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美元筛选“超级婴儿”计划 马斯克被曝是客户
马斯克，这个誓言要将人类文明送上火星的男人，正在地球上进行一场更私密、也更具争议的实验——“优化”自己的孩子。
据《华盛顿邮报》披露，他至少有一名子女使用了胚胎多基因筛查服务。
这项技术，正被硅谷的VC和创业者们包装成通往“超级婴儿”的金色门票，吸引着富豪们斥巨资入场。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全球顶尖医学遗传学组织的集体警告：不应临床提供。
用一句行业内流行的提醒概括就是——DNA不是命运。
一场资本、欲望与科学伦理的豪赌已然开局。
这究竟是人类进化的未来，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硅谷新赌局：
当优化后代成为一门生意
必须明确一点：这不像是一个DIY定制婴儿作坊，你不能像玩电子游戏一样，指定我要A的眼睛，B的智商。
这更像是一家商店。
父母们可以从“货架上”已有的几个(通过体外受精培育的)胚胎中挑选。
而现在，这些初创公司为每个“模型”都附上了一张详尽的“属性卡”。
这张卡片上写的，就是所谓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RiskScore, PRS)。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景。
植入前基因检测(PGT)并非新生事物。
自1990年以来，接受体外受精(IVF)的父母就可以在选择植入哪个胚胎前进行基因检测：
这些都是遗传问题。
但人类的复杂性——比如智商、性格、患心脏病或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并非由单个基因决定，而是由成百上千个基因的复杂互动所决定的。
这就是新技术PGT-P(植入前多基因疾病/性状检测)登场的舞台。
2020年，全球第一个使用PGT-P技术筛选的婴儿出生了。
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据估计，目前已有数百名这样的婴儿降生。
在硅谷数千万美元风险资本的加持下，少数几家初创公司已经开发出专有算法来计算这些“属性卡”。
在过去五年里，Genomic Prediction和Orchid这两家公司主导着这个小市场，它们谨慎地将业务重点放在疾病预防上。
但最近，两个更激进的竞争者入局了：Nucleus Genomics和Herasight。
它们变得更加张扬，悍然踏入了最具争议的雷区——智力筛选。
硅谷的超级玩家们
在这片充满争议的淘金热土上，新旧玩家们正在上演一场资本与伦理的豪赌。
守旧派：Genomic Prediction
这家公司在2019年率先提供商业化的PGT-P服务。
他们坚称只专注于降低疾病风险。
据其高管Diego Marin所说，他们很早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关于智力测试的咨询，公司曾短暂提供智力障碍的预测，但随后迅速下架了。
Marin强调：“我们的使命不是『改善』婴儿，而是降低疾病风险。”
挑战者：Orchid
创始人Noor Siddiqui是一位传奇女性，十几岁时就因获得了Peter Thiel 的“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而辍学创业。
Orchid吸引了以太坊创始人V神(Vitalik Buterin)、前CTO和CEO等一众科技大佬的投资。
Siddiqui的言论极具争议性。
她曾在X上写道：“说实话吧：你宁愿让你的孩子可能终生受苦，就是为了让自己在道德上感觉更优越(指不使用基因检测)……”
上文提到的，马斯克在与他旗下公司高管Shivon Zilis孕育孩子时，使用的就是Orchid的服务。
据称，Orchid也会向高端(high-roller)客户提供智力测试服务。
颠覆者：Nucleus Genomics
25岁的创始人Kian Sadeghi也是一名“蒂尔奖学金”获得者，同样辍学创业，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好的23andMe。
这家公司与其他家的区别在于广度。
在Nucleus精美的的网站上，客户可以筛选2000多种疾病，以及从眼睛颜色到智商的各种性状。
它声称能预测焦虑、多动症、失眠、酒精依赖、左撇子甚至严重痤疮的倾向。
“也许你希望你的宝宝是蓝眼睛而不是绿眼睛，”Sadeghi在发布会上说，“这取决于父母的自由。”
当被指控搞优生学时，他玩起了文字游戏，转而使用“基因优化”(genetic optimization)。
他甚至利用这种争议进行病毒式营销，在发布会上得意地宣布：“这周我们在推特上获得了500万次曝光。”
激进者：Herasight
今年7月，Herasight正式亮相。
他们的客户名单是保密的，但价格不菲，最高可达5万美元。
Herasight声称，对于一对能产生10个胚胎的夫妇，他们可以检测出约15个点的智商(IQ)差异(从得分最低到最高的胚胎)。
在Herasight的官宣推文下，马斯克回复了一个词：“Cool”。
为什么说这更像一场豪赌?
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花大价钱购买这些服务的客户，可能根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2021年，欧洲人类遗传学会的成员发表论文指出：“尚未进行任何临床研究来评估其(PGT-P)在胚胎中的诊断有效性。必须正确告知患者这种使用的局限性。”
2024年5月，《临床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次呼应了这一担忧，并对筛选精神疾病和非疾病相关性状表示了特别保留：“迄今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临床研究来综合评估该策略的有效性。”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们对驱动这些复杂性状的基因互动，依然知之甚少。
其次，这些算法依赖的基因数据库(如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其数据大多来自西欧血统的个体。
这意味着，对于其他族裔背景的客户来说，这些评分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这些评分完全忽略了环境、生活方式和无数其他后天因素。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在检测庞大人群的“趋势”时可能有效，但当样本量小到仅仅一批(通常只有5-10个)共享大量相同DNA的兄弟姐妹胚胎时，其预测能力会急剧下降。
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在2024年的一份官方声明中直言不讳：“这项实践发展得太快，而证据太少。””
泡沫破裂时：
除了焦虑，还剩下什么?
科学，当然值得我们敬畏，也永远值得我们寄予希望。
但希望，不是初创公司网站上闪烁的营销词汇。
用PGT-P这样的技术来“避免巨大的、确定的痛苦”(比如毁灭性的遗传病)，和用它来“择优”(比如筛选智商或颜值)，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后者的科学证据极其薄弱，而伦理代价却大到惊人，它所带来的沉重社会后果，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当“超级婴儿”这个气球被资本和欲望吹得越来越大时，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它戳破之后，还剩下什么?
人，不是被算法从表格里挑出来的，更不是被冷冰冰的统计概率所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