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35岁的周荣爱，终于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去年11月12日，清晨5点多，周荣爱从深圳市南山区出发，打车前往50多公里外的坪山区，接一位老人去医院。前一天，这位老人突感头晕，急需看病。但老人既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无法独自就医。其远在北京的女儿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了周荣爱帮忙。周荣爱陪同老人挂号、检查，最终老人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

门诊中，医生询问周荣爱与老人是什么关系，她坦率地回答：陪诊师。这是她成为陪诊师的第一天。此前，她在科技行业从事销售工作，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常年住院的父母，换了好几份工作。因为熟悉就医流程，加上陪诊师朋友的推荐，她开始尝试这一新兴职业。“陪诊师能帮到别人，市场需求大，是可以干到五十多岁的工作。”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陪诊师在国内已发展数年，但尚未被纳入国家职业目录。过去一年，养老机构、互联网平台等多方入场，十余个城市相继出台陪诊团体标准，一些公立医院也开始提供陪诊服务。1月13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提出“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在不少从业者看来，2026年将成为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乃至职业化的关键一年。

2025年6月4日，陪诊师张晴（右一）排队为客户办理医保联网

“还人情比陪诊费贵”

1月21日早上9点，北京东二环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门诊大厅人头攒动。建档、缴费、预约检查等窗口前排起长龙，时常有患者排到窗口，才发现缺少材料，只能补办后再重新排队。

陪诊师马建穿梭其间，手里拿着一沓病历和检查单，正在为67岁的老人张帅预约下一轮复查。他对各类就诊流程了如指掌，先将最难约的检查约在1月27日，再把剩余检查集中排在这一天。每完成一项预约，他都会拍下单据，发给张帅的女儿确认，随后将所有资料整理好，寄往远在吉林的张帅手中。

去年，张帅在这家医院接受肺癌手术，此后每隔数月就要来京复查。如果自己预约检查，单人往返火车票就要上千元，加上住宿和子女请假的成本，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相较之下，请马建预约检查只需要160元。检查当天，在马建陪同下，张帅一天内便能完成所有检查。

“有人认为陪诊是医疗行为，但我们更倾向认为这是服务工作。”马建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陪诊师的工作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字面意义上的陪诊，全程陪同患者就医，提供情绪支持；二是取药、取报告等跑腿事务；三是代咨询，即在患者或家属无法到场时，替他们向医生提问、获取诊疗方案，这对陪诊师的要求最高，需提前了解患者病情，预判医生可能提出的问题。

2013年，马建辞职创业，做起了跑腿代办业务，最初，医院相关服务仅占两到三成。2020年3月起，他专注于医院跑腿和陪诊服务。直到2021年，一些电商平台和媒体开始关注他的工作，马建这才第一次听说，原来自己的工作有一个专门的称呼——“陪诊师”。2022年，他和合伙人一起创办了陪诊机构。

除了老年人，独自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是陪诊师的客户。28岁的刘晓芳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1月初，她预约了胃肠镜检查，因为检查需全身麻醉，她请了一位女性陪诊师，帮她挂号、拿外套，等待她从麻醉中苏醒，将她送上车。“我没敢告诉父母自己生病，他们不熟悉北京的医院，来了也帮不上忙。找朋友陪，又怕耽误人家的工作，而且欠个人情，请顿饭都比陪诊费贵。”刘晓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陪诊师的服务通常按时间计费。目前，在一线城市，陪诊价格大多为每小时50—100元，按照单次服务2—4小时计算，费用一般在200—400元。在三、四线城市，价格则普遍低三成左右。在马建看来，随着医院科室不断细化，不少患者连该去哪家医院、挂哪个科室都不清楚，一旦走弯路，浪费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往往远高于请陪诊师。而且，一旦建立信任，患者下次就医通常倾向于继续选择之前合作过的陪诊师。“这是一个复购率很高的行业。”他说。

2025年夏天，陪诊师马建（左二）陪同一位骨折患者在医院就诊

不是考个证就能入行

去年春节过后不久，家住辽宁沈阳的吴刚开始频繁陪同76岁的母亲去医院看病。他注意到，在医院周边的停车场，常常有人发放印有“陪诊服务”的名片。在医院内，也不时有陪诊师上前询问是否需要服务。

