实上已经中断。2025年6月，美国参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使得伊朗政府在政治上更加不愿意公开恢复与美国的战略对话。在此背景下，美伊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对峙态势不断升级，呈现出“剑拔弩张、大兵云集”的紧张局面，外界普遍担忧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然而，从美国的整体战略考量来看，尽管当前对伊朗采取强硬姿态，但在短期内对伊朗发动全面、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一方面，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近年来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即不应重蹈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覆辙。全面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军事与经济消耗，还需要长期承担该国政治与社会重建的沉重负担，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种战略性透支，且难以带来与投入相匹配的战略收益。

另一方面，从特朗普政府两届任期的对外军事行动模式来看，美国更倾向于采取“短促而高强度”的有限军事打击，而非长期占领式战争。对于特朗普来说，军事行动只是途径而非目的，通过军事行动施压目标国家，迫使对象国家做出政治让步。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在不彻底改变打击对象国家政治结构的前提下，通过精确打击对方的关键目标或重要领导层，对其施加高压威慑，从而迫使对方在重大议题上做出让步。在对伊朗问题上，美国更可能选择对具有高战略价值的目标实施有限打击，而非谋求全面推翻伊朗政权。

在这一战略思路下，美国未来对伊朗的政策工具更可能是选择性军事行动与经济政治压力的综合运用。通过有限但高强度的军事威慑，美国希望逐步削弱伊朗国内的战略凝聚力，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导弹问题和地区政策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而并非寻求直接摧毁伊朗现行政权体系。

从历史进程来看，美伊矛盾并非单一议题冲突，而是由意识形态对立、地区战略竞争、国内政治结构以及具体政策分歧共同构成的复合性结构矛盾。美国和伊朗都将对方视为彼此实现“正义”的重要阻碍。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塑造了随后数十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认知，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奠定了军事对峙格局，2011年后的地区动荡又加剧了代理人竞争，而近年来的核问题和军事摩擦则使对立进一步制度化。正是这些跨越数十年的历史积累，使美伊关系成为中东地区最难调和的战略断层，也持续塑造着中东国家之间的结盟、对抗与平衡逻辑。

无论未来局势如何变化，只要美国与伊朗在意识形态认知、地区秩序愿景和安全利益上继续存在根本分歧，美伊结构性对立就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缓解，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也将持续受到美国和伊朗对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