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历克斯·普雷蒂遭联邦特工枪杀的现场，四天后仍有哀悼者聚集。

蕾妮·古德于1月7日身亡，亚历克斯·普雷蒂于1月24日丧生。两人皆死于联邦探员枪下，政府还给两人都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但随着公众逐渐了解两起案件的真相、看到枪击现场视频，这些标签迅速不攻自破。

然而正是普雷蒂之死冲破了阻塞的堤坝，激起公众对联邦政府执法手段的强烈不满，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惊人让步。

拥枪权益组织转向反对白宫，共和党参议员纷纷呼吁展开调查。一项民调显示，独立选民中支持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比例近乎翻倍。

两起命案都引发了公愤，但普雷蒂之死的影响范围要深远得多，渗透到了此前一直为移民突击执法辩护的保守派圈子，也触动了那些原本愿意对此事视而不见的独立选民。为何古德之死尽管同样令人愤怒，却未能引发同样的反响？

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解释为何一场悲剧能激起更广泛的公愤，另一场却不能。但历史早已提供了先例。

乔治·弗洛伊德并非2020年首个死于警方之手的非裔美国人，但他遇害的视频画面触目惊心，而且事件发生时公众正对警方执法失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一切使得他的死亡成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导火索。罗莎·帕克斯也并非首个在蒙哥马利市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的人；数月前，15岁少女克劳德特·科尔文就因同样的举动遭到逮捕。但出于策略与时机等多重原因，最终是帕克斯的案件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催化剂。所谓的临界点，往往只有事后回望才能看清。

东北大学长期研究种族、犯罪与公众舆论的犯罪学家凯文·德拉库利奇对此的总结言简意赅：“蕾妮·古德的死是一场悲剧，亚历克斯·普雷蒂的死则则是一种趋势。”

事实上，联邦政府的移民突击执法早已在其他地区造成伤亡，包括去年9月一名墨西哥移民在芝加哥被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探员射杀，这起事件却并未引发全国范围的持续关注。明尼阿波利斯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这座已成为抗议与警察暴力代名词的城市，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两起美国公民被杀的事件。

明尼阿波利斯市为蕾妮·古德举行的追悼会。

古德之死引发了全国对联邦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行动的质疑，抗议活动、头条新闻，以及特朗普总统在移民问题上公信力的首次严重动摇随之而来。而在普雷蒂遇害四天前，一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头戴蓝色兔子帽、背着书包的五岁男孩利亚姆·科内霍·拉莫斯被联邦探员带走。这个刚从学校接回来的孩子和父亲一同遭到拘留。这张照片让裂痕进一步扩大。

但舆论反应的差异绝非仅凭不断累积的画面与悲剧就能完全解释。

古德遇袭时正身处车内，因此政府官员宣称她的车辆构成武器，并声称她当时对执法探员构成了威胁。尽管视频分析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无法完全排除执法人员声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陈述。

而普雷蒂的案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猜测的空间。当时他正徒步前行，手持手机拍摄现场，并出手帮助一名被推倒在地的女性。政府却将他称为“刺客”，声称他蓄意屠杀执法人员。

事发后数小时内，多视角的现场视频便传遍全网：画面中的普雷蒂手持的是手机，而非武器；随后他被扑倒在地，脸朝下的情况下背部身中数枪。一名探员早已从普雷蒂的腰带处搜走了枪支。视频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枪击发生在普雷蒂被解除武装并控制之后——根据常规武力使用准则，这一系列操作恐难获得正当性。

在许多观者眼中，这根本不是一场针对本土恐怖分子的防卫行动，而是一场处决。政府的叙事就此崩塌。但即便如此，这些仍不足以完全解释后续的发展。但审视受害者身份及公众对他们的认知或许能揭示舆论转向的根源。

德拉库利奇提出过一个术语，用来形容那种会引发公众本能同情的遇难者——理想受害者。这类受害者通常具备两个特质，他说：“一是其生命与福祉受到到社会的广泛珍视；二是公众可以判定，他们对自身遭遇的不幸没有任何责任。”

不妨看看普雷蒂死后几天内流传开来的那些细节：他并非官员宣称的打击目标——所谓的犯罪移民，而是一名美国白人公民；他是退伍军人事务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护士，照料退伍老兵；数月前，一段他向已故病人敬礼的视频就曾在网络上流传；他持有合法的持枪许可证，是合规持枪者，且无任何犯罪记录；在他遇害前的视频画面中，他展现出一位昔日学生所言的那种“熟悉的从容与标志性的镇定”。

他没有逃跑。他向陌生人伸出援手。尽管如此，他还是死在了蒙面联邦探员的枪口之下。

长期研究身份认同与公众认知的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副教授萨拉·盖瑟在邮件中写道，普雷蒂的个人形象 “完全符合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代表着体面与非威胁性的文化符号”。

她进一步指出，这些特质 “消除了部分人群的心理抵触，让他们更容易产生共情，这些人原本不愿批评移民海关执法局”。

这并非是说普雷蒂比古德更值得同情，而是他的形象打破了壁垒。对于那些需要一个正当理由才能批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人而言，普雷蒂的遭遇就是最好的理由。

上周五，抗议者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郊外的B·H·惠普尔联邦大楼外集会。

而对于某一特定选民群体来说，普雷蒂之死不仅提供了批评的理由，更印证了他们长久以来的恐惧。

数十年来，保守派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核心依据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武装公民是抵御政府暴政的最后一道防线。全国步枪协会曾在筹款信中警告“身着军靴的政府暴徒”的威胁。彼时，这些言辞听起来危言耸听，相关场景也不过是假设。

但明尼阿波利斯的事件让这一假设成为了现实。蒙面的联邦探员枪杀了一名从未拔枪的合法持枪者。

拥枪权益组织随即发起反击。美国持枪者协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携带武器参与和平抗议并非激进——这是美国人的权利。本协会将追究任何政府的责任。”

普雷蒂恰恰是这类组织成立之初旨在保护的那种美国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合法持有武器，最终却死于政府执法人员之手。

不过，周三曝光的一段新视频可能会让这一既定叙事变得复杂。视频显示，1月13日，也就是普雷蒂遇害的11天前，他曾与联邦探员发生冲突。画面中，他朝着探员吐口水，踢踹他们的车辆，导致尾灯破裂。随后探员将他扑倒，普雷蒂腰间的枪支清晰可见。但最终他未被逮捕，得以脱身。

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曾释放出缓和局势的信号。他称普雷蒂的死“非常不幸”，并表示希望在明尼阿波利斯“适当降温”。

但在周五上午，总统却突然反转态度。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煽动者，或许还是叛乱分子亚历克斯·普雷蒂的形象一落千丈。” 他还称这段新视频“充分展现了失当行为与愤怒，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疯狂失控”。

这条帖子随即引发强烈谴责，不少批评者指出，这是对逝者的恶意抹黑。

普雷蒂的家人也已就视频曝光一事发表声明：“整整一周前发生的一切绝对无法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1月24日枪杀亚历克斯的事件开脱。”

舆论的浪潮已经转向。就连特朗普政府的边境事务特别顾问汤姆·霍曼——这位长期为强硬执法手段辩护的官员——也承认，明尼阿波利斯的执法行动存在缺陷，这是他极为罕见的让步。数日之后，缅因州的一场移民执法行动被突然叫停。

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那条冰冷街道上的事件影响早已超越这座普雷蒂逝去的城市，引发更广泛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