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回归的第七季《黑镜》中，第三集《梦幻酒店》（Hotel Reverie）收获了最高的讨论度和好评。这是一集不太“黑镜”的《黑镜》：柔软、诗意，但不失决心和力量，被称为整季里最细腻的一集，在一些评论中，这种细腻被归结为一种“东方气质”。

这种独特的叙事语言被归功于华人导演王昊鹭，她37岁，入行仅仅六年，是七季黑镜中唯一的一位华人导演。《黑镜》的片方原本更属意一位美国男导演，但最终在面谈时被王昊鹭打动了。

《梦幻酒店》讲述的是两位跨时代的女演员之间的情愫：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黑白老电影《梦幻酒店》得以依靠科技重拍，来自现代的黑人女演员布兰迪进入昔日的老电影中，取代了原版中的白人男主角，与女主克拉拉相遇。因为技术故障，老电影里的世界失控了——布兰迪受困，而克拉拉意识到自己是被复刻的AI，但也正因如此，她们有了重新认识对方灵魂的机会。

这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想象，但在王昊鹭眼中，“故事本身并非因技术而鲜活，它只在主角坠入爱河时才有了生命力”。

这种爱诞生于绝望当中，带着某种接受自己命运的孤勇。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王昊鹭的人生故事：她出生于江苏徐州，在很长的时间里，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勤奋努力，在美国科尔比学院拿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学位，毕业后加入投行。人生看上去很顺利，她只要顺着社会精英的阶梯向上攀登就好，但是25岁那年，王昊鹭身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她时常感觉到一种倦怠，当工作一眼能够望得到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后来的故事像是电影情节，有一天晚上，她看了伯格曼的《假面》，这部电影深刻讲述了人游离于虚伪和真实之间的故事，王昊鹭被它沉沉地击中了，她头冒冷汗，缓了好几次，才把它看完。电影里的某种东西让她做了决定，她决定辞职，她认识到自己的“假面”之下，其实从小最想做的是拍电影，“我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怎么活，那次之后，哪怕失败了我也想要孤注一掷。”

在屏幕的那段，她抱着小狗对我讲述这些的时候，轻快而平静，没有做太多煽情。她是那种坚定但并不硬邦邦的人，你很容易感受到她身上似乎能扛住一切的乐观，很早起床，同时处理养育孩子和工作，却依然散发一种活力感。她说自己不太焦虑，不把压力传递给剧组和演员，因为“大家的灵魂需要有喘息的空间，才能拍出有灵魂的东西”。她习惯用肯定的语气讲话，经常笑，最常用的词语是“当然”“没错”。

对她来说，脱下假面后，电影成了一种命运，如果可以，她希望一直拍下去，“电影给了我所有去体验、去消化、去表达的机会。我很渴望和别人有深层的联结和共鸣，所以能做导演是一个非常大的天赐的礼物。这是我的一个identity，我无法想象做任何别的事情，我生来就是做这个的。”

以下是她的讲述：

虽然这个世界是很割裂的，

但我相信那是少数人的事情

从《黑镜》制片人杰西卡那里听到《梦幻酒店》这个集名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会喜欢这个剧本了。

我常常一边看，一边就笑出来了。我之前并不觉得自己适合导《黑镜》的一些很科技感、像游戏一样的剧本，但这个剧本不太一样，很对我的胃口。

它讲的是两个电影女演员跨越时空的联结。黑白片的时代是一个很黄金的年代，里面的女演员常常是很光鲜亮丽、很优雅的，我们很少能看见女演员背后的艰辛。那么唯美的一个世界，很难会闯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元素——一个现代的、黑人女演员，替代“男主角”，很违和地进入到一个神化的世界里面，我就很想尝试一下这种反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样的爱情是一种什么样的质感。

这种情感和我们现在通常讲的“人机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把情感投射到AI上面，它会根据你的反应，顺着你的意思去说，满足你的情感需求。但克拉拉不是你的一个投射，她是很有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她和布兰迪之间会吵架、会起冲突，在这种平等的碰撞中，让对方认识到自己是谁。

因为我真的很想拍，所以后来去见编剧查理的时候，我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幻灯片，几乎为每个情节都找到了画面参考，告诉他我想怎么拍。后来他们就把工作给我了。

