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死亡后，高广辉在太平间停留了三个小时。送去殡仪馆时，工作人员将他的手脚交叠在一起，用绳子捆紧，像打包一件货物。面包车里已经躺着一具遗体，他被丢上车，和另一具身体叠放在一起。

“人死了，是没有尊严的”，这样的感受，高广辉的妻子柳月后来再体会了一次。

这次和高广辉供职七年的公司有关。这位32岁的程序员猝死后，事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工伤认定、加班制度等话题被一再提起，现代职场文化对个人的侵蚀，刺痛了很多人。

处理完丈夫身后事，柳月想去公司整理他工位上的遗物，但公司拒绝了，提出由他们代为收拾。

但遗物的箱子寄到她手中时，鞋子和衣服揉成一团，原本摆放在工位上的婚纱照，相框被压裂。那只柳月用橡皮泥捏的可达鸭——高广辉一直想要肯德基的限定款，却总买不到，她便捏了两只送他——鼻子也掉了。他曾经很喜欢，将它摆在工位显眼的地方。

还有一些东西，直接被“处理”掉了：升降桌、靠背、坐垫。公司拖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告诉她：“找不到了，要不给你买新的？”

强烈的愤怒涌上心头。

“不要为工作献命”，“人一走你所有引以为傲的荣誉，都变成了垃圾”，她说。

01

高广辉的最后十二小时

这天是2025年11月29日，周六。窗帘拉着，房间很暗。柳月醒来时，听到丈夫说肺有点不舒服。她问呼吸困难吗？她不记得他是否回答了，困意又涌上来，她睡了过去。这后来让她无比自责。早上阳光刺眼，高广辉平时工作太忙太累，为了让他睡好，一周前她特意给卧室装了遮光布，一针一针缝上去。

接着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在送丈夫去抢救，心慌得厉害，一下惊醒。她听见丈夫在叫她。她跑出去，发现他躺在地上。他说自己好像晕倒了，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现在起不来。柳月扶他起来，手机摔在一旁。他尿失禁了。

出事前的那个夜晚，似乎没有明显异常。

他只是显得格外疲惫，这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下班回到家，他常瘫在沙发上，洗澡都需要催促很久。早晨7点10分的闹钟，以往响三四分钟他就会起身，可最近闹钟响了，他却像醒不过来似的，总得她多叫几次。她担心他休息不够，他只回答：“没关系，习惯了。”

那天晚上，他大约10点到家。睡前，是他们一天里难得能好好说话的时刻。他一边回复工作消息，一边和她说着些日常，具体内容柳月已经记不清了。因为第二天周末可以多睡一会儿，他睡得比平时晚，凌晨一点才躺下。

直到出门之前，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情况多严重。他换好裤子，穿上鞋子，对柳月说：“我感觉这次不对劲，可能要住院了。”因为当天还有工作，但电脑落在车上，前一晚上，他还对她提过，回来匆忙忘了带电脑，他们要带去医院。

于是他们打算先坐电梯到负一楼取车。

电梯门刚在负一楼打开，高广辉就整个人倒在了柳月身上。一米九的个子，一百七十多斤，直接将她压倒在地。她后来始终不敢去看监控，不敢回看那个瞬间。救护车到来之前，她和邻居一直给他做胸外按压，医护人员接手后，她看着他渐渐不再抽搐，瞳孔散开。她知道，电视剧里这样的画面，意味着人不好了。

在柳月的时间线里，当天上午10点，高广辉被送进急救室，随后转入ICU。下午1点，宣告死亡。下午4点左右，遗体被殡仪馆的车接走。

而微信里的高广辉，却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10点48分，他被拉进一个新的技术群；11点15分，群里有人说“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在他被宣告死亡八小时后的21点09分，有同事发来私信：“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下。”后来柳月翻看他前一晚的聊天记录，工作信息长得连滑三次都滑不到底。

这是29岁的柳月第一次面对死亡。她对凤凰网《风暴眼》一次次回想着：如果当时她多做一点，反应再快一点，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直到遗体被送上面包车后，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殡仪馆发来短信：“高广辉的遗体已被收录。”她怔住了。原来人死后，不是被“送走”，而是被“收录”。像一份文件被归了档。