吴刚试着与一位陪诊师沟通，发现陪诊报价并不固定，甚至还可以在对方提供的基础上，每小时再砍价10—20元。这背后，是陪诊师市场的激烈竞争。多位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尽管陪诊行业未来被看好，但由于公众认知有限，当下的陪诊师仍然供大于求，价格和服务都陷入激烈竞争和“内卷”。

获客是陪诊师入行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在一些有经验的陪诊师看来，依靠线下“发卡片”已落后了。去年10月，常年居住在欧洲的彭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想为母亲在北京就诊寻找一位陪诊师。不到一小时，她便收到了十几条私信和评论。但她发现，大多数陪诊师的主页内容同质化严重。《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不少陪诊师通过“互赞、互评、互粉”的方式提升账号流量，如果收到订单自己没时间，还会转给其他陪诊师，并抽取20％—30％的分成。

2023年，一些社交平台曾一度对陪诊相关内容实行近乎“一刀切”的封禁，许多依赖线上获客的陪诊师受到重创。直到2025年，平台政策才逐步松动，越来越多陪诊师尝试经营账号。周荣爱的第一单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完成，但她发现，自媒体获客并不容易，需要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运营。

之所以要主动获客，是因为这样的“私单”价格更高。周荣爱的另外一个订单来源是保险公司。一些保险产品附带陪诊服务，保险公司通常会将订单层层转包，最终落到陪诊机构或个人陪诊师手中。周荣爱发现，这类订单的利润空间相对较小。“例如标价近300元，陪诊师实际到手可能只有120—180元。”她说。

陪诊平台也是陪诊师的重要获客渠道，特点是用户下单方便、价格相对透明，但陪诊师的话语权较弱。周荣爱注意到，许多平台都会要求陪诊师提供陪诊师证。去年9月，她花费一千多元在一家机构报名陪诊师证考试，考试临近，却发现对方失联。无奈之下，她只能重新在另一家机构报名。

目前，市场上的陪诊师证，大多由行业协会或培训机构颁发，只是培训合格证明，既不等同于从业资格，也无法作为接单保障。周荣爱发现，证书培训内容偏重理论，许多实操知识仍需通过跟随有经验的陪诊师“跑单”积累。在她和不少从业者看来，当下，陪诊师主要仍通过“老带新”的方式入行。

马建观察到，尽管许多陪诊师还在努力获客，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已开始嗅到商机。他曾接到一家机构的邀约，每天直播6—8小时授课，便可月入几万元。但在马建看来，这种模式会过早透支个人经验，在陪诊这样发展迅速的行业中，一线实践十分重要。他也注意到，近两年越来越多前医疗从业者和宝妈进入陪诊行业，很多人抱着“先考个证试试”的心态入行。但在他看来，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往往是家中有其他收入来源，同时具备责任心和耐心的人。

“画红线”与“躲风险”

做陪诊师的第一个月，周荣爱几乎没有盈余；到了第三个月，月收入也只有3000元左右。她粗略算过一笔账：如果每天都能排满预约，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过刚月入过万。这与过去几年社交平台上流传的“陪诊师月入十万”的宣传，相差甚远。

陪诊行业垂类自媒体“陪诊有道”创始人兼CEO张志援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从收入结构来看，一些收入过高的陪诊师，往往与黄牛、医托等灰色产业链有关。和许多新兴行业一样，陪诊行业正经历从野蛮生长到逐步规范的阶段，许多规则正在建立。

在某社交媒体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时，一位自称“陪诊师”的人士表示，除了提供陪诊服务，他还能预约北京多家医院的专家号。例如，北京儿童医院一个显示“约满”的专家号，收取300元好处费，他就可以通过登录患者账号挂上。

张志援认为，黄牛、医托和陪诊师都长期围绕医院活动，空间上“天然离得很近”。为了吸引新客户，确实有部分陪诊师会提供“抢号”这样的灰色服务。但在后续服务中，大多数陪诊师仍会有意识地回归常规陪诊，通过就医流程规划，避免“非专家号不可的依赖”。