剧本里最打动我的一幕是，当克拉拉意识到自己是AI创造出来的角色，而真实的自己（旧版《梦幻酒店》中克拉拉的演员多萝西）已经死掉了的时候，她决定要好好活下来，去弹奏一曲《月光》。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角色。

弹奏《月光》的时候，克拉拉也把力量也传递给了因为被困在电影里出不去的布兰迪，让她重新有了面对的勇气。

在看剧本的时候，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力量的转换，可能查理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觉到了，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是克拉拉给了布兰迪力量。

《梦幻酒店》剧组合照

所以拍出来以后，我并不确定这一段可不可以打动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播出以后，我非常好奇，恨不得到大街上去问一问，你看没看？有什么感受？我是很喜欢看评论的，发现大家能看出来，就会觉得很欣慰。

在一个全球的平台上，我面对的是全世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观众。《黑镜》第七季开播以后，说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写信过来，喜欢不喜欢的都有。我本来以为这一集打动的主要是女性，后来发现有很多男性，比如足球教练什么的，印象中非常男性化的人，以为他们根本不会看这集，但他们会说很感动，还会承认自己看哭了。这让我发现，原来人比我想象中更多样化、更开放。

因为我觉得大家内心渴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想感觉到爱和痛、伤感还有快感。虽然这个世界是很割裂的，但我相信那是少数人的事情。

必须要让大家的灵魂有喘息的空间，

才可以创作出有灵魂的东西

选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克拉拉一定要选一个英国人，有着标准的伦敦英音，举止动作也要很符合优雅的在老电影中的感觉。艾玛·科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艾玛·柯琳在美剧《黑镜》第七季剧照。©视觉中国

而布兰迪需要有一些喜剧天赋，要和那个年代很违和才可以。伊萨·雷是一个自己会做rap，自己会写剧本的演员，就很有现代感。

伊萨·雷©视觉中国

我们很容易想到艾玛应该演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榜样和模版了，她也演过很多这样的角色，但对于伊萨来说，是没有任何模版的，经典电影里演艾玛对手戏的都是帅气的男演员。所以我会想，她要演成什么样观众才能没有不适感呢？我也不知道。这是故事有趣的地方，对我来说。

影视作品里面我很少能看到血肉饱满、各种情感同时存在的女性，我们看得太少了，就会觉得女性是单薄的，偶尔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女性角色，就会感叹她很有力量，但其实那就是正常的、真实的女性。

其实很多女性都有像克拉拉这样的主体性，可能前一瞬间她是崩溃的，但是后一刻她会决定，我就要去尝试一下，为自己好好活一次，我觉得我们女的就是很容易在一念之间觉得“我不需要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只不过我们常常看不到这样的呈现。

小时候我喜欢打篮球，体育老师都会说这是男孩子做的，女孩子不可以，我会把这些都写在日记本里，很生气。我觉得女性都有过这种经历——一直抵触着压力，然后找到自我的过程，所以你一定是逆商很强的、很有力量的。一个真实的女性身上一定是很多冲突的元素同时存在的，比如她作为一个母亲，会爱孩子，但同时很讨厌做母亲。我想拍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女性角色。

我们的制片、录音师、美术指导，周围目之所及，几乎都是女生。

对我来说，作为导演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气氛，我希望片场是轻松而不松垮的，大家是放松的，但又非常有秩序的状态。拍摄的时候，大家都能非常受到尊重，能够被看到，所有的剧组人员都会提自己的建议，都有自己的主动权。

在现场我从来不会紧张或是焦虑，我们会像玩儿一样把戏给拍了。《梦幻酒店》一共拍了五周，一周工作五天，我觉得必须要让大家的灵魂有喘息的空间，才可以创作出有灵魂的东西。我也不希望有人来打破这种环境，一开始我的制片有一天非常紧张，如果她来现场，我们的气氛就会改变，所以我会努力地让她不要来（笑）。

王昊鹭和主演们在《梦幻酒店》拍摄现场

当然我自己会很清楚有多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成本也很高，我又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压力给扛住，让剧组的大家觉得没有压力。说实话，我觉得接受过高考，你就会抗压能力特别强（笑）。我可能一直都是个不焦虑的人，做投行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要去纽约做上市，我连续48小时没有睡觉，但可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吧，我觉得把压力给别人会适得其反。

