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痛感和厌恶是真实的，他们像废物一般被丢弃了。当特朗普出现，让美国再次伟大，他的霸权与保守主义听着让他们心安——不要再进步了，我们想过点曾经的好日子。他们是全球化的伤痕，手中的选票是最后一张底牌。

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既然全球化夺走了美国工薪阶层的工作机会，那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呢？答案并不如想象中清晰，产业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当然是受益者，我们目睹过脱贫致富的浪潮，但在美国，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最简单的答案或许是新的精英阶层。曾经以血统和资产界定的贵族阶层在民主化浪潮中被抹平，但在自由市场里，平等并未如期待中到来。即便人人都在法律上平等，但阶层依然存在。在曾经谈论精英时，我们指的是接受高等教育，在专业领域拥有最优秀技能的专业人士，但在现在，精英变成了与贵族类似的阶层。

杰夫·康诺顿就生活在精英阶层之中，他管这个阶层叫作华盛顿永居阶层，不仅仅包括从政者，也包括围绕政治而生存的人，游说公司、智库、名校精英，有影响力的人。在他还是商学院的学生时，因学校的活动第一次见到乔治·拜登，康诺顿就知道自己会追随他。当时拜登36岁，一头灰白的头发，谈吐幽默，风度翩翩，迷倒所有人，看上去就是做总统的材料。康诺顿自知拜登对他来说是邪教崇拜对象，是他要追随的人，是他的马，他会骑着这匹马进入白宫。

他的确也做到了。他从商学院毕业，从政从商，职业生涯辗转于华盛顿和华尔街，他想要知道商业和政治的交叉地带在哪里。在1987年拜登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康诺顿加入了他的竞选团队，负责筹款，这是天然适合他的工作。

只是这时他才逐渐意识到，精英阶层是政商的复合体，从政者离开权力部分，可以进入私营企业、智库和游说公司，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而后者想要从政也是只需要降低收入，只要生活在这个阶层，就能依靠政治游戏永居。

康诺顿本该从华尔街的银行家变成财政部的高层职位，但他只在拜登的竞选团队中获得了初级职位，收入锐减，车贷还不起，卖掉了开父母的旧车，但他并不在乎。康诺顿的筹款工作异常出色，但为难的是，竞选筹款是竞选中重要的工作，拜登却很抵触。康诺顿希望他出席活动和金主多说几句，但他并不愿意。他意识到拜登强烈的精英气质，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格调而和金主应酬。

这些年他自然为拜登的魅力倾倒，屡次帮助他，但他逐渐察觉到拜登的奇怪之处，即便他在筹款团队工作，拜登却总是不记得他。他并非故意忘记康诺顿，而是他不记得所有人，每次出席活动只是拜登个人的政治魅力秀。

这让康诺顿感到失落，离开了竞选团队，转头加入了游说公司，服务于电信公司、石油组织这样的企业。客户有什么需求，他们就设计方案，并不是行贿，而是在政界进行策略性的游说，对制定政策施加影响。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他需要游说的人就是前同事，而前同事也乐意和说客合作，因为他们也可能想换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政治和商业完美地结合了，三权分立依然存在，政体没有任何改变，而政治却变成了一场政商游戏。康诺顿十年间赚了几百万美元，他只是华盛顿永居阶层中的小角色，却赚了这么多钱。

在精英阶层里，华尔街自然也占有一席之地。谁也说不清楚，华尔街的金融业是如何掌控经济，也没人能理清金融机构用复杂的项目拆分打包发行各种金融产品，然后金融危机就爆发了。2008年，康诺顿愉快地做着说客，拜登已经是副总统，他再次加入团队，这次他真的抵达了白宫。

金融危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康诺顿不明白为什么银行会在技术上无力偿债，而数百万普通人一夜之间失去积蓄和住宅，这说明监管机制的崩溃，某些地方存在着欺诈，法律、规范、制度都不再可以信任了。他寄希望于奥巴马政府彻查，可是负责处理金融危机的团队本身是政商复合体的成员，惩罚和改革都是象征性的。

这让康诺顿彻底失望，他知道政商复合体如何运作，他的职业生涯就在这个世界里——投资银行、国会、白宫，游说，而金融危机来了，给无数人带来痛苦。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出了自己的不安，金融危机的核心是欺诈，是金融机构对民众和监管部门的欺诈，是司法部的失败，是联邦政府的故意地纵容与不作为。就这样，51岁的康诺顿用半生走到了拜登身边，进入白宫后他用一场演讲把自己永久地赶出了华盛顿永居阶层。

