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宣告世界进入“大周期”第六阶段：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已瓦解，强权即公理，大国冲突将回归原始权力博弈，贸易战、技术战、资本战将常态化并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慕尼黑安全会议共识印证这一判断：旧秩序已不复存在，欧洲安全架构失效。达利欧警告经济工具将被武器化，传统避险逻辑可能失效，黄金成为最可靠的财富贮藏手段。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2月14日发布重磅长文，正式宣告世界已进入“大周期”的第六阶段，即一个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即公理的时期。

达利欧的核心观点在于，二战后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彻底瓦解，大国之间的冲突将不再受国际法约束，而是回归原始的权力博弈。他警告称，这一阶段通常伴随着内部动荡与外部战争的交织，直至新的秩序在冲突中确立。

据达利欧引用的最新动态，在2026年2月14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全球主要领导人已就“旧秩序的终结”达成罕见共识。德国总理默茨直言“维持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并指出自由在这一新时代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应了这一评估，警告欧洲旧有的安全架构已失效，必须备战。美国国务卿Marco Rubio则明确表示，世界已进入“新地缘政治时代”。

达利欧指出，在这一阶段，国际关系将遵循“丛林法则”。与国家内部拥有警察和法官不同，国际体系缺乏具有强制力的超国家机构来裁决纠纷。当大国发生冲突时，它们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而是通过威胁或战争来解决。这意味着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将成为常态，并可能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标志着一个极度不确定时期的开始。达利欧强调，历史表明，当两个对立的大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生存分歧时，战争风险最高。投资者必须意识到，在这一阶段，经济工具将被全面武器化，传统的避险逻辑可能失效，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将以剧烈的方式进行。

五种战争形式与权力博弈

达利欧在文中详细拆解了国家间冲突的五种主要形式：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以及军事战。他指出，前四种战争通常作为激烈的竞争手段，在热战爆发前就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

目前，全球正处于大国博弈的典型困境中——即“囚徒困境”。对立双方都无法确信对方不会发动攻击，从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达利欧分析称，虽然大多数竞争旨在争夺财富和权力，但一旦这种竞争升级为军事战争，所有维度的冲突都将被极大化。

他在文中警告，“赢得”战争的关键在于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达成目标，但历史往往充斥着由于误判和情绪化决策导致的“愚蠢战争”。

历史镜像：1930年代的经济战与市场

文章通过详尽回顾二战前的历史，为当前局势提供了参照。达利欧指出，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冲突，导致民粹主义、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无论是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化，还是美国和英国加强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对经济危机的极端反应。

达利欧特别提到，在热战爆发前的十年里，经济战和资本战早已打响。例如，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贸易战，随后在二战爆发前夕对日本实施了毁灭性的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这种经济上的“绞杀”迫使日本在妥协与开战之间做出了选择。

从市场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股市在战争初期因军事胜利而上涨，但最终随着战败而归零；而美国股市则在政府巨额支出和战争需求的刺激下走强。这表明，战争期间的市场表现高度依赖于国家在战场上的胜算。

资本战：资产冻结与市场封锁

在当前的“第六阶段”，资本战的工具正被频繁提及和使用。达利欧列举了三种经典的资本战手段：

资产冻结/扣押： 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赖的外国资产，极端情况下包括单方面债务违约或直接没收资产。

切断资本市场准入： 禁止对手进入本国或第三国的资本市场融资。

禁运与封锁： 切断关键物资（如能源、技术）的贸易流。

达利欧提醒，由于权力即公理，强者往往会利用对手的弱点进行掠夺。在冲突激化时，在此类制裁下，传统的金融资产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

战争时期的财富逻辑

达利欧最后分析了战争环境下的经济政策与财富保护逻辑。他指出，战争时期政府通常会实施严格的管制，包括配给制、价格控制、资本管制以及没收资产。为了资助战争，政府会大量发行债务并将其货币化，导致货币贬值。

因此，达利欧建议投资者在这一阶段应极度警惕债务资产。历史经验表明，战争期间最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通常是黄金，因为信贷在战争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贬值。

