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5日晚，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酒店的美国白宫记协晚宴上传出枪声，当时特朗普及其夫人梅拉尼亚，以及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在内的数位政府高官均在场。

这起枪击案未造成人员伤亡，嫌犯当场被捕。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消息，这名现年31岁的嫌犯名叫科尔·艾伦，来自加州洛杉矶，去年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曾从事考试培训辅导工作。

据美国媒体报道，艾伦在事发前曾发布电子邮件，称自己是“友好的联邦刺客”。在这份带有宣言意味的邮件中，他称“一想到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感到愤怒。”当地时间4月27日下午，科尔·艾伦在华盛顿一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面临三项重罪指控：企图刺杀美国总统、跨州运输枪支弹药意图实施重罪，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

31岁的嫌疑犯科尔·艾伦

如此多重量级政治人物云集的场合响起枪声，已足以说明事件的严重性。而且，从已透露的信息来看，嫌犯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这起枪击事件属于典型的政治暴力案件。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一枚子弹擦脸而过；两个月多月后的9月15日，一名持枪者埋伏在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附近，被特勤局发现并逮捕。如果算上这次，特朗普近年来已三次与遇刺擦肩而过。

特朗普遭遇刺杀，在美国总统（及总统候选人）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最高频率之一。最接近他遭遇的，还是1981年里根总统遭遇枪击而受伤。“巧合”的是，那次遇刺的事发地，也是这次白宫记协晚宴的举办地。

1981年，里根总统遭遇枪击受伤

特朗普“撞上”枪击事件，当然存在几率问题，但更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暴力事件飙升的趋势，以及这种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土壤。

研究美国政治暴力的学者布莱恩·克拉斯，曾用气候变化与飓风之间的关系来比喻美国的政治暴力现象：“虽然不能把某场飓风直接归咎于气候变化，但我们确切地知道，气候变化会催生更强的飓风。同样的道理，或许无法将某次暴力事件与特定煽动言论直接挂钩，但可以确定的是，暴力煽动必然推高凶案发生的概率。”

从相关领域学者经常引用的数据来看，美国政治暴力“飓风生成”的画面越来越清晰。根据美国国会警察局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针对国会议员及其家人、工作人员或国会大厦威胁的案件，从2024年的9474起，飙升至2025年的14938起，暴增58%。根据该年度报告的历史数据，2021年、2022年、2023年分别是9625、7501和8008起。

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前任拜登执政期，针对国会议员的政治暴力事件呈平稳且缓慢下降趋势，而与特朗普执政匹配的是暴增趋势。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2016），此类案件数量是902起，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的第一年（2017年）即猛增三倍（约4000起）。

2024年7月13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被扶下台/图源：新华社

当然，把美国政治暴力事件飙升完全归因于特朗普显然有失偏颇。用某些学者的话说，特朗普入主白宫既是病因也是病症。

对于政治暴力的成因，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治学者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有个经典的研究总结：首先是严重的政治极化，选民感到他们正处于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本身都取决于能否击败对立政党；其次是一些政治领导人加剧和利用现有的极化现象，以建立选民忠诚度并扩大支持率；第三是一些公民对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以及所有主要政党的选择感到极度失望。

早在2008年奥巴马以首位黑人总统入主白宫时，美国的政治极化就开始萌发。而在他离开白宫时，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非常严重。政治极化与政治暴力，是奥巴马在2017年1月告别白宫演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我们的政治对话充满戾气，以至于认为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美国人不再仅仅是‘被误导’，而是被视为‘邪恶’时，我们就削弱了彼此联系。”

特朗普入主白宫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政治极化不得而知，但说他与政治极化“势不两立”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更为关键的是，认为特朗普从政治极化中汲取政治能量，也不会有多少人怀疑。克莱因菲尔德的研究结论强调，政治极化本身并不会直接引发暴力，只有当政治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利用它，才会触发这种（政治暴力）后果。

克莱因菲尔德研究中的第三个论点是“公民对政治的极度失望”，如果联系到这次枪击案嫌犯科尔·艾伦所说的“一想到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感到愤怒”，那么白宫记协晚宴上的枪声，几乎可以说是克拉斯“飓风预言”的完美呈现。

普通美国人的“愤怒”，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政治暴力的态度。美国政治学者内森·卡尔莫和莉莉安娜·梅森，在2021年6月做了一项民调，关于“如何看待政治暴力”的问题，60%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其他政党的人首先实施暴力行为，那么政治暴力至少有时是合理的”，而2020年的比例是40%。也就是说，美国人对某些政治暴力的认可在增加。

上述两位学者在2021年2月所做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更令人毛骨悚然。关于“为实现政治目标而杀害对立政党领导人是否正当”，有12%的共和党人与11%的民主党人做了肯定回答。虽然比例不高，但如果根据党派或政党倾向换算成覆盖人口，那就意味着约有2000万美国人认可刺杀本国领导人的行为。

不难想象，这样庞大的基数，即便是极低的概率也能制造出数量不小的政治暴力事件。正如《纽约时报》2024年的一篇文章所说，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广义的政治暴力，“但在枪支泛滥的国家，只需一个人就能实施骇人听闻、吸引眼球的行为。”

2026年1月31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政厅前手举标语参加示威活动/图源：新华社

关于美国政治暴力频发的现象，前拜登竞选团队顾问、电视节目主持人西蒙娜·桑德斯·汤森有直白的警告：“当领导人将对手妖魔化为敌人，当他们使用‘非人化’的语言，当威胁被常态化为政治手段，他们就营造了一种暴力滋生的氛围。”这话引申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面对政治暴力，政治领导人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在白宫记协晚宴枪击案后所发表的讲话中，特朗普说，“当你影响力大时，他们就会盯上你”“我们改变了这个国家，而很多人对此并不满意”。他还称自己是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并把自己与林肯总统相提并论。

如果以总统对政治暴力的态度来看，特朗普自比林肯或许只能比出尴尬。19世纪中期，美国曾经历了一段暴力事件猖獗的时期。1838年林肯总统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应何时预见危险的来临？我的回答是，如果危险真的降临，它必定从我们自身内部滋生，而非来自外部。若毁灭成为我们的命运，那必是我们亲手造成并完成的。”

最终遭暗杀的林肯，生前在呼吁反省、克制，如今很难把这些与特朗普联系在一起。在2024年一次竞选活动上，特朗普曾对支持者说，“他们吐口水，你就挥拳头。你们得这样对付他们。”而如今美国的现实是，政治歧见和对立，不只意味着口水和拳头，可能还会有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