随着陪诊服务规模扩大，合规问题和职业风险问题正在逐步显现。2025年9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陪诊纠纷判例，一位陪诊师在服务过程中弄丢了癌症患者的病理切片，直接影响后续诊疗判断。法院最终判决陪诊师赔偿患者2000余元经济损失，并支付2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张志援介绍，类似纠纷在行业内并不少见。

为了规避风险，马建反复提醒身边的陪诊师，要明确自己的行为边界。例如，邮寄病历材料务必反复核对，陪诊老年患者时，要特别注意轮椅、拐杖等辅助工具的使用。如果要接送患者，也应选择出租车或公共交通工具，以防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清。

但有些风险，陪诊师无法回避。河北任丘是由沧州市代管的县级市，老龄化率已突破20％，独居、失能老人的比例也很高。王伟在任丘从事陪诊服务已有六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城市的市场空间有限，陪诊师为了生存，几乎没有挑活的余地。“背老人下楼、跟着急救车去医院，甚至代子女领取骨灰，这些我都做过。”他说，这些服务过程既无合同，也无保险，一旦发生纠纷，或者被传染疾病，都没有保护自己的办法。

对马建而言，未曾预料的职业风险，是心理上的冲击。去年年初，他在北京某医院的走廊里被一位患者叫住。对方和他只差一岁，肺部的癌细胞已转移，只能靠轮椅出行。此前，这位患者曾多次请马建代问诊。这一次，她和丈夫一同来京就诊，恰好在医院遇见并认出了他。那之后，马建多次陪她在北京各大医院看病。但在去年年末一次检查后，马建突然联系不上她，直到几天后，在朋友圈刷到了她的讣告。“很多外地患者来北京看病，本就是抱着‘最后一站’的心态，希望还能再争取一次机会。”马建说，猝不及防的死亡和离别，是这个职业无法逃避的沉重。

更普惠的服务

“2019年起，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中的陪诊师越来越多。”徐州医科大学卫生政策与健康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谈在祥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国内很多医院在持续推进互联网医院和老年友好医院建设，但在实际就诊场景中，一个好的陪诊师的作用无可替代。他曾考虑将陪诊服务纳入医院的医疗保障体系，但在现行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下，医院要与陪诊公司进行市场化合作，仍面临诸多政策与法律方面的障碍。

2025年起，一些获得官方认可的陪诊师开始进入公立医院。2025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印发《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在浦东、杨浦等9个区启动试点工作。同年6月底，首批1203名陪诊师“持证上岗”。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是试点单位之一。该院护理部副主任顾芬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试点启动后，医院推出公益陪诊服务，由统一着装的陪诊师，为无家属陪同、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提供就医帮助。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750余人次。

顾芬参与了《老年陪诊服务规范》等陪诊团体标准的制定。她表示，目前多数医护人员认为，陪诊师可以节省各方时间、缓解医患矛盾，但在患者隐私等问题上，仍需划定清晰的边界。她建议，应该建立陪诊师分级管理制度，在合理设定行业准入门槛的同时，规范陪诊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目前，各地出台的陪诊师团体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张志援认为，这是因为各方主导力量的侧重不同。例如，湖北的陪诊标准门槛相对较高，侧重于护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对接；而上海的陪诊服务更贴近养老场景，对学历、语言能力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他看来，陪诊行业正经历几乎所有新兴行业都会面临的发展路径：由市场先行，逐步建立地方标准，继而推动国家标准的出台，最终实现职业化发展。

张志援透露，关于陪诊师的国家标准已进入草案制定阶段。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数字平台中的青年新职业趋势研究》显示，陪诊师已被纳入闲鱼副业板块的新职业榜单，并被视为最有潜力进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新兴职业之一。

谈在祥认为，在老龄化的迫切需求下，应当“完善陪诊制度设计”。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是最早发展陪诊服务的国家之一，其陪诊师被称为“患者导航员”，从事这一职业的可以是专业卫生人员，也可以是接受培训的非专业人士。他建议，国内也应统一行业标准、推动规范化培训，将陪诊师纳入职业分类目录。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陪诊服务纳入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