回到前文所问，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呢？新的精英阶层、资本所有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人像厌恶贵族的血统那样憎恶资本和精英。

美国梦碎

迪恩·普莱斯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红脖子，他投票给共和党，但并不是工薪阶层。他做着便利店生意，雇佣200多位雇员，他并不穷困。他的祖辈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烟农，自己也有土地，也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大学刚毕业时，陷入了一个谎言：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在世界500强找一份工作，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可当他做到这一切，进入强生公司时，发现简直苦不堪言。他成为了医药代表，从公司领到传呼机和电脑，开着公司的车，拜访医生的诊所，随身携带药物样品，给医生们解释疗效和副作用。他痛恨这份工作，厌恶每天汇报，他像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人，公司是盯着他的老大哥，个性让他无法融入企业，于是他很快辞职，回到自己的土地开起了便利店。

在进入四十岁后，他又开始厌恶起便利店的生意。他原本只是想出售自己农场作物，可是生意已经做起来了，他不仅开便利店，也开卡车休息站，卖食物，也卖石油。他痛恨自己只能给员工最低工资的报酬，无法提供健康保险。他知道自己的有些员工偷东西，有些正在吸毒，但是他也疑惑，他们怎么靠这么低的报酬养孩子呢？他还试图提高时薪，给更好的报酬，但不得不花时间把薪水降回最底工资。他知道自己完全在利用员工，但这也没有办法。

直到沃尔玛来到身边，普莱斯所在的罗金厄姆县是个只有九万人的贫穷农业县，竟然连开三家沃尔玛，这即将消灭该地所有的杂货店、服装店和药店。对普莱斯来说，最可怕的是它还出售打折汽油。他发现当一个大型零售商进入你的社区，花在里面的每一美元有八十六美分都流去了其他地方，很少的钱留下惠及本地生活。

卡车休息站利润本就很少，一加仑就只能赚一毛钱，当沃尔玛出售打折汽油的时候，本地的卡车休息站毫无疑问会被消灭。他的共和党情结松动，意识到美国正在用最糟糕的方式与跨国公司和石油公司合作（这些石油组织是康诺顿的客户）。

普莱斯是个相信美国梦的人，相信自力更生、奋斗不息，一定可以过上好生活。他待人温和、热爱看书，书房里摆着卡内基和林肯的传记，鼠标垫上是爱迪生的名言“总有办法做到更好”。在事业岌岌可危时，他也没有放弃，而是想出了另外一条路——发明创造，追求财富。

他认为美国摆脱石油的希望在于新能源生物燃料，利用植物制造生物柴油，技术上的确可行。他看到希望，购买设备，每天生产一千加仑的生物柴油。他孜孜不倦地推广自己的新燃料，屡次都要见到曙光。他的事业被媒体报道，甚至得到了奥巴马的支持，但始终无法形成产业。

普莱斯这才明白过来，共和党对环保、新能源避之不及，民主党喜欢可持续发展，但只有口头支持。生物柴油的命运其实在石油公司对政府的游说能力，如果政府避免给石油产业加税，那为什么要有新能源？他的个人奋斗和发明创造在市场上一文不值。

他所代表的美国精神也岌岌可危，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同叙事出现深刻的裂痕，个人只能由宏观庞大看不见的东西决定命运。普莱斯眼见零售巨头、跨国企业、国家政策缓缓地将自己的美国梦吹灭，他面临着破产案诉讼。

这只是《下沉年代》中有代表性的三个美国人，书中还写到了很多人，著名的奥普拉女士、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作家卡佛、硅谷大佬彼得·蒂尔、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以及不知名的普通人，在金融和地产投资里失去所有的普通人。这些人曾经构建了美国的共同叙事，人人平等，可他们自身的轨迹却发现美国已然解体，共同叙事被摧毁了，再也没有相通的美国梦。

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实在过于特别，它所描绘的历史离我们不够远也不够近，书里所写的大部分人物依然在世。曾经的美国消失了，今天的美国的阶级秩序重构、贫富差距拉大，裂痕日益深刻。它不再是光荣与梦想的国家，阅读《下沉年代》，就像坐在前排看美国无声地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