他总结道，尽管大国兴衰是历史的必然，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权力并维持生产力，周期演变的创伤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但在当下，世界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动荡与新秩序的痛苦磨合做好准备。

以下是原文：

官宣：世界秩序已瓦解

雷·达里奥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数领导人宣告死亡，其背后的图景在题为《正在解构》的《2026年安全报告》中得以呈现。更具体地说，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持续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强权政治”时期。他明确表示，在这个新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呼应了默茨的判断，并表示欧洲与先前世界秩序挂钩的旧安全架构已不存在，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因为”旧世界”已经消失。

用我的话来说，我们正处于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出现巨大失序，源于我们身处一个没有规则、强权即公理、大国冲突的时期。第六阶段如何运作，在我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第六章”外部秩序与失序的大周期”中有详细解释。鉴于现在几乎普遍认同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我认为值得你花时间一读。

第六章：外部秩序与失序的大周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支配它们的秩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其运作方式基本相同，并且相互交融。事实上，不久之前，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间还没有区别，因为国家之间没有明确界定和相互承认的边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关于国家内部从有序到无序循环的六个阶段，在国家之间也同样适用，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制于赤裸裸的权力动态。这是因为所有治理体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决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确且具体的、与罪行相适并得到执行的后果（例如，罚款和监禁）。而这些要素要么不存在，要么在指导国家间关系方面不如在指导国内关系时有效。

尽管人们曾试图让外部秩序更遵守规则（例如，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但总体上它们都失败了，因为这些组织没有比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当单个国家比国家集体拥有更多权力时，更强大的单个国家就会统治。这是因为权力至上，而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很少能在不经斗争的情况下被放弃。

当强国发生争端时，它们不会让律师向法官陈述案情。相反，它们相互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国际秩序遵循的是丛林法则，而非国际法。

国家之间主要有五种类型的斗争，它们分别是贸易/经济战、科技战、资本战、地缘政治战和军事战。贸易/经济战主要指关于关税、进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经济上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的冲突。科技战则是关于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作为国家安全保护层面的冲突。地缘政治战指关于领土和联盟的冲突，这类冲突通常通过谈判和明确或隐含的承诺解决，而非战斗。资本战是通过金融工具施加的冲突，例如实施制裁，通过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及政府来切断其资金和信贷，或是限制外国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军事战则是涉及实际射击和部署军队的冲突。

国家间的大多数斗争都属于上述一个或多个类别（例如，网络战在所有类别中都有一席之地）。这些斗争关乎财富和权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

虽然大多数此类战争不涉及射击和杀戮，但它们都是权力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四种战争会随着时间推移，演变为 竞争对手的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直到军事战争开始。这些斗争和战争，无论是否涉及射击和杀戮，都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权力的行为。它们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决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手的相对实力。但一旦军事战争开始，其他四个维度都将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

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推动内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时改善或恶化。当情况变糟时，可争论的事情增多，导致更强的斗争倾向。这是人性，也是我们拥有大周期的原因，这个周期在好时期和坏时期之间摇摆。

全面战争通常发生在当存在（对国家存续至关重要、以至于人民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生存问题，且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时。由此引发的战争将明确哪一方胜出并在后续事务中拥有霸权。这种关于谁制定规则的明确性，随后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基础。

以下图表显示了自1500年以来欧洲内部与外部和平及冲突的周期，反映在它们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如你所见，有三个冲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个约150年。虽然大型内战和对外战争只持续很短时间，但它们通常是导致其发生的长期冲突的顶点。虽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自由经典周期驱动，但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

如你所见，每个周期都由一段相对较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构成，这些时期为可怕而暴力的对外战争（例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上行期（和平与繁荣时期）和下行期（萧条和战争时期）都影响着整个世界。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在主导大国繁荣时繁荣，因为一些国家的获得是以他国为代价的。

