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7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与世长辞。12月20日，其遗体告别仪式于故乡大分县举行，约600名国内外人士前往送别。作为日本左翼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村山在首相任内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深刻反省和诚挚歉意。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村山的逝世，在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哀悼。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不断加剧，历史修正主义言行甚嚣尘上，这使得村山留下的政治遗产，更显其作为历史镜鉴与现实警示的重要价值。

左派政治生涯与和平主义理念

村山富市1924年3月3日生于日本西南部的大分县，在兄弟11人中排行第6。由于家境贫寒，他白天在机床厂工作，晚上读夜大。1943年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科，1944年被征召入伍，未被派往战场就迎来了日本战败。这段短暂的参军经历，对其日后和平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大学毕业后，村山回到家乡，投身渔业团体工会活动。1955年，村山加入社会党并当选大分市议员，1963年当选大分县议员，1972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社会党是日本的左翼政党，即如今社民党的前身。在冷战时期形成的“55年体制”下，社会党作为主张捍卫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要在野党，对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构成了有力制衡。

在社会党内，村山富市历任劳动部长，预算委员会理事、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等职。村山早年投身于社会教育、劳工、医疗福利等事业，深谙福利政策，经验丰富，在党内享有“厚生大臣”的美称。他为人清廉、正直、随和，不树敌，擅长平衡与折衷，获得党内的广泛的信赖与支持。村山有志于改革，属温和型政治家。多年来，其一直以“护宪”为主导思想，坚持“专守防卫”和非军事化的国际援助政策。倡导日本应发挥和平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和平宪法精神。其基本政策主张具有浓厚的“和平主义”色彩。在国际上，村山也因其正义感与良心，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曾受过日本侵略战争蹂躏的人民的欢迎。村山富市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一贯主张中日友好。关于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他一直予以强烈的谴责。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政局剧变，“55年政治体制”随之崩溃。1993年，连续执政38年的自民党首次丢掉政权，社会党也在众议院选举中丢失大量席位。在此背景下，村山于1993年9月当选社会党委员长。在动荡不稳的政局中，各个政党合纵连横，频繁分化重组，细川护熙内阁和羽田孜内阁相继短命而终。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社会党与自民党这对昔日的老对手，反而携手合作，最终促成了1994年6月村山内阁的诞生。村山也成为自1947年片山哲以来第二个社会党出身的日本首相。

村山内阁自成立之初便面临多重严峻考验。执政期间，日本相继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村山内阁在危机应对上的迟缓亦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然而，相较于突发事件带来的治理压力，村山内阁在运作层面所面临的更为根本性障碍，实际上来自其执政盟友——自民党。自民党为尽早重返执政舞台而选择与社会党合作，但这一合作本质上具有明显的权宜性色彩。在村山内阁最初的阁僚构成中，自民党成员多达13人，并掌握了副总理兼外务大臣、法务大臣、防卫厅长官等关键职位。长期以来，社会党与自民党在宪法立场、防卫政策等内外政策领域存在显著分歧。尽管两党在组阁过程中就“尊重现行宪法”等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但诸多原则性矛盾终究难以消弭。村山在执政约一年半后的1996年1月突然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其背后原因与社会党与自民党在日美同盟问题上的分歧密切相关，尤其体现在冲绳美军基地规模缩小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尽管如此，村山在任期间仍取得了若干自民党政权未能实现的重要成果，例如推动出台针对水俣病未认定患者的救济措施。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历史意义的成就，莫过于“村山谈话”的发表。

“村山谈话”的诞生与对华友好实践

对于出任首相，村山后来在自述中提及，“从未想过能成为总理、也本不可能成为总理的人当上总理”时，他感受到了“自己被赋予了历史性的使命”。正是这一历史使命感，促成了“村山谈话”的发表。

就任首相后，村山便表示，“作为在众议院只拥有约70个议席的社会党党首，却被选为首相，从宪政常道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出现这样一个内阁必然具有某种必然性，可能会承担某种历史性任务。恰逢战后50周年，我们需要为那些自民党政权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以及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做出决定。”因此，他在与自民党的合作协议中加入了“反省过去的战争”这一内容，并成立了“战后50年周年问题项目组”。在此后的出访东盟国家过程中，村山更深刻感受到，“亚洲各国表面上对日本表现友好，但实际上，他们对一个成为经济大国的国家是否会再次成为军事大国心存疑虑，他们认为日本尚未解决战后问题，并对日本是否会重蹈覆辙感到疑虑”。这进一步增强了他发表正式政府谈话，实现与亚洲各国和解的决心。

经过日本国内政治以及国内外的复合博弈，在日本宣告投降 50 周年的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终于正式发表了题为《战后五十周年之际》的谈话，即“村山谈话”。

谈话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回顾战后日本在废墟上重建和平与繁荣的历程，强调应将战争惨痛教训传承后世，与邻国携手共筑和平；二是直面历史，明确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向所有受害者致以“沉痛的哀悼”。其中，“国策有错误”、“殖民统治”、“侵略”等成为“村山谈话”直面历史的明证。三是引用“杖莫如信”的古训，表明将以信义为施政根本。

“村山谈话”是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的正式文件，因此不仅属于村山富市个人的政治表态，更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从总体上看，“村山谈话”是日本政府就侵略与殖民历史向亚洲受害国人民作出的郑重表态与承诺，体现了日本政府对政治道义的重视与追求，具有鲜明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该谈话事实上构成了日本的国家方针，明确承认日本曾对亚洲各国实施侵略并进行殖民统治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在日本国家政策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村山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问题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结论，使日本得以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它奠定了此后历届日本政府承认战争事实、正视并承担战争责任的基本立场，也因此获得了亚洲各国的尊重与认可，成为日本历史观演变进程中的里程碑式讲话之一。

