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版邀请五位撰稿人做出展望：当二战后秩序的根基逐渐瓦解，各国寻求立足点之际，世界将走向何方？他们给出了一幅下个世纪的严峻图景：白热化的能源竞赛、相互冲突的权力中心、由中国主导的世界、机会主义盛行、以及持续多年的剧烈动荡。

他们达成共识：我们熟知的世界正在终结，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开启。

亚当·图兹：能源巨头对决​​​​​​​

图兹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20世纪10年代初，丘吉尔下令将英国庞大的无畏舰队的燃料从煤炭改为石油。按照通常的说法，此举开启了石油权力时代，同时也意味着将当时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美国推上20世纪理所当然的霸主的地位。

如果说全球竞争与技术和能源密不可分，那么各国的能源获取方式或许能预示下一个世界秩序的形成形态。

如今，中国是典型的能源大国。它全方位寻求能源，调动大批科学家和工业研发力量。至少在拜登政府任期结束前，美国似乎也在参与这场竞争。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超越了沙特阿拉伯。拜登总统强调美国钢铁产业的重要性，这带有一种复古的、类似儿童积木玩具般的思维，但美国至少还在绿色能源领域参与竞争。

而后的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本身就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激进化浪潮的产物。其政策中有些元素相对传统：宣扬能源主导地位，使用强硬手段确保势力范围。但另一方面，该政府否认气候变化、攻击科学、对风力涡轮机抱有恐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本届政府所秉持的保守主义理念介于蒸汽朋克与反对进步的19世纪天主教之间。

当然，问题在于，蒸汽朋克并非现实，太阳能电池板才是真实存在的；人工智能需要兆瓦级的电力供应；而无人机对战舰构成威胁，即使是特朗普级战舰也不例外。脱离21世纪物理学、电气工程学、市场规律和国际社会，或许能让本届政府在与自由派的对抗中占得上风，但是大流行是真实存在的，委内瑞拉原油确实粘稠难采，而现代美国陆军依靠电池而非俯卧撑运转。

美国权力体系中这种反体制、后真相特征的特质，以及对石油的痴迷，并非始于特朗普。还记得切尼、乔治·W·布什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吗？中国人是记得的。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追求替代能源，这反映出它不愿再受制于华盛顿反复无常的暴力政治。如今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化石能源巨头——甩出第二名很远的史上最大化石能源消费国。但它的主要能源来源是美国无法控制的煤炭。效法苏联，中国能源体系的支柱是工业电力——但现在是由电子科技驱动的电力。为最终取代燃煤发电厂，中国鼓励民营企业家建立创新型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工厂，这些产品如今已主导全球市场。

地平线上隐约可见全球能源体系的新前景，这个体系不再依赖开采石油，而是耕耘太阳能。当然，这个体系的建立也必然伴随着复杂的挑战。与如今美国呈现出的怪诞景象相比，人们很容易将中国描绘成充满光明的避风港——正如习近平主席常说的绿水青山。但中国的能源体系也有其阴暗面。西藏的太阳能电站和新疆的输电线路都承载着帝国野心。该地区的经济状况一团糟。

但中国所经历的才是现代性的真实辩证过程，而非特朗普那种表演式职业摔跤版本。这种能源巨头之间不平等的竞争，最终会形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吗？石油国家与那些认同中国打造的绿色未来的国家之间会形成新的权力和影响力集团吗？没人能看得那么远。目前的前景是一个由廉价能源驱动的多极混乱世界：一场伴随无人机和重质原油的多重危机。

莫妮卡·达菲·托夫特：世界一分为三

托夫特博士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

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世界各大国正重拾一套陈旧的策略：划分势力范围。俄罗斯两度入侵乌克兰，中国在南海推行军事化部署，美国扣押委内瑞拉在任总统，并公然威胁要以武力从北约盟友手中夺取格陵兰岛。这些举动源于一个共识：大国要么扩张，要么灭亡。

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晤，实际上将欧洲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 一方主导着逐步瓦解了殖民主义合法性的开放体系；另一方维系着依靠高压统治运转的封闭体系。与会者心知肚明，默许苏联践踏东欧国家的主权诉求是极其不公的，但如果不这么做，等待他们的便是更多战争。这一安排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经由协商达成、有明确边界，而且在当时那个全球冲突可能意味着人类灭绝的时代里，它符合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利益。

