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下称“民主力量”）冲突持续半个月之后，当地时间1月18日，双方达成一项新的停火与全面整合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在当前所有战线与接触点立即实现全面停火；“民主力量”武装人员将在通过安全审查后，以“个人身份”编入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国防部和内政部体系。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正式进入该国东北部的拉卡与代尔祖尔两省，从“民主力量”手中接管权力，以及民事机构、油气资源设施等。

阿拉伯部落欢迎叙利亚安全部队到来。

协议还规定，“民主力量”此前负责看管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囚犯营地及相关设施将移交叙政府管理，所有非叙籍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成员必须离境。

这一进展并非突发事件，而是近年来叙利亚局势持续重组下逐步酝酿而成的。

自去年夏末以来，叙利亚东部与北部冲突频发，从阿勒颇北部的库尔德社区，到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拉卡与代尔祖尔，政府军的军事推进与政治谈判同步展开：一边是零星冲突与持续施压，另一边是双方围绕停火、行政移交与安全安排的密集磋商。

这一过程中，库尔德政治与军事力量逐渐处于劣势，原因在于内部裂痕以及部分阿拉伯部落立场的转变，美国与土耳其等外部力量也在不同阶段对双方施加影响。

2025年秋冬之际，笔者曾在叙利亚东部与北部进行田野调查与采访，先后进入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哈塞克地区，以及此次冲突的核心地带——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拉卡市区，以及阿勒颇市内的谢赫·马克苏德（Sheikh Maqsoud）与阿什拉菲耶（Ashrafiya），这是两个街区是曾由“民主力量”控制的库尔德飞地。

拉卡底格里斯河上的新桥，现已在冲突中受到破坏。（拍摄：黄瑜珊）

当时，一种普遍而具体的焦虑正在蔓延：政府军的军事压力持续逼近，外部支持明显收缩，每一轮紧张升级出现，阿勒颇的库尔德飞地就率先成为封锁与施压的对象；而在以阿拉伯部落为人口主体的拉卡，“民主力量”当局的立法与治理实践频频受阻，难以真正落地。

因此，停火不仅是战场层面的暂时缓和，更是一场深刻重塑权力结构的政治交易。

但停火协议本身并未终结不确定性。协议中的诸多承诺，仍有待在高度紧绷、彼此缺乏信任的现实中接受检验。更重要的是，过去一年中，叙利亚少数民族在国家重建进程中遭遇的暴力、清洗与边缘化，已为“国家统一”这一叙事投下阴影。

“民主力量”快速退却

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后，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接管权力组建过渡政府，但叙利亚仍有大片土地被各方势力分割。其中“民主力量”控制了该国约 25% 至30% 的领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哈塞克省，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拉卡、代尔祖尔两省，此外还有阿勒颇的小块飞地。

早在2025年3月10日，过渡政府与“民主力量”曾在大马士革签署一项框架性协议，同意将后者控制的军民机构纳入叙利亚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边境口岸、机场与油气资源等关键领域，协议还承诺，保障库尔德社区在政治进程和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权及宪法层面的权利。

为推动协议的象征性落地，4月1日，在美国等第三方协调下，过渡政府与“民主力量”又就阿勒颇市内两个库尔德聚居区达成补充协议，将其作为整合进程的试点地区。

这一协议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具有安抚意味的政治姿态，旨在向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释放包容信号。

人们在拉卡高举叙利亚新国旗。

然而，这份框架性协议在关键问题上高度概括，对具体执行机制、时间表以及权力重新分配的方式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为后续执行埋下了隐患。因此随着框架执行期限的临近，双方关系并未如设想的那样朝着和平融合稳步推进。

与此同时，地面摩擦明显增加，冲突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河沿线、提斯林水坝周边以及阿勒颇附近地区。双方不断指责对方在其控制区实施渗透或发动先发攻击，使本已脆弱的停火安排进一步失去约束力。

阿勒颇市内的两个库尔德飞地原本被设想为“整合试点”，却逐渐转变为大马士革向“民主力量”施压的前沿阵地。

这两个街区在地理上高度孤立，外围完全被政府军及其盟友控制。每当谈判陷入停滞或分歧，政府方面便通过多种方式收紧控制，如加强检查点、限制人员与物资进出、阶段性封路等，甚至伴随炮击与空袭。

这种压力首先转化为对平民生活的直接冲击。谢赫·马克苏德的一名居民舍琳向笔者表示：“政府军短时间内无法进入东北部‘民主力量’控制区，所以一旦谈判出现问题，最先承受后果的就是我们——我们成了政治博弈中的牺牲品。”

由此形成典型的“恶性循环”：谈判受阻，安全施压升级；安全局势恶化，又削弱政治互信，为下一轮谈判制造障碍，却也为进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性。