不设防的，才是诚实的

我从9岁左右就开始看电影，那时候电影是我的一个秘密乐园。4点多放学，我爸妈6点回来，所以我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家以后，就把电视机罩打开一些，偷偷开始看。

我坐得离电视机特别近，在自己的房间把作业都准备好，听到爸妈回来就立刻把电视机盖关掉，装作回房间写作业。但其实我爸妈都知道，因为他们回来一摸电视机后面，就会发现是热的。

周末我在家附近上奥数班和作文班，补习班旁边就有一家卖盗版碟的店，那些盗版碟连封壳都没有，就是一些硬纸壳包着的塑料。我每周都趁课间去买VCD，问老板这周又到了什么新货。

我就这样看了几百张碟。看《洛丽塔》、《红白蓝三部曲》，我爱看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时没有道德感的约束，会觉得这些情感都是很动人的。

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周围的世界总让我觉得有种束缚感，但是在电影里，世界好大、好精彩，我会觉得特别安心。

11岁的时候，看到《这个杀手不太冷》，当时我就迷上了娜塔莉·波特曼，迷上了纽约的故事。我觉得好震撼：那个小女孩跟我一样大，为什么她跟我的生活那么不一样？里面两个人很暧昧的一些情愫，其实可能是当时看来少儿不宜的，我不该理解到的，但我当时理解到了，也没有觉得不正确。

我拍完《怀孕的大地》以后，很多人问我你喜欢拍什么样的东西。后来我自己总结出来就是“emotional fantasy”（情感幻想）。

因为我是个想象力和情感都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喜欢在一个奇特的情境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故事，不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故事。比如《怀孕的大地》里，失去还没出生的孩子的妈妈看见隆起的大地，就觉得好像那块地面也怀孕了一样，这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喜欢拍情感戏，但是这些情感是在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相对抽象的空间存在的情感，它可能有一些想象、一些投射，有点超现实。

这种超现实的情境，是自我发现式的，你可能会发现一些自己身上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部分，没有出现过的情感和感受，会更理解自己。就像照镜子一样，在那一瞬间你是不设防的，我觉得那才是诚实的。

早上醒来我就已经改变了，

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了

我从小就习惯假装，扮演一个喜欢数理化、努力高考的好学生角色。

在伦敦花旗实习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很讨厌投行的工作，但我就是要假装去面试，去拿这份工。当时其他的工作机会我也都不是很喜欢，而且挣钱没有这个多，我就想，那不如就去这个挣钱最多也很讨厌的东西，在香港开始做投行。

假装就像演戏一样，做一个好的演员就演过去了。假装其实很容易啊，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当然会喜欢这个工作，大家都想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没有人会质疑你。

投行听起来是一个很高级的白领工作，但当时我完全没有野心，并不想被升职，不想努力把它做得特别好。甚至最开始我同时拿到了几个银行的offer，我会选一个不那么好的去做，因为我不想那么辛苦。

一开始我还觉得无所谓，到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抑郁。就好像是嗓子里有个东西卡在那，说不出话来的感觉，觉得自己和周围格格不入。有时候，我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周围的人就会用那种“你在说什么呀”的眼神看着我。我突然发现大家跟我是那么不一样的人，我在一个非常不适合我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人是理解我的。

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已经太久不能做自己，以至于已经和自己脱离了联系。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2点回家，我一个人在电视机里看伯格曼的《假面》的DVD。看了十几分钟，突然之间感觉额头开始冒冷汗。当时觉得给我的冲击力太强了，我就暂停，到楼下去散了个步，回来又接着看。几乎暂停了两三次以后，我才完整地看完。

这种观影体验我从来没有过，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一部电影还是一个梦境。之前看的电影都是讲一个故事，但是《假面》不一样，它是讲影像的冲击感，是一种心理的、人的灵魂的刻画，让我觉得电影可以达到一种直接震慑人心的作用。

这就好像电影里的决定性瞬间那样，我真的就是这样决定了辞职。我突然觉得特别有力量，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已经改变了，觉得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了。就好像之前一直在遮遮掩掩自己是谁，假装扮演一个角色，现在发现再也没有必要了。