村山内阁虽仅维持短短的一年半，但村山一生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担任首相期间的执政实践，更在于其超越政治任期、贯穿毕生的历史省思与和平行动。卸任后的20余年间，村山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名誉顾问等职，持续推动两国历史和解与民间互信。1995年5月，村山访华，成为首位到访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日本在任首相，留下“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的题词。1998年，他以日本前首相身份访问南京，成为首位亲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政要。在纪念碑前，他敬献花圈、垂首默哀，并在留言簿中写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村山也专程赴京表达敬意。2020年8月15日，“村山谈话”发表25周年之际，村山经由媒体发表感言，期待这一谈话继续为日本、亚洲以及世界的和解、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并强调日中两国构筑长久友好关系极其重要。

日本右翼思潮泛起与村山精神的远去

令人惋惜的是，“村山谈话”发表以来的30年，日本在错误历史认识的轨道上渐行渐远。日本在历史问题开倒车，主要缘于其国内政治的日益右倾化。

右倾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日本社会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至战后较早时期。日本右翼长期主张修正战后历史认识，对侵略战争责任持否定立场，并试图重构有利于日本的近代历史叙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成为超级经济大国的日本，提出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并欲在国际社会争做“政治大国”，日本政治由此正式拉开了右倾化的帷幕。80年代期间，日本便曾因“历史教科书问题”与中韩等国在历史问题上爆发外交摩擦。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明显增强。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开始占据上风并对日本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1993年，日本自民党第一次下台，但同时社会党等左翼政党亦由于冷战结束而面临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国民中的支持率与影响迅速下降。村山辞去首相之后，社会党急速边缘化，偏右的民主党则取而代之，与自民党构成了新的两大政党体制。由此，冷战时代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对立的图式崩溃，日本进入了整体右倾化的时代。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就任首相之后，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令中日关系严重恶化。2009年自民党第二次下台，但此后的民主党政权在短暂的执政期间表现不佳，导致其信誉破产并陷入长期分裂与衰弱。安倍晋三则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通过强调外部威胁与经济刺激，成功巩固了保守派选民，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加速演进。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安倍公然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竭力为甲级战犯辩解，更积极主张参拜靖国神社。2015年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中，安倍虽然表示继承历届内阁立场，并加入了诸如事变、侵略、战争等词，然而，“安倍谈话”对日本的主体性表述模糊，仅以泛泛之论谈论战争问题。既未直面书写作为侵略战争主体的日本政府及军队，也未明确指出究竟谁应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文中还刻意加入了“100多年前西欧列强殖民地扩张”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将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含义加以普遍化、相对化乃至正当化。这样的表述无助于深化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村山也对此表示批评，指出相关表述与“村山谈话”在实质内容上并不一致，难以认定其体现了对谈话精神的继承。2025年高市早苗的上台，则是日本右倾化进一步凸显的体现。高市早苗以安倍继承人自居，其许多争议性政策与言论，并非个人独创，而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崇主张的集中化，均有迹可循。尤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高市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言论，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正是日本国内一部分历史修正主义势力的长期诉求。

日本的加速右倾化，有其社会土壤。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社会普遍弥漫着失落与焦虑情绪。加之日益严峻的高龄化与少子化问题，以及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物价进一步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安。不少日本人试图通过强化国家认同、重塑民族自豪感来寻求心理上的代偿。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修正主义的回潮，正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中国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与日本的国力衰退形成鲜明对照，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充满了压力和危机感，甚至增强了与中国竞争和对抗的意识，因此开始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自2010年起，日本长期占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被中国取代，这一结构性变化更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颠覆性的心理冲击。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逆转，更预示着东亚领导权的易位，触发了日本深层的战略焦虑与身份失落感。为了解释这种地位的失落、整合国内共识、渲染“中国威胁论”便成为一个自然而有效的政治工具。它将中国的发展塑造为一种对现有国际秩序和日本国家安全的“挑战”，从而为日本对华竞争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就这样，在日本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愈演愈烈。一时间，日本社会沉渣泛起，各种政治势力竞相“争右”。一些诸如参政党等极右政党的出现并受到追捧，客观上促使自民党越发向右倾斜，日本政坛出现了右翼势力集结倾向。可以看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内舆论已逐步趋向统一，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认同右翼政客的历史主张。那种认为右翼政客在日本不受欢迎的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今日本社会的误读。高市早苗在涉台言论上大放厥词，国内支持却不降反升，在年轻群体中的支持率尤为突出，便是日本国内舆论转向的突出佐证。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战败80周年。对于日本而言，这本应是深化历史和解、开创地区和平新局的重要契机，日本却在新一代右翼政治家的主导下，在右倾化道路上加速行进，引发了中韩等亚洲国家对日本历史问题立场及其地区安全影响的广泛警惕。村山富市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敢于直面历史、倡导和平的政治世代渐行渐远。在历史修正主义逆流涌动的今天，村山所代表的忏悔与和解精神，及其对和平主义的毕生坚守，愈发显得珍贵而迫切。这不仅是对日本政治人物的深刻拷问，亦是对亚洲乃至国际社会如何守护历史正义、维护持久和平的严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