02

“你就是下一任总监”

在外人眼中，高广辉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这个从河南考来广州的三本毕业生，2015年刚工作时，月薪只有2000块。为了省钱，他和师兄合租在殡仪馆附近的一间700块月租的地下室。直到2018年柳月毕业，两人才开始整租公寓。他们搬了六次家，房子一次比一次明亮，直到在广州安了家。

在视源股份（CVTE，业内称“C厂”）的七年时间，高广辉到手月薪从1.2万元涨到1.9万元，职位从普通员工晋升到部门经理。他结婚、买房，完成一件件人生大事。

这一切似乎给了高广辉一种错觉，以为努力是握在手中的确定之物，仿佛仅凭努力，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轨迹。

C厂是一家以显示控制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推崇“家文化”和“无边界协作”。

公司设有医院、幼儿园、健身房和游泳馆，同事间互相称“同学”、“哥姐”，鼓励夫妻一起在公司工作，每年还为员工家属安排免费体检。这构成了一个现代公司紧密的系统，将员工的吃、住、行，乃至社会关系都一一囊括。

将“努力”奉为信条的高广辉深陷其中，他的时间被持续分割着：早晨7点10分起床，开车上班路上参加8点10分左右的远程管理层会议；到公司吃早餐，9点开始部门会议。最晚的时候忙到凌晨2点才回家。

作为部门经理，他本职工作是资源调配，写写代码。柳月对凤凰网《风暴眼》回忆，2024年6月后，他的工作量开始加剧。一名处理售后问题的下属调岗后，工作由他接替；之后他又兼管测试部，还要陪着销售外出拉业务。家里的电脑成了他的办公工具，客厅成了第二工位，他几乎永远处在待命状态。

在“家文化”里，“加班”被视为对“家”的贡献，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消失，也让持续的超负荷付出被合理化。

这样的节奏在C厂并不罕见。内部流传着“CVTE不养闲人”的自嘲，社交媒体上更有人称其为“广州四大天坑”之一。作为中层，高广辉承受得更多。有同事对他说：“你就是下一个总监，压力总要扛一点的。”

03

系统的另一面

只有柳月清楚他有多累。

2019年高广辉入职前，两人还能每天一起吃晚饭；之后，能周末一起吃顿饭，她就已经觉得高兴。一天里能见到他的时间，常常不超过两小时。她总坚持等他一起睡，睡前说上几句话，成了两人维系感情的重要方式。

这两年，夫妻俩的聊天记录，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该回家了，不然得凌晨才回来。”

出事前几个月，高广辉的白发肉眼可见地增多。一个周末，刚处理完工作，他苦笑着对柳月说，工作量起码翻了三倍。他拒绝过，可责任心又推着他接下。“我听到他跟领导说，‘我不一定能扛得住，但我会尽力’。”

柳月总是心疼地说：“你是活雷锋，这工作只有你能做，其他人真的做不了。”

然后，事情发生了。

“家文化”系统的另一面，显现了出来。

在救护车上，柳月一一通知了高广辉的家人、领导，以及自己的家人。最先赶到的是公司直系领导，随后是HR。他们联系了殡仪馆，还在附近的全季酒店安排了房间，让家属入住。也是公司的人搀扶着柳月走进的太平间，高广辉躺在那里，HR还提醒她，“等到了殡仪馆，就很难再见到他了。”

柳月一度以为，公司是来帮助她的。12月5日，在高广辉的头七之前，在公司的要求下，她签了协议，领取了部分“人道主义抚恤金”。

但后来，越来越多事让她无法接受。

作为申请工伤认定的关键证据，高广辉猝死当日凌晨登录工作系统的后台记录，被公司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既未向家属提供，也未提交给人社局。

追悼会举办得匆忙。柳月想在高广辉的朋友圈发一则讣告，公司说里面客户太多，不能发。

她想到，2025年上半年，高广辉招聘进公司的一位“徒弟”跳楼身亡，这给他带来巨大冲击，他为此做了几次心理咨询。这一次的情况也有些相似，有员工透露，公司曾发消息要求全体人员不得讨论此事。