如今正在形成的格局却未必能够复制当年的成功。相反，我们正步入一个大国追求霸权却罔顾规则、毫无节制且缺乏共识边界的世界。这是一种只有势力范围逻辑，却无势力范围规则的无序状态。

当下势力范围格局的三大核心特征使其无力构建稳定的世界秩序。首先，当前的大国权力整合并非是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又一场世界大战。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是由已然筋疲力尽的各国共同促成的，旨在避免全球战火重燃。而如今正在形成的势力范围无法带来同等的稳定效益。非但如此，它们甚至可能将世界推向截然相反的方向。

第二是美国当前领导地位的性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现在由一位颠覆百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统领导，该政策曾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保障世界免于战争。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了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钦佩——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能够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进和维护自己权力的威权领导人。这三个人都以修正历史的方式，为推行强硬的军事胁迫性外交政策提供依据。

第三，在当今，仅凭地理因素已无法像过去那样维系势力范围。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主导西半球，但美国的影响力仍要依赖同盟体系、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在全球金融与贸易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同样通过贸易往来、基建融资和技术输出构建起遍布全球的庞大网络。即便是俄罗斯，也依靠能源、粮食和武器出口维系与全球市场的联系。任何一个大国，若想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都势必要破坏维系自身权力所依赖的各种相互交织的全球网络。

这场早已拉开序幕的撤退实则是一种自我毁灭。本世纪各大国将面临的诸多关乎存亡的重大威胁——未来的大流行、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的武器化、网络攻击以及跨国恐怖主义——都是根本无法单凭一国之力应对的。随着世界再次分裂为相互对立的势力范围，应对这些威胁所必需的国际合作正日渐式微。

新兴的世界图景看似承诺稳定，实则只会带来无尽的不确定性与日益累积的危机：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引爆点增多、核扩散加剧、全球威胁应对合作减少，整个体系在结构上无力化解自身制造的风险。

马蒂亚斯·斯佩克特：全球南方奋起反抗

斯佩克特博士是巴西圣保罗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大国政治以熟悉的形式回归：胁迫、干预、等级制度。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再次主张对特定地区、贸易路线和政治联盟拥有特权——其手段往往突破或回避了本应定义冷战后时代的法律约束。

那些在上世纪被强加的等级制度中塑造而成的国家，如今正成为全球历史下一篇章的核心。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和伊朗等——都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占领、托管或外部约束。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在治理模式、安全考量和发展战略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它们共享一套在统治与反抗中形成的政治逻辑。对它们而言，主权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来之不易的财富——一种极易受到威胁、因而必需坚决捍卫的资产。

然而，这种共同经历并未让这些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完美）形成思想或行动上的统一。但它确实催生了灵活性。在各大洲，中小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趋利避害而非结盟、择机利用国际论坛而非一味承诺、进行交易性谈判而非屈从。它们将贸易渠道多元化、重新规划资金流向、培育替代合作伙伴、保留灵活选项。如今，这些国家的核心资源往往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选择权——以及在新的地缘政治图景中让自身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能力。

当最强大的国家争夺主导权的时候，其竞争发生在一个经济相互依存度高、全球危机日益加剧的世界里。供应链、支付系统、能源流动、数据网络和粮食市场都已成为施压工具。相互依存不再能够制约权力；相反，它正日益被武器化、重定向和定量配给。影响力不仅通过军队传播，也通过市场和基础设施渗透。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胁迫或许仍能换取短期让步，但也会加速多元化进程，推动各国在金融、技术和安全领域构建退出选项。大国在军事、经济或技术层面施压越猛烈，就越容易引发反抗。这种反抗未必总是激烈的公然对抗，也可能是通过拖延、淡化、选择性遵守和战略模糊等方式进行的温和抵制。

下一个世界秩序可能不会是稳定的大国协调体系，也不会是将全球清晰划分为对立阵营的格局。它可能会更加混乱、充满即兴发挥、竞争更激烈——一边是试图划定边界的大国，另一边是对等级制度有着切身体验的国家，它们不断试探、变通和重新谈判这些边界。

在一个相互依存且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等级制度不会终结竞争，只会让竞争愈演愈烈。

