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埃隆·马斯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万亿富翁以来，人们一直试图理解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究竟有多庞大。

有人指出，1万亿美元的百元美钞叠起来约有1092千米高。经济学家史蒂文·德劳夫观察到，约翰·洛克菲勒的财富一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5%，而马斯克现在的财富至少是其两倍，占比超过3%。纽约尼克斯队的球迷可能也会注意到，即使是年薪约3900万美元的杰伦·布伦森，也需要打上超过25000个赛季才能积累出这么多的钱。

但在我看到的所有数字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纽约时报》的一项计算：马斯克的净资产是美国普通家庭净资产的500万倍。

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史学家，我立刻想到了柏拉图，他是第一位真正深入探讨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西方哲学家。在他的《法律篇》中，柏拉图借“雅典来客”之口提出，在一个繁荣的共和国里，如果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最贫穷公民财富的四倍，他就应该把多余的部分捐给城邦。不是普通家庭财富的500万倍——而是最贫穷公民财富的四倍。

诚然，我们很难想象现代经济在柏拉图提出的财富获取限制下会如何运作。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并不难理解促使他提出这一激进建议的担忧。

柏拉图在雅典长大，正如普鲁塔克所写，这座城市曾经几乎被“贫富悬殊”所撕裂。后来英雄般的立法者梭伦拯救了它，他取消了穷人的所有债务，让富人懊恼不已。而在柏拉图年轻时，随着雅典卷入伯罗奔尼撒战争，它连续遭受了三次基于阶级的内战——先是富人反对穷人的寡头革命，紧接着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民主革命，随后又是一场寡头革命。

难怪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当苏格拉底反思不平等时，他指出，一个以巨大财富悬殊为特征的国家根本不能算作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另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却总是阴谋颠覆彼此。”

对柏拉图来说，不平等的根源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希腊人称之为“pleonexia”——一种贪得无厌的贪欲。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将这种情况比作一个漏水的罐子：无论往里面倒多少水，它都会渴求更多。对于一些人来说，对金钱的渴望仅限于满足基本需求；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渴望是无止境的。柏拉图将那些贪得无厌的灵魂比作被自身欲望统治的奴隶。

一个被无法满足的欲望所吞噬的人对自己的爱会远远超过对全人类的关爱。在柏拉图看来，他“无法很好地判断什么是公正、善良和高尚的”，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欲望看做比真理更宝贵的东西。因此，柏拉图写道：“那些变得极其富有的人，不可能同时也是善良的。”

柏拉图对贪得无厌的担忧在马斯克身上得到了印证，他已经将目光投向了10万亿美元。他将同理心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弱点”，这证实了柏拉图对超级富豪道德败坏的担忧。马克斯用他所谓的“政府效率部”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送进了碎木机”——正如他得意洋洋地描述的那般——导致了估计60万人的死亡。这样的惨剧是一个选择对财富不设上限的社会必然招致的结果。

柏拉图敏锐地意识到，在已经存在巨大不平等的地方，像他提出的4:1财富比例这样的理想解决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并没有鼓励立法者和公民因此举手投降。相反，他敦促公民（包括少数具有“公平感”的富人）尽其所能来拉平社会差距，首先要让那些拥有过剩财富的人感到羞愧。他强调，真正的贫穷“不在于个人财产的减少，而在于个人贪婪的增加”。

只有通过教导人们认清极端贪婪的罪恶，社会才能开始恢复一个繁荣共和国所必需的健康财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