在你继续阅读时，请记住：关于战争，最可以确信的两件事是：1）它不会按计划进行，2）它会远比想象的糟糕。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后续的许多原则都涉及避免热战的方法。尽管如此，无论出于好的还是坏的原因，热战还是会发生。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我认为大多数战争是悲剧性的、为荒谬的理由而战，但有些战争值得一打，因为不打的后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

导致外部秩序变化的永恒普适力量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释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后，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励个人、家庭、公司、国家和民族的因素。因为财富等同于权力——即建立军事力量、控制贸易和影响他国的能力——国内实力和军事实力相辅相成。购买枪支（军事力量）需要钱，购买黄油（国内社会开支需求）也需要钱。当一个国家未能提供足够的任何一种时，它就容易受到国内外的反对。通过研究历代王朝和欧洲帝国，我了解到，在开支上胜过竞争对手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实力之一。这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方式。以正确的方式花足够的钱，你就不必进行热战。长期成功取决于在不产生导致自身衰落的过度行为的情况下，维持”枪支”和”黄油”。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必须在财政上足够强大，才能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御外敌的保护。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长达200至300年。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做到这一点。

当主导大国开始衰弱，或者一个新兴大国在实力上开始接近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时，冲突就会产生。军事战争的最大风险在于双方同时拥有：1）大致相当的军事实力，以及2）不可调和且关乎存亡的分歧。

对立国家面临的选择——要么战斗，要么退让——非常难以做出。两者代价都很高——战斗以生命和金钱为代价，退让则以地位丧失为代价，因为这显示出软弱，会导致支持减少。当两个竞争实体各自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时，双方都必须有极高的信任，确信自己不会遭受对方不可接受的伤害或杀戮。然而，能够妥善处理囚徒困境的情况极为罕见。

虽然国际关系中除了最强大者强加给自己的规则外，没有其他规则，但某些方法确实能比其他方法产生更好的结果。具体来说，那些更有可能带来双赢结果的方法，优于那些导致双输结果的方法。因此，这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是：要获得更多双赢的结果，就需要在谈判中考虑到对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项，并知道如何交换它们。

熟练的合作以产生双赢的关系，既能增加财富和权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们，这远比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更有回报，痛苦也少得多。通过对手的眼睛看问题，并清晰地向他们识别并传达你的红线（即，不能妥协的事项），是做好这一点的关键。胜利意味着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钱上耗费远超其收益的战争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战争仍然时有发生，原因我稍后会解释。

由于以下原因，人们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战争：a）囚徒困境，b）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衰落方认为退让的代价过高，以及d）在需要快速决策时存在的误解。 竞争对手的大国通常发现自己处于囚徒困境；他们需要方法让对方确信自己不会试图杀死对方，以免对方先下手为强。针锋相对的升级是危险的，因为这要求每一方要么升级，要么失去对手在上一步行动中夺取的东西；这就像一场”胆小鬼游戏”——逼得太紧就会迎头相撞。

不真实和情绪化的煽动性言论会增加愚蠢战争的危险，因此领导人最好在解释局势及其应对方式时做到真实和深思熟虑（这在民主国家尤其重要，因为民众的意见至关重要）。最糟糕的情况是领导人在与其民众打交道时不真实且情绪化，更糟的是他们接管媒体。

总的来说，在双赢关系和双输关系之间转换的倾向以周期性方式发生。人们和帝国更可能在好时期合作，在坏时期斗争。当现有大国相对于崛起大国衰败时，它自然倾向于维持现状或现有规则，而崛起大国则希望改变它们，以符合实地不断变化的事实。

虽然我不知道”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公平的”这句话中关于爱情的部分，但我知道关于战争的部分是正确的。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国人排成排准备战斗，而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射击时，英国人认为这不公平并抱怨。革命者赢了，他们认为英国人愚蠢，并且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证明了改变战争规则是正当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引出了我的最后一条原则：拥有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使用权力。拥有权力是好的，因为权力总能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当事情发展到紧要关头，那些有能力强制执行自己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或者有能力推翻它们的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尊重权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会输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过谈判达成尽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除非你想成为烈士，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权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给你想要的东西——即欺凌他们。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有力因素，双赢关系比双输关系有利得多。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使用”硬实力”并非最佳途径，而使用”软实力”更为可取。

