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姻的渴望，随着廉租房一并萌发

当申请上廉租房时，43岁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成乐有一个心愿，在拥有房子后会有一个男人与她结婚，一起搬进47.99平米，有南卧室、有阳台，以及厨卫齐全的家。

她明白自己在婚姻上不是优选，因为长期的病变，成乐的双下肢肌肉萎缩、骨骼变形，站立和行走功能渐渐丧失——迈步稍有不慎，摔伤、骨折是常有的事情。

如今，廉租房带来了机会，她将眼光投向农村或偏远山区的男人，这些男人的基本情况是年龄偏大、劳动能力渐弱，到退休年龄后，在所在地仅有不到二百元、或更低的农村养老金。这样的条件让他们本身很难结婚，一直打光棍，也就愿意接纳一个有着廉租房的残疾人。

2014年，经过他人介绍，成乐与来自农村的谷世勋相识。谷世勋当时54岁，比成乐大九岁，他从没结过婚。在农村种地出大力的他非常愿意与成乐结婚，他表示自己身体好，婚后照顾她完全可以胜任。成乐对所谓的爱情早已不再奢望，那是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如今已不能再透支这点体力和精力了。她就想找一个对自己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谷世勋来自农村，看起来还有些木讷与拘谨，她想这样的个性也许是本分的。他不善言辞，但他对介绍人说他可以照顾成乐，这话让成乐感到很欣慰。她觉得谷世勋“还行”。

对于一些残障的女性，对婚姻的渴望，随着申请廉租房一并萌发。江枫真也是这样。

江枫真幼时不幸被高压电线击中，整个左臂被截掉，仅剩一个空荡荡的袖管。致残30年，已经39岁的江枫真，屡屡在找工作中受挫。别人会嘲讽她，“你一只手能干什么呀”，不等她解释什么，对方扭头就走掉。就业无门婚姻无着落，是江枫真一直的无奈。

为了找对象，她特意安装一只义肢。身材修长、样貌清秀的她，戴上义肢后，看起来更漂亮了。但在残疾人的婚恋市场上，她还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健全人愿意和她结婚。

这一切改变在她申请廉租房成功后，她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也是经人介绍，一位未婚农民工老楚对她很满意，老楚40多岁，在一个工地上出苦力，干些搬运砖瓦泥土的活。见到江枫真后，他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事，不但可以“有房住、有饭吃，又有了老婆有了家。”

江枫真同意了这门亲事，她担心再不结婚的话，恐怕不能生孩子了。

“房婚”

依照政府相关的优待政策，残障女性获得申请廉租房的权利，一般申请条件是，申请廉租房的残疾人连续申请低保六个月以上，且非农业户口。廉租房大多为一室一厅，总面积一般低于50平。租金各地不一，例如成乐所在的某市，廉租房每月租金大约为每平方米0.75元。

残障女性的廉租房和婚姻之间，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瓜葛的，房子就是房子，婚姻就是婚姻。但在成为廉租房主后，她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话语权和主动权。近年来，这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残障女性的婚姻方式——“房婚”。 有人说，这个新型婚姻关系的出现，是一件大好事，残障女性有了成家立业的机会；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男女双方的等价交换，残障女性拥有廉租房，她们的另一半则享受房子以及伴随产生的福利待遇。

成乐与谷世勋领证后，俩人商议着要风风光光办个婚礼，“让廉租房变得不再廉租”。成乐在门窗上张贴上大红“喜”字。她明白，自己与谷世勋的这段婚姻，是被人质疑的。有人对她说，“以物质为基础的感情牢靠吗？”，也有人提出对谷世勋的不信任，“他这是旁门左道捞取好处”、 “他就是钻国家政策空子的一条‘虫子’。”

成乐的家人也表示对这门亲事的不满，因为成乐不听家里的劝阻，一门心思要和这个农村老光棍结婚，弟弟妹妹拒绝参加俩人的婚礼。父母也一分钱的嫁妆都不给她。好在老谷家的亲戚朋友们都给她一个好脸，好歹也在廉租房里摆上两桌喜酒，简单热闹地办了一个婚礼。

成乐为自己终于有家有丈夫而满足。谷世勋也从此告别在黄土地间的劳作。因年龄偏大，再加上体质不行，成乐无法生育。他俩也都接受这个事实。谷世勋担心她拄拐走路会摔着，劝她坐上轮椅。晚饭后，谷世勋就推着她去广场、公园散步。

在廉租房小区，门窗上的大红喜字，有不少是残障女性的新婚标志，表明廉租房里又一桩房婚的诞生。但结婚永远不意味着一帆风顺，老楚和江枫真结婚后，矛盾也开始了。老楚听说过城里的低保待遇，他向妻子一再提出他也要办低保，都遭到她的反对。江枫真说，“你身体健康无灾无病的，有劳动能力，凭什么就要吃低保？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再说你也好意思和残疾人争夺饭碗？”老楚很生气很上火，“我是残疾人家属，我怎么就不能享受低保了？”

婚后不久，江枫真怀孕，她经不住丈夫的一再争取低保的要求，考虑到肚子里的孩子，她还是“厚着脸皮”，以自己需要他贴身照顾为由，几经辗转，通过社区将他的低保办理下来。老楚不用去上工出苦力了。谁知，等女儿一出生，老楚又不满意，“怎么生个女孩子？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个儿子传宗接代怎么行？”

