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策划越狱，姚斌彬为保护徐文国而被捕枪决，徐文国则成功越狱，而曾经渴望调走的杜湘东陷入自责、痛苦和颓丧，展开了漫长的个人追索。

这看起来是《三大队》式的故事，一位体制内的警员，基于职业身份的责任，以及个人追索的执念，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路追寻，变成历尽沧桑的中年人。

但是，石一枫的野心不止于此。在他的故事里，时间线从1988年一直到2008年。一边是杜湘东从年轻时的“怀才不遇”，再到针对徐文国的苦苦追索；另一边则是借（姚斌彬的）命而生的徐文国，在悔罪的折磨下，为继承姚斌彬振兴六机厂的遗愿而活下去。两位“执念之人”再次合流，徐文国自首，杜湘东协助，他们最终获得了一种和解。

这一份时代的野心，有着独特的文学性。这种独特，让它在故事上很像《三大队》，但它在文学性上更像《漫长的季节》。《漫》剧里的王响和《借》里的杜湘东共享一个类型的人生：他们都因个人的某种执念，成为被困在时间里的人。这些执念之人在时代浪潮里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他们最终能选择的，只有接受或放下。

就像剧里的杜湘东和徐文国，现实中的导演陆川和作家石一枫也以不同类型的作品形成互文。杜湘东与徐文国之间，是对抗又共情的关系；而陆川与石一枫，则是作品间的继承和再创作的关系。

例如石一枫的重点不在案件，而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杜湘东和徐文国的执念，让他们无法顾及身侧的时代正滚滚向前。在那些身侧的碎屑里，我们能看到企业改制、工人下岗、权力寻租、技术工人的理想破灭等等。

同样的，在陆川的镜头下，你也能看到人物身处的那个背景。在多集的开头段落，杜湘东骑车上班的路上，阴暗的森林和迷雾把人物包裹其中。杜湘东影影绰绰似乎能看到什么，但一切又都不清晰。

杜湘东和徐文国两位主角，作为追捕者和逃亡者，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未能获得解脱。杜湘东曾经想要调动，求新求变，但在徐文国越狱事件后，他陷入了一种责任和使命的困境。表面的一层是针对徐文国的追逃，内在的一层则是他在体制内逐渐沉沦，这让一个锐意求变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他曾经不能容忍的庸人。

你能清楚地看到，时代刻画在杜湘东身上的不甘心。他不甘心看守所的管教工作，更向往自己擅长的刑侦，他不甘心看到曾瞧不上的同学成为左右逢源的社会人，不甘心自己跟庸庸碌碌混日子的同事一样……是什么令他成为执念之人，并不只在追索徐文国事件，而是他所有不甘心的总和。

另一边的逃亡者徐文国，也是互文关系的表里两层。表面的一层是他的社会身份。在罪案事件之前，他是工厂里的技工，能开舞场的活泛人，是孝顺的儿子和负责的哥哥，是和厂花谈恋爱的体面人。在成为逃犯之后，隐姓埋名仍不改能人本色。他在矿场救人、创业成功、振兴老机厂，等等。然而，内里的徐文国则陷入悔罪情绪，因“借命”而不再具有独立人格。他所经历的一切，全部是姚斌彬遗志的体现。徐文国和杜湘东一样，慢慢变成无法容忍自己的人。

不像《三大队》里的程兵，经历漫长的追索而最终让案件和个人得到答案，《借命而生》的漫长追索的指向更为消极。前者令观众经历主人公的煎熬之后，一同享受了任务完成的解脱释放，后者的杜湘东和徐文国则在多年追索里错过了一切，这让二人的最终和解透出一股近乎悲凉的情绪，仿佛两个失败之人，终于愿意直面和接受失败的滋味了。

石一枫原著中具有时代野心的文学性，在陆川的镜头下，被呈现为苍茫的大山、宿命感的岔路、挥之不去的迷雾等等。坦率说，我对这部陆川作品在观感上有些矛盾。一方面陆川想要保留原著的文学性，并且有些段落做得确实不错；另一方面，陆川在文学性的诗意和罪案剧的悬念之间的摇摆、在人物和剧情上的整改，让这部剧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这种不纯粹，通过与原著比较能清楚看到。例如在原著中，徐文国和姚斌彬主动实施了皇冠盗窃案。盗窃动机不是纯物质的，一方面是因为母亲治病需要钱（同时还有改制和下岗的背景），另一方面是对发动机的痴迷（技术工人的理想主义一面）。这里有主动明确的犯罪行为，这才让他们后来的悔罪赎罪成立（合理的一面），但也带出复杂的促成的历史背景（合情的一面）。

而在陆川的剧版里，徐、姚二人则经历了一起被陷害的杀人冤案。这种增加几个坏人的加法，固然让剧集的悬疑感增强，情节也经历了几次反转。但另一面是，这种改编削弱了徐文国漫长的悔罪赎罪心理，也将混沌的历史背景归纳到几个坏人的身上。

假如陆川把它改编为罪案悬疑故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你能清楚看到陆川的摇摆，他想保留原著的文学性，那些升格镜头在表意上的企图昭然若揭，但是他在创作上的实现却不尽如人意。最典型的是增加的故事线，当杀人冤案揭开真相，坏人显得突兀而模糊，他的几次杀人动机也难令人信服，属于最差的机械降神式的硬反转。

这就是我在观感上的分裂，它来源于陆川在创作上的纠结。一条路是重现原著时代野心的诗意，一条路是编织罪案剧的悬念和娱乐性，陆川显然是两条路都想走，也都尽力兼顾了，但又都走得不坚决，最终呈现出两边都没去到尽的温吞结果。

当然了，《借命而生》不是那种全然罔顾合理性的烂剧，无论是立意还是制作层面，它都称得上合格线水准的作品。然而，以石一枫的原著作为镜子，我们更容易发现陆川在创作上的问题，那种“既要又要”的纠结，导致了“两边不靠”的结果。明明是7分的实力，总想拍出9分的作品，结果拍出来，往往还不到7分。

说起来，这不只是《借命而生》才有的问题，而是陆川导演过往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老问题，属于一种创作意愿和能力不匹配的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