在考虑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决定何时达成协议、何时开战也很重要。为此，一方必须设想其权力将如何随时间变化。在自己的权力最大时，利用权力谈判达成协议、执行协议或发动战争是可取的。这意味着，如果自己的相对权力在下降，那么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权力在上升，那么晚打有利。

如果处于双输关系中，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它，最好是通过分离，尽管也可能通过战争。要明智地处理自己的权力，通常最好不要显露它，因为这会让他人感到威胁，并建立他们自己的威胁性力量，导致相互升级，危及双方。权力通常最好被当作一把隐藏的刀，在发生战斗时可以拿出来。但有时，展示权力并威胁使用它，对于改善谈判地位和防止战斗最为有效。了解对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项，特别是他们愿意为什么而战、不愿意为什么而战，能让你找到双方都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公平平衡点。

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拥有自己不需要的权力也是可取的。因为维持权力会消耗资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和金钱。而且，权力伴随着责任的重担。我常常惊讶于权力较小的人可能比权力较大的人幸福得多。

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

既然我们已经涵盖了驱动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动态和原则（这些是通过研究许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简要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因为它提供了从和平走向战争的典型动态的最新例证。虽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货币和信贷周期、内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汇如何为灾难性战争创造了条件，并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帮助我们思考当前局势和未来可能性的经验教训。

通往战争之路

为了帮助描绘20世纪30年代的图景，我将简要回顾导致1939年欧洲战争正式爆发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缘政治要点。然后，我将快速掠过战争本身以及1945年美国处于权力巅峰时新世界秩序的开端。

1929年大崩盘之后的全球萧条导致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关于财富的巨大内部冲突。这导致它们转向更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政策。这些转向要么偏右，要么偏左，程度因各国国情及其民主或威权传统的力量而异。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那么完善的民主传统导致了极端的内部冲突，转向了右翼的民粹主义/威权领导人，就像在苏联，它同样经历了极端状况且没有民主经验，在不同时期转向了左翼的民粹主义/威权领导人。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强大的民主传统，经济状况也不那么严峻，因此它们变得比过去更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但远不及其他国家。

德国和日本

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背负了巨额赔款债务，但到1929年，通过杨格计划该计划提供了可观的债务减免，并要求外国军队在1930年前撤出德国），它开始摆脱枷锁。但全球萧条严重打击了德国，导致近25%的失业率、大规模破产和普遍贫困。典型的情况是，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之间发生了斗争。主要的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绪，煽动起民族主义狂热，将《凡尔赛条约》及其施加国视为敌人。他制定了一个25点民族主义纲领，并围绕它争取支持。为了应对内部斗争和恢复秩序的愿望，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两个月后，纳粹党在德国国会赢得了最多的支持和席位。

希特勒拒绝支付任何进一步的赔款债务，退出国际联盟，并于1934年对德国实行威权控制。身兼总理和总统双重职务，他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民主国家中，总有一些法律允许领导人攫取特殊权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这些权力。他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终止了许多公民权利，并强行通过了《授权法》，允许他在不经国会和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通过法律。他对任何反对派都毫不留情——他审查或控制报纸和广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来铲除和镇压反对派，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没收新教教会的资金，并逮捕反对他的教会官员。他宣称雅利安人种优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职。

希特勒采取同样的威权/法西斯主义手段重建德国经济，同时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企业投资，积极行动以提高雅利安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创立大众汽车公司，让汽车变得负担得起、触手可及，并指导建设高速公路。他通过强迫银行购买政府债券来为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开支融资。所产生的债务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银行（帝国银行）将债务货币化来偿还。这些财政政策大体上有效地实现了希特勒的目标。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如果借来的资金投入到能提高生产力并产生足够现金流来偿还债务的投资中，用本国货币借款、增加本国债务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盖100%的偿债成本，它也能在实现国家经济目标方面极具成本效益。