江枫真向他大吼道，“女儿也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儿子、儿子的吆喝得天响，你对得起已经来到咱家的女儿吗？”老楚对她一拳打过去，没有平衡感的她瞬间倒下。老楚的家暴从此开始，两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无论小吵大吵，他对她都是拳脚相向。没有左手臂的她，被一拳下来，就会失去平衡，一个跟头倒地。

因气堵伤心，哺乳期的她，奶水分泌困难，患上严重的乳腺炎。她经常一只手抱着女儿，一趟趟往返医院治疗。江枫真提出离婚。老楚害怕了，他哀求、告饶，一遍遍忏悔并表示悔改。有人问他，“你那么讨厌那个残疾女人和孩子，她提出离婚不是正好吗？”后来从他的大哥那里了解到，他最怕失去的是低保待遇和廉租房。

现实是，像老楚这样与残障女性结婚，跟着享受低保和廉租房的男人，在厌烦妻子的同时，又不愿丢掉得到的好处。这几年，江枫真与老楚还在不断的拉扯中，断也断不了、好也好不了。好在江枫真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孩子乖巧懂事，一声声“妈妈”的呼唤，让廉租房冰冷的日子有了一丝暖意。

“找个老婆成个家”

在对残障女性和房婚的深入了解中，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凸显的现象：在不少拥有低保待遇和廉租房居住权的残障女性中，患有智力障碍的女性，居然成为一种“抢手货”。那些试图争抢她们的男人，也是一群中老年男性，他们的年龄从五十多岁到六七十岁。有的离异多年、有的丧偶，更多的是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来自偏远的农村山区。生活在那里的他们，终日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或劳有所获或劳无所获，是靠天吃饭。很多人苦苦劳作大半辈子，除了勉强维持生存外，娶不起老婆结不了婚。当然，这也是在广大农村众多光棍中的现实，“找个老婆成个家”是他们的梦想。

他们愿意选择与有智力障碍的女性结婚，从他们的角度，在于婚姻中，他们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

58岁的张谷是沂蒙大山里的人，他的侄子在城市里打工，给他带回去“智障女与廉租房”的信息。 “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张谷有些不相信，一遍遍追问侄子。侄子信誓旦旦说是真的，他的一个同事的姑姑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同事还托他给姑姑找个对象呢。

张谷赶紧问侄子这个姑姑的具体情况，还问，“把我介绍给她行不行？”

这个被称为姑姑的女人叫大美，是智力二级残疾人，已经37岁。那时大美尚未申请到廉租房，因按规定智障残疾人需要有监护人，才可提出申请，申请单独的廉租房。之后经张谷侄子的说合，张谷与大美及家人见面，大美家人如实告知他，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生完孩子后，被前夫抛弃。张谷说能接受不计较，只要他们不嫌弃他是农村人就行。

只知呵呵笑的大美与张谷办理结婚证，其监护人更改为丈夫张谷，2020年张谷以夫妻双方名义申请廉租房成功。新婚的俩人住进廉租房，因张谷年龄偏大找不到工作，也作为残疾人家属申请上低保待遇，张谷“有饭吃、有房住”的梦想成真了。而在某种程度上，他并没有对大美及其家人有所感激，他想的是，如果没有他承担监护人的作用，廉租房是申请不下来的。

视觉中国

“铁打的廉租房，流水的男人”

江枫真与丈夫介于离婚和非离婚之间，曾经给她温暖和安全感的廉租房，似乎也一下子从“避风港”，变成风雨飘摇的一艘“破船”。她不敢一个人在家里，生怕老楚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又来一顿拳脚。

成乐与谷世勋的婚姻，最终也发展成了婚变，那是在他们婚后的第七年。谷世勋在广场上认识了一个60来岁的妇女，女人身体硬朗还有退休金，成乐被抛弃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快递送上门的是一纸离婚申请书，她不得不签字同意。离婚后，成乐独居在廉租房里，还有人想给她介绍对象，她都一一谢绝了。成乐不再相信婚姻，没有人支撑的日子里，她又将双拐拄了起来。“铁打的廉租房，流水的男人”。因诸多的变故，男人们一个个从残障女人的廉租房里离开。只有那些残障女性们留了下来，廉租房，尽管它的房龄老了、门窗旧了，依然是她们的家。

大美与张谷俩人的婚姻，在相似中又是另一幅模样，大美只要吃饱喝足，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大美生气了、一撅嘴，张谷递上一根棒棒糖，她又破涕为笑了。真正主导这段婚姻的不是她，而是她的丈夫。让这个家庭稳固下来的，只是廉租房租住权本上，署有她的名字。

这很难说是“圆满”的婚姻关系，在与智障妻子的婚姻中，丈夫占据主导，即使他对婚姻三心二意，内心身处看不起自己的妻子，婚姻也往往基于现实考量维系下来。现实永远是复杂的，那些被家里人视为累赘，或者照顾起来日渐力不从心的智力障碍女性们，在这样的婚姻中，既是被利用被主导的一方，但同时，也因这样的“房婚”获得勉强的安定。在我的观察中，在我们那，智障女性走失、走丢，出门后一去不归，那些过去常常发生的事，倒是变得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