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Elon Musk）近期在X上宣称，“迫切需要立即提高出生率”，听起来很戏剧化，甚至带有一丝文明危机色彩，却与现实严重脱节。

而马斯克并非极右派与全球亿万富豪之中，唯一持此论调的人。

低出生率并非道德沦丧、企图心下滑，或“觉醒政治”过盛的结果，而是某种经济体系的可预期产物。在此体系下，人们薪资过低、工时过长，却被要求为由远高于其个之上的力量所设计出来的结构性失灵，承担个人责任。

同一批哀叹人口下滑的亿万富豪和行政总裁，同时也在抱怨人们不买本土产品、欧洲产业失去竞争力、“西方”在经济上日益脆弱等。然而，他们一再依赖相同解方：延长工时、抑制薪资、大举裁员与松绑监管，在制度上反而使问题恶化。

以薪资而言，欧洲多数地区的实质薪资，近年来不是停滞就是下滑，通膨也侵蚀了购买力，薪资成长速度赶不上居住、能源、食品和养育成本。此时，不生小孩就是个经济上合理的选择。其结果也显而易见：欧洲女性平均生育率已掉到1.4左右，远低于人口替代率。

马斯克不仅以关切人口下滑著称，同时也是极端工作文化的拥护者。和他的主张类似的论调，也遍布美国企业界，并日益蔓延至欧洲：多工作、少休息、心怀感激，还要拨空生儿育女、购买本地产品（但这些商品往往比中国的线上零售产品更昂贵）。

这因此形成一个吊诡现象。富裕社会往往较少生育，因此人们经常认定，问题不在经济。但这是将国家富裕和个人安全感混为一谈。富裕国家仍有可能不利于养育家庭，因为问题不在于经济是否繁荣，而是生活是否稳定。

同理可证，民众捡便宜是因为他们薪资很低，购买本土商品成了奢侈享受。但那些透过外包、自动化和不断减支来压抑薪资的企业主，同时又在抱怨内需疲软。事实是，他们是掏空了中产阶级，又为其消失而感叹，伪善本质显露无遗。

这一切并非偶然。极端不平等是一个由最主要既得利益者所捍卫的政治选项，并非现代经济的副作用。百万富豪，尤其亿万富豪，对公共政策、劳动市场和监管架构，具有庞大影响力。

就此而言，当前的生育率危机是一场治理失灵，根源来自于那些一边从稀缺中获利、一边又哀叹其后果者，手中不受制衡的权力。

倘若亿万富豪真的关心人口下滑，对策应是提高薪资、强化劳动保障、提供可负担住宅与托育资源，并且缩短工时，而不是制造文化恐慌、将生育变成道德议题，或炫耀自己庞大的家庭。根本之道应是，减少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

此外，若他们担心本土产业式微，也不应责怪消费者，而是应该重建购买力和经济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