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一盘棋。

日前，财政部发布最新预算数据，2025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10.34万亿，连续三年超过10万亿。

财政转移支付，取之于发达省份，用之于欠发达地区，解决地区财政不平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0万亿的“大蛋糕”，被谁切走了？谁又是最大净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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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亿转移支付，谁分得最多？

我国财政采取“分税制”，各省份先将一定比例的税收上缴给中央，中央再根据财力均衡进行二次分配。

由于人口规模、发展水平、战略定位截然不同，不同省份最终拿到的蛋糕，自然有大有小。

总体来看，转移支付主要流向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仅有河北一省入围前十。

四川、河南分别以5983亿元、5272亿元，连续多年霸榜前二，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

湖南、湖北、河北均超过4000亿元，云南、广西、黑龙江、新疆、贵州、江西、甘肃、内蒙古、辽宁等超过3000亿元。

与之对比，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经济大省再次垫底。

广东仅拿到1985亿元，相比其上缴的1万多亿税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需要说明的是，今年10.3万亿转移支付，已有8.8万亿分配到各省市，还有1.5万亿仍待明确，最终各省落地的数字还会更多。

为什么转移支付的蛋糕有大有小？

一般而言，人口越多、经济越不发达、环境越艰苦、战略地位越重要，分到的蛋糕就越多。

前者如河南、四川，后者如西藏、新疆、青海。

这笔天量转移支付，甚至超过了许多省份的财政收入。

以2024年数据来看，四川、河南1.2倍、1.3倍，西藏、青海则达到9.2倍、4.6倍。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省份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超过50%，最高的甚至接近90%。

许多省市的公共建设、财政运转，甚至“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都离不开转移支付。

反之，经济越发达，地方财力越充沛，财政自给率越高，拿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少。

这些转移支付，与其净上缴的税收，完全不在一个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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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转移支付，谁是最大受益者？

衡量转移支付，不能简单看总量，而要考虑省情差异、人口悬殊。

以人均转移支付来看，最高的是西藏、新疆、青海和宁夏，其中西藏是唯一人均超过5万元的省份。

其实，转移支付总额最高的四川、河南，人均数据仅居于中游，河南人均转移支付甚至与沿海地区处于同一区间。

至于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人均转移支付仅1500多元，位列倒数第一，与其人均税收上缴贡献相比，只有一个零头。

西藏等地为何人均拿最多？四川、河南拿的到底多不多？

西藏容易理解，地处偏远，环境艰苦，基础薄弱，但肩负国防重任，战略意义重大，给予大量转移支付，并非没有理由。

考虑到高寒环境，为吸引人才流入，西藏许多单位在基础工资之外，设有额外补贴，工资普遍高于内地地区，这也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补助。

事实上，西藏不只是人均转移支付第一省，平均工资更力压粤苏浙，位列全国第三，而人均养老金收入更超过京沪位居全国第一。

对于四川、河南，同样需要打破刻板认知，两省并非最依赖转移支付的地方。

不能忽视庞大人口总量的摊薄效应，更不能低估两省在劳动力转移、粮食、能源安全上的突出贡献。

河南、四川都是TOP5人口大省，属于名副其实的劳动力输出大省。

同时，河南是“北粮南调”的主力，四川则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的重要贡献者，切走最大的蛋糕并不令人意外。

近年来，我国正在逐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对于粮食大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这对于粮食大省、能源大省和边疆大省，则是长期持续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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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8省“养”全国，谁是最大净贡献省份？

有人说，不只是四川河南西藏，就连粤苏浙京沪等发达地区，也在享受转移支付。

其实，对于经济大省来说，转移支付更像是“税收返还”，先切走一大块蛋糕，再返还一小块，最终仍是净贡献者。

换言之，这些地方已经上缴了数千亿元乃至1万多亿的税收收入，而拿回的转移支付仅有一两千亿元。

目前，在我国内地31个省份中，只有8个省份属于净贡献者，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

其中，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东部5省为贡献主力，山东、天津、福建为次要贡献者。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每年创造的税收超过2万亿元，但最终留给本地的仅有1万亿。

扣除拿到的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年度净贡献8000亿元-1万亿元。

因此，广东在经济、人口第一大省之外，又获得财政净贡献第一大省的称号，这一称号更有含金量。

反观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地方财力相对不足，上缴税收极其有限，获得的转移支付极为庞大，自然而然成了受益者。

就此而言，广东等经济大省的增长，关乎的不只是一省一地的得失，还影响到广大中西部、东北地区的正常运转。

因此，过去几年，“经济大省勇挑大梁”反复被提及，官方层面甚至一度直言“经济大省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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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搞财政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是否公平？

我国存在一定的税收横向失衡，大量税源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了东部地区，转移支付正是补偿的体现。

作为税收主力的增值税按照生产地征收，企业所得税则按照总部原则征收，制造业发达、总部经济突出的东部地区最受益。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大国一盘棋之下，很多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中国有经济大省、工业大省和财政大省，也有粮食大省、能源大省和电力大省。

没错，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东部经济大省，是全国财政转移支付和养老金统筹调剂的最大贡献者。

但这背后，既有中西部地区大量转移劳动力的贡献，也离不开它们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国防安全肩负起的重任。

要知道，无论粮食、煤炭、石油等能源，采取的多数都是非市场定价模式，通过让渡本地利益，以服务于全国大盘的发展。

西电东输、西气东送、北煤南运、北粮南调，都是典型体现。

山西、内蒙古、陕西的煤炭，陕西、新疆、四川的天然气，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水电，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的粮食，都是如此。

因此，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独善其身，每个省份都有贡献，但也同时从其他地区的贡献中受益。

不过，如果过度依赖转移支付，一些地方坐等“天上掉馅饼”，道德风险不可不妨。

一些地方陷入“以债谋发展”的误区，不顾本地发展实际，拼命搞大基建大投资，导致债务愈发膨胀，最终只能寻求中央兜底。

面对这一问题，国家层面不断强调财务纪律，明确“过紧日子”，重申“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同时“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大国发展，不要无公平的效率，更不要无效率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