杜如松：美国把舞台让给了中国

杜如松(Rush Doshi)曾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副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洲似乎首次成为华盛顿的最高优先事项——但这会以牺牲投入到欧洲和亚洲的时间与关注为代价，最终将让北京受益。

本届政府追求的“美国堡垒”(Fortress America)战略，无法抵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通过帝国的开疆拓土构建这一战略，可能会重蹈其他大国的覆辙——那些国家同样误以为国家实力的真正来源是领土控制，而不是技术掌控。

18世纪，中国和俄罗斯短视地在欧亚草原上构建势力范围，而英国却通过完善蒸汽机赢得了那个世纪。19世纪，欧洲人痴迷于瓜分非洲，而美国则凭借电气化和大规模制造实现了飞跃。

如今，美国正冒着分散注意力的风险，试图控制委内瑞拉并夺取格陵兰岛，而中国则投入巨资争取赢得未来技术——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到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比美国大30%左右，其工业基础是美国的两倍，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其海军规模预计到本十年末将比美国大50%。中国在电动汽车和下一代核反应堆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从抗生素到稀土矿物等方方面面都越来越依赖中国。

主宰美洲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西半球仅占世界人口的13%左右，其在全球经济和制造能力中的占比还在下降。如果优先考虑美洲意味着投入亚洲的资源减少，那将是一笔糟糕的买卖——它会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拱手让给北京。美国将在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在经济上依赖它，并面临军事上被其击败的风险。结果将是一个中国世纪。

对美国来说，平衡中国庞大规模的唯一途径是重振美国国内实力，并通过在国外建立“盟友规模”来利用美国伙伴的集体力量。“美洲优先”的西半球执念使这一点变得复杂。它让领导人从国内复兴的任务中分心，并疏远盟友和伙伴。例如，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将破坏北约，并使欧洲倒向中国。这将是战略失误。

北京似乎认识到，在治国方略中，将精力集中在正确的问题上至关重要。对华盛顿来说，21世纪的核心战略问题不是美国能否在西半球建立堡垒，而是美国在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家一个世纪之后，是重振真正的实力来源，还是将火炬传递给中国。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预计混乱局面将持续

麦克米伦是历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人开始厌倦那种看起来只会一成不变的未来。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或者至少把一切搅动起来，显得大胆、激进而新鲜。如今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我们曾经习以为常——回过头看，已经到了固步自封的地步——的国际秩序，如今情况堪忧，或许已经无法挽回。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总统会下令再抓捕一位国家元首吗？会再扣押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油轮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不会认为现在是时候让台湾与大陆“统一”了？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称为“极端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旧体系正在瓦解，但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不久之后会形成一种新的常态，但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照，我们不应指望这一点，而应为一段长期的动荡期做好准备。

可预见性对于全球和平至关重要，但它并非眼下这个世界的特征。事实上，试图做出预测几乎是徒劳之举。破坏性的因素太多了，比如不可预测的选民、贸易战、人工智能（及其随之而来的投资泡沫）、人口老龄化和全球变暖。修正主义国家打破规则、抛弃规范，入侵或威胁邻国。一些国际军备协议任其失效或被彻底无视，而另一些亟需更新的协议——比如防止核扩散或太空军事化的协议——却被搁置不管。

缺乏一套公认的规则框架使我们所有人都更容易受制于决策者的任性，而他们只能临机决断。而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太多乐观的理由。我们真的认为当前这一批领导人及其顾问——乃至我们任何人——有能力妥善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吗？比如印度总理莫迪：他勤于竖立纪念碑，却不太擅长提供公共服务和繁荣；又如遭到孤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被一群不断向他保证他永远正确的侍从所包围；或者特朗普，在这个大多数指标上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里，他热衷于在国内外施展权力，但注意力却在白宫修建宴会厅与对委内瑞拉不宣而战之间来回跳跃。

在这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将不是秩序，而是一个个热点，大国在这些地区致力于实现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处发生冲突——中国与美国在台湾与太平洋上对峙，印度与中国在共同边界发生摩擦，欧洲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边界紧张对峙。

小国可能会争相寻找庇护者，但正如1914年之前那样，只要看到更有利的条件就会转而投向另一方。这种不断的重新排列本身就蕴含风险。历史上，大国——以及中等强国——屡屡卷入受其保护的国家的纷争中。战争可能会意外爆发；而一旦开始，便很难控制或结束，往往像森林大火一样吞噬沿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