还有人告诉她，某个周六，公司紧急处理了高广辉的工位，内网上他曾经分享的技术文档也找不到了，她觉得“像是在抹掉他的痕迹”。

直到柳月发现，自己反复恳请直系领导保留的工位遗物，有一部分也不见了。她终于压抑不住愤怒。

她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在这些反复拉扯里，最刺痛她的一句话，来自HR，“如果我死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我不会有遗憾，也不希望我的家属拿着我的遗体去换钱。”

04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柳月的情绪没有出口。

她只是反复地想，高广辉是一个那么好的人。他应该被这个世界好好对待，也应该被这个世界记得。

她不厌其烦回忆起认识的细节。

2018年，第一次见面，高广辉给她的印象是“务实”“勤奋”“上进”，身上带着一股乐呵呵的能量。

她还记得第一次请吃饭时他说：“不能超过500块。”柳月当时还不解：为什么要特意提金额？根本吃不了那么多。后来她才知道，那时候他全身家当，只有1000块。

柳月来自单亲家庭，从小为自己的牙齿自卑，所以拍照从来不露牙齿。高广辉知道后，悄悄打听医院，对比价格，带她去珠海的一家医院做了矫正，“广州要两三万，珠海一万五就行”。当时他们刚在一起一年，高广辉没有多少存款，父母也反对，但他坚持出了这笔钱。

柳月成为程序员，也是高广辉教的。他说，希望即便有一天自己不在她身边，她也能靠本事过得很好。

他有乙肝，为此自卑，刚认识不久就告诉了柳月，说“很多女生会介意，如果你介意没关系”。

柳月完全不介意。她盼着赶快摘牙套，和他结婚，因为戴上牙套拍婚纱照不好看。

她觉得高广辉一切都好得不真实。

刚在一起那两年，她从来没有问过他工资，直到谈婚论嫁了才知道他没有多少存款，除了生活，大都打给了家里。

直系领导找到他，想他调岗。他担心一走，底下的兄弟工作保不住，可能会被调岗或劝退。找了他半个多月，他答应了下来。“他跟我说，总监是他恩师，对他有提携之恩，要过去帮他。说不定在那边做得好，有机会把原来的兄弟带过去。”

高中时，他曾经为帮一个女生追回被抢的包，狂追几条街，直到把小偷累倒制服。谈恋爱后，有一次他和朋友去肇庆参加婚礼，半夜听到情侣吵架，他出去看看，发现女生站在空调外机上要跳楼，他赶紧一把冲去将人拽了回来。

柳月后来十分后怕，对他说：“下次救人时，能不能先考虑保全自己？”

柳月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她只见过他一次情绪崩溃。乙肝病情反复，柳月陪他去医院，本想检查完散散心，他却临时又说要回家。柳月有些生气，高广辉也生气了，他摔了病历，又捡起来，又摔了。调整好情绪，主动回来找她道歉。

他总担心自己活不长，偶尔会在夜聊时会说，“要是我死得早，会给你留一大笔钱”，这话让柳月觉得又好笑又心疼。

柳月不愿高广辉“死得偷偷摸摸”。她说，高广辉的名字，不需要打码，他的照片也不要打码。“我老公是我的骄傲”，如果他的经历能警醒世人，“我觉得是他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后一件好事”。

高广辉去世的第一天，柳月睡不着，吃了两颗褪黑素，睡了两个小时。她又做了一个梦，海啸很高，向她席卷，她被淹没了，无法呼吸，直到惊醒。醒来时她浑身湿透，头发、床单枕头也湿了，整个人不住地颤抖。

她幻想过他还活着。他在殡仪馆里躺着时，她想，他会不会冷？会不会在殡仪馆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被绑住了？她特地观察了他的胡子。高广辉的胡子长得特别快，一天不刮就会长出来。隔了一天她去看，胡子没有变长，“我老公好像真的死掉了”。

一些失眠的夜里，她给高广辉剪辑了11分钟视频，回顾他的一生，用AI合成了他的声音。

她一遍遍翻看着过往的结婚照片，几年前，这些朋友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现在，他们一起来参加了他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