拉卡曾经的自由女性广场，如今雕塑已被推倒。（拍摄：黄瑜珊）

进入2026年1月初，新一轮谈判破裂后，叙利亚政府军与“民主力量”在这两个库尔德街区爆发密集交火，这是双方多年来局部对抗中最为激烈的一次。

不过战斗并未延续太久。经过数日激战，“民主力量”在美国与国际压力下组织武装人员和部分平民撤离了这两个街区。

仅一周后，政府军迅速扩展至更广泛的“民主力量”控制区。1月16日，“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宣布，其部队将从阿勒颇以东撤出，并按照“友好国家和调解方”的要求向幼发拉底河东岸重新部署。

2025年3月10日，“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与沙拉签订协议。

随后两日，叙利亚政府军几乎未遭遇大规模抵抗，便控制了拉卡和代尔祖尔两省，结束了“民主力量”在这些地区多年的实际统治，并全面接管了塔布卡大坝、油气设施等关键战略点。

表面上看，这一系列变化来得迅猛而突然，但“民主力量”快速退却并非单纯的军事失利。不同地区社会结构的差异、自治治理模式的内在局限、外部支持的收缩，以及政府军在关键节点上精准施压，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看似迅速、实则积累已久”的崩塌过程。

在2025年秋冬的田野行走中，这种“积累”已清晰可见。

笔者当时进入阿勒颇市内的两个库尔德街区，许多人私下表达过对行政当局的认可，认为其在日常治理、安全协调与公共服务方面，更契合以库尔德人为主、多民族多教派混居的街区现实。

虽然与这种认可并存的，是对封锁、炮击和突发军事升级的持续忧虑——这种不确定性几乎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平是这里最普遍的期待，却也是最缺乏保障的状态。

而在拉卡与代尔祖尔，呈现出的是几乎相反的氛围。自2016年击败“伊斯兰国”（IS）以来，库尔德人在该地区逐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地方治理架构。公开场合中，行政办公人员反复强调意识形态、革命叙事与政治忠诚，但在私下交流里，人民的怨言与不满却随处可见。许多当地人将行政当局视为“外来的治理者”，认为其决策脱离部落结构与地方习惯，政策与法令难以真正落实。

正是在这些差异之中，“民主力量”在不同地区所面对的局势逐渐分化。当国际力量最终倒向大马士革当局时，早已存在的裂缝迅速被撕开，崩塌也随之加速。

围城之内，脆弱的库尔德飞地

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谢赫·马克苏德与阿什拉菲耶这两个街区便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长期充当着地缘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实验场”。它们位于阿勒颇城市内部，与东北部行政当局控制区并不接壤，约有20万居民居住其中，多数为库尔德人，另有少量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等族群。

阿什拉菲耶街景（拍摄：黄瑜珊）

这两个飞地受制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们长期承受着更直接、也更持续的外部压力。早在阿萨德政权时期，谢赫·马克苏德与阿什拉菲耶便反复被卷入围绕阿勒颇控制权的博弈之中，充当着城市战事中的“缓冲区”和政治谈判中的“杠杆点”。

当时，库尔德武装作为第三方力量介入，促成了这两个街区相对独立的自治秩序，并一直维持至过渡政府军正式进入。

在阿萨德政权与当时反对派的拉锯期间，这两个街区屡次遭遇封锁与炮击，人员和物资流通受到严格限制，电力、燃料与食品供应时断时续。那一时期，外国人几乎不可能进入街区内部；当地居民虽仍可往返阿勒颇市区，但必须通过多道安全检查。这些检查点不仅构成日常生活的现实障碍，也成为阿萨德时期安全人员索贿的重要场所。

沙拉领导的过渡政府上台后，封锁的形式一度发生变化。相较于阿萨德时期层层设卡、严格盘查，新政府初期明显放松了出入限制，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这些街区。

谢赫·马克苏德街头“女性、生命、自由”涂鸦。（拍摄：黄瑜珊）

笔者第一次进入阿什拉菲耶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通过检查点——路口既没有路障，也没有停靠检查的车辆，只有两名身穿警服的人站在路中间，既未拦车，也未进行例行检查。这种近乎“消失”的安检方式，成为当时局势短暂缓和的直观象征，也在街区内部营造出一种相对和平的假象。

作为被寄予厚望的“整合试点”，这两处飞地在融合两个当局的政治与行政结构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以教育领域为例，库尔德学校与阿拉伯学校并行存在，前者隶属于东北部行政当局，后者隶属于叙利亚政府体系，它们在双方学校中互设语言课程，教授对方的语言。同时，“共治”原则也被引入学校管理体系：阿拉伯学校的负责人由街区内外共同指派，教师构成亦可以保持混合。这些安排试图在日常层面消解政治分歧，为更大范围的整合提供示范。