王昊鹭和《假面》的主演Liv Ullmann

我是真的很想做电影。《假面》给了我这个力量，让我听到以前不敢听的内心的声音，就好像一场催眠。

那一年我25岁，读完大学开始工作，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人生的轨道。我突然觉得离死亡特别近，我能看到如果一直走下去，以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想，如果就这样过一生的话，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很存在主义的一种危机。

辞职那天，王昊鹭和同事在办公室合影

辞职以后，我买了一个相机，开始拍很多照片，开始画画，搬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租了一个16世纪的房子，看了很多博物馆，也四处旅行。在一个很破烂的学校，开始上那种付了钱就可以去学的电影课，学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蒙太奇、剪辑、摄影机怎么用。后来又去了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了大概四个月，然后依靠自己的积蓄和众筹在香港拍了人生中第一部短片（《人字拖》）。

王昊鹭在意大利

当时我不认识任何人，所有剧组成员都是我在网上放广告招募来的，像浸会大学的一些学影视的大学生，演员也都是当地的朋友的朋友。

制片、剪辑、导演都是我自己，完全初生牛犊不怕虎似的按直觉去拍。当时是冬天，我们要拍在水里的戏，我像着了魔一样，每天都去取景的那个海滩，去看天气、景色，自己很拼命。其实到现在虽然有了更多资源，我也还是会这样去做。

如果从恐惧出发来做决定的话，

你是不能收获爱的

作为受雇导演，我也会有一些受挫的时候。有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数据，或者受众的考虑，一些我自己很触动的地方，就必须被剪掉，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知道他们有时候是错的，他们是因为害怕而去做的决定。

我觉得如果从恐惧来做决定的话，你是不能收获爱的，只能收获到一些保守的“还行”。如果你在作品里面放了很多恐惧自己的害怕和保守，大家能感受到就是害怕和保守，如果你放进的东西是爱、是自由、是舒展的灵魂，大家就能收获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做一个“还行”的东西，我想做一个大家爱的东西。

在行业内的这些年，其实我收到的大多数剧本都是没什么意思的，你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编剧写的时候就没有很爱这些角色，只是想用个公式化的东西来赚钱。像《梦幻酒店》这种和杀人犯罪没什么关系的故事很少见。英国这边最多的就是用那种类似警察在一个房间问询的场景，来制造张力，这几乎变成我选剧本唯一的一个条件了，就是我不想看到有警察（笑）。所以一般我就不做，我很难想象自己去做这样的东西。

王昊鹭在《梦幻酒店》拍摄现场

我现在想努力自己创作，虽然一定也会有很多羁绊的。

我很反感那些从外部视角来拍亚裔的作品，我一直在写的《湖水中的猛兽》，讲的就是一个从香港来英国某个城市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英国的白人男性，他们想组建家庭、生育孩子，但是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很多身份上的问题，比如在婚姻里感觉到的不平等的感觉，还有怎么理解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湖水的猛兽是一个隐喻，讲的是她心里的猛兽在平静的湖水下面。

这里面的女主角是最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而她是中国人。我希望大家跟这位女性共情，如果能在荧幕上跟她共情，在现实生活中就会更能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会说《梦幻酒店》是“东方气质”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会担心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太在乎自己的身份了，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呢？是不是一种太在乎自己，所以要特别努力去融入别人，这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会思考这些事情，但是同时可能里面确实有一些东方的东西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其实在英国，没有人说这很东方，或者说他们理解不了里面的情感。所以可能只是我的这个风格比较细腻而已，我觉得可能跟“我是女性”更有关系，而不是跟“我是一个中国女性”有关系。

像我这样的华人女导演，行业内的大多数人平时都很少见到。所以他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我会在意什么，就会非常小心地说话，但是这样还是会让我感觉很奇怪。我相信如果我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白人男性，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很多偏见可能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个系统里面做到最好，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

我觉得拍电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笑）。平常说话你不可能讲述这么多感觉，但电影给了我所有去体验、去消化、去表达的机会。我很渴望和别人有深层的联结和共鸣，所以能做导演是一个非常大的天赐的礼物。这是我的一个identity，我无法想象做任何别的事情，我生来就是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