谢赫·马克苏德内的双语幼儿园。（拍摄：黄瑜珊）

然而，街区对外通道始终掌握在政府军手中。在行政区划上，这两块飞地也被明确划入阿勒颇省管辖，而非东北部行政当局控制的省份。因此，每当政治紧张加剧或谈判受阻，这种控制便会迅速转化为扣押物资、限制补给，甚至直接封锁，乃至短时间的军事施压。对于生活在街区内的人而言，这些变化往往毫无预警，也几乎没有应对空间。

尤瑟夫是一位居住在阿勒颇市区、却长期在谢赫·马克苏德做生意的库尔德商人，他曾向笔者抱怨：“在前政府统治时期，要么走关系，要么给钱，至少你知道怎么进出街区。但新政府的封锁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控制方式之下，两块飞地虽然在名义上进行“整合尝试”，维持了表面的日常秩序，却始终处于随时可能被收紧的状态之中，且深受外部政治环境影响。即便街区内部对东北部行政当局的支持度依然较高，当外部调解力量最终转向支持大马士革时，任何内部抵抗都无异于以卵击石。

政府军重掌“伊斯兰国首都”

在多年被不同武装力量轮番统治之后，拉卡再次迎来国家权力的回归。随着叙利亚政府军进入拉卡城区、停火协议随之签订，这座曾被称为“伊斯兰国首都”的城市，正式告别了由库尔德主导的自治治理阶段，进入一个尚未被明确定义的新时期。

从结果看，政府军几乎未遭遇成体系的抵抗便控制了拉卡与代尔祖尔，但这种“迅速”并非完全源自军事优势，更反映出东北部行政当局在当地治理能力的长期局限。

位于拉卡的东北部行政当局办公楼。（拍摄：黄瑜珊）

他们在制度设计上高度强调性别平等与社会改革，但在以阿拉伯部落为主的拉卡，这套意识形态始终难以真正嵌入既有社会结构。同时，“伊斯兰国”虽然在军事上被击败，但其依托部落、家族与地下经济网络建立的社会控制方式，并未随之彻底消失。

以东北部行政当局引以为傲的《家庭法》和《妇女法》为例，这些法规在哈塞克与贾兹拉等库尔德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已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包括禁止强迫婚姻和童婚、限制一夫多妻制、赋予女性在婚姻与离婚中的平等法律地位，以及将“荣誉杀戮”明确界定为刑事犯罪等。

在东北部行政当局倡导下创立的拉卡女性机构Zanubia，以叙利亚古代帕尔米拉女王杰诺比亚命名。（拍摄：黄瑜珊）

然而，在拉卡与代尔祖尔，这些法律几乎难以真正落地。多名当地人向笔者指出，一夫多妻、早婚等传统习俗依然普遍存在，部落调解与宗教权威在家庭事务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对许多部落家庭而言，“民主力量”主导的改革缺乏现实激励，且被视为试图重塑部落秩序的强制性外力干预。

这种文化与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与拉卡的历史密切相关。一位长期在当地从事社会工作的NGO负责人对笔者直言：“‘伊斯兰国’选择拉卡作为首都是有原因的——否则，它为什么不选择叙利亚其他城市？”

在他看来，拉卡长期存在部落结构和保守社会规范，宗教权威深度嵌入社会，排斥世俗治理，使其成为极端组织扎根的土壤，也让任何试图重塑社会的治理面临格外顽固的阻力。

“民主力量”自治体系自身也存在问题。多次采访中，行政官员反复向笔者强调治理“没有根本问题”，坚称各族群之间不存在“歧视或结构性矛盾”，谈论的多是进步、成就与制度优势，却鲜少正面回应基层积累的不满、部落关系的紧张以及具体政策执行中的失灵。

事实上，早在2023年至2025年间，拉卡和代尔祖尔地区就曾多次爆发武装对抗，因为部落与库尔德统治者在治理方式和权力分配上存在矛盾。

然而，东北部行政当局存在日益明显的官僚化倾向，在面对社会分歧时缺乏自我修正与政策调整的能力，也逐步耗尽其在拉卡本就有限且高度脆弱的根基——纵使他们将社会愿景描绘得近乎完美。

正如约旦学者米丽娅姆·阿巴卜萨（Myriam Ababsa）所言：“在叙利亚内战中，没有任何一方是天使。”

因此，一旦外部力量格局发生变化，从未对库尔德统治产生真正信任的阿拉伯部落迅速倒戈。例如，在代尔祖尔及周边地区，部分来自沙伊塔特（Al-Shaitat）和巴格加拉（Al-Baggara）部落的民兵，过去数年曾与“民主力量”并肩对抗“伊斯兰国”，却在政府军推进之际公开反对行政当局的统治，并在实际行动中加以配合。

这种立场转变也体现在象征层面。随着政府军进入拉卡，库尔德女兵雕像被当地居民和武装力量推倒，这一雕像被“民主力量”视为“自由”与“解放”的象征。

此外，国际力量立场的变化，也是拉卡与代尔祖尔迅速易手的重要背景。在过渡政府收复阿勒颇库尔德飞地的第二天，沙拉政府便在美国与法国的协调下，与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安全与边境相关协议。这一时间点释放出明确信号：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叙利亚权力重组的态度，已发生实质性转向。

叙利亚东北部的所有官方机构都会使用三种工作语言。（拍摄：黄瑜珊）

这层变化对库尔德力量尤为关键。无论是在反“伊斯兰国”战争中，还是在东北部自治体系的建立过程中，美国与法国都曾是“民主力量”最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支持者，以色列也长期将库尔德势力视为制衡伊朗与极端组织的潜在伙伴。当这些外部支持者转而与大马士革展开协调，库尔德人在拉卡与代尔祖尔所依赖的最后一道外部安全屏障事实上已经消失。

对大马士革而言，收回这两个地区，既意味着重新掌控能源与水资源命脉，也象征着国家权力在“边缘地带”的实质性回归。因为这两地不仅是叙利亚东北部的重要人口中心，更掌握着国家层面的关键战略资源。代尔祖尔省拥有叙利亚最重要的油气田，而拉卡则控制着塔布卡大坝这一核心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电力供应、灌溉系统以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整体稳定。

叙利亚统一的开始？

政府军进入拉卡后，在“民主力量”做出重大退让的前提下，各方等待多时的停火与整合协议终于成型。从文本上看，这份协议几乎覆盖了东北部权力重组所有最敏感的议题：停火、治安、武装整编、行政移交以及油气与监狱等关键资产的接管。

“民主力量”还提交了候选人名单，过渡政府将任命他们在中央机构担任高级军事、安全和民事职务。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全面的条款，使协议在执行层面显得格外脆弱。路透社援引多方消息指出，“以个人身份并入、不得保留原有武装建制”的安排，在“民主力量”内部引发明显抵触；与此同时，要求同步完成油气设施、边境口岸和监狱体系的移交，更是增加了政治整合、武装重组与反恐的安全风险。在现实中，任何局部摩擦都可能迅速外溢，反过来侵蚀停火本身。

“伊斯兰国”拘押体系的移交尤为典型。就在协议推进期间，多家媒体已报道监狱遭袭、囚犯脱逃的情况，各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安全”。

在政治层面，过渡政府显然意识到，单靠武装整合难以稳定东北部局势。1月中旬，沙拉接连颁布多项面向库尔德社群的法令：承认库尔德语的合法语言地位，宣布库尔德新年诺鲁兹节（Newroz）为官方节日，明确禁止族群和语言歧视，并承诺纠正历史遗留身份问题——1962年哈塞克地区人口普查时，约有12万名库尔德人被剥夺叙利亚国籍，几乎占当时叙利亚库尔德人口的20%。

谢赫·马克苏德内的库尔德语学校墙上写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拍摄：黄瑜珊）

正因如此，这些举措在象征层面分量十足，被视为从国家层面首次对库尔德人权利作出系统性承认，问题在于能否在现实治理中真正落地。

无论是语言进入教育体系、节日制度化，还是反歧视条款的执行，都依赖稳定而有效的地方行政与司法机制，然而安全接管与武装整编被视为优先项。在类似情境下，安全逻辑往往会压倒权利逻辑，很可能发生地方清算、强硬执法与行政权力回收。

这种张力在叙利亚其他地区已有先例。2025年夏天，南部苏韦达省德鲁兹地区曾与过渡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但多次因报复性行动与外部干预而濒临失效。当时，沙拉公开强调保护德鲁兹平民的责任，美国与地区国家亦介入调停，但事实证明，只要地方安全与政治治理未能同步，停火就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稳定。

东北部的停火显然面临相似风险，而且结构更为复杂：不仅涉及族群问题，还叠加了油气资源、边境控制与反恐合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法国等大国的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路透社披露，美国参与了相关斡旋，并与土耳其情报机构保持沟通，推动协议达成；法国方面也公开欢迎协议，称其为“民主力量”“融入新叙利亚”的关键一步。

但这些大国并非长期治理的承担者，它们可以在关键节点施压、协调立场，暂时稳定前线冲突，却难以持续投入去解决具体问题，包括地方治理、族群信任与权利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