至于这些政策的经济效果，当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时，失业率为25%。到1938年，失业率为零。希特勒掌权后的五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22%，1934年至1938年间，实际增长率平均超过8%。如下图所示，1933年至1938年间，德国股市稳步上涨了近70%，直到热战开始。

1935年，希特勒开始建立军队，规定雅利安人必须服兵役。德国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远超任何其他国家，因为德国经济需要更多资源来为其提供动力，并且它打算利用其军事力量夺取这些资源。

与德国一样，日本也受到萧条的异常严重打击，并因此变得更加威权。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萧条的影响，因为作为一个没有足够自然资源的岛国，它依赖出口获取收入来进口必需品。当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出口下降约50%时，其经济遭受重创。1931年，日本破产了——即被迫耗尽黄金储备，放弃金本位制，让其货币贬值，导致其购买力枯竭。这些可怕的条件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抬头，希望能强行恢复秩序和经济稳定。日本开始通过从其他国家夺取所需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煤和橡胶）和人力资源（即奴隶劳工），于1931年入侵满洲，并向亚洲各地扩张。与德国一样，可以说日本通过军事侵略获取所需资源的途径，比依赖传统贸易和经济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导致更多政治动荡，并加强了右翼、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运动。

在随后的几年里，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统制经济日益强大，建立了军事工业复合体，以保护其在东亚和北部的现有基地，并支持其对其他国家的侵犯。与德国的情况一样，虽然大多数日本公司仍为私有，但其生产受政府控制。

要理解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可以考察一个国家在选择其治理方式时通常需要做出的三个重大选择。首先是决策方式，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还是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其次是生产所有权的归属。最后是价值观导向，是将个人福祉视为首要的个人主义，还是将整体福祉视为首要的集体主义。法西斯主义在这三个维度上的选择是明确的：它奉行威权的决策方式，坚持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强调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导向。

法西斯主义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权领导——即政府指导私营公司的生产，使个人满足感服从于国家成功——是使国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强大的最佳途径。

美国与盟国

在美国，1929年后债务问题对美国银行来说是毁灭性的，这限制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贷款，损害了国际借款者。与此同时，萧条造成了需求疲软，导致美国进口和其他国家对美销售崩溃。随着收入减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贷问题发生，形成自我强化的经济下行螺旋。美国的回应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保障就业，通过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关税，这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

在经济不景气时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企业和就业是常见的做法，但这会导致效率降低，因为生产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进行。最终，关税会导致全球经济更加疲软，因为关税战会使施加关税的国家失去出口。不过，关税确实使受其保护的实体受益，并且可以为施加关税的领导人创造政治支持。

苏联尚未从其1917-22年毁灭性的革命和内战中恢复过来，还有一场输给德国的战争、一场代价高昂的对波兰战争以及1921年的饥荒，并且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饱受政治清洗和经济困境的折磨。因此，当1930年情况恶化且关税开始实施时，这些国家糟糕的状况变成了绝望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发生了干旱。自然灾害（例如，干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当与其他不利条件相结合时，就会导致剧烈的冲突时期。加上极端的政府政策，苏联有数百万人死亡。与此同时，内部政治斗争和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导致数十万人被清洗，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枪决。

通缩性萧条是由债务人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债务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印钞、债务重组以及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会增加货币和信贷的供应，并降低其价值。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采取这一举措。

以美国为例，从1929年10月的崩盘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33年3月的行动，花了三年半时间。在罗斯福上任的头一百天里，他创建了几个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通过大幅增税和由美联储货币化的债务融资的巨大预算赤字来支付。他实施了就业计划、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支持以及有利于劳工和工会的计划。在他1935年的税收法案（当时俗称”向富人征税”）之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为25%）。到1941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81%，公司税最高税率为31%，而1930年为12%。罗斯福还征收了其他一些税种。尽管有所有这些税收以及经济回升带来的税收增加，但由于支出增长如此之大，预算赤字仍从GDP的1%左右增加到约4%。从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报率超过200%，经济以惊人的平均实际增长率约9%增长。

1936年，美联储收紧货币和信贷以抗击通胀并减缓过热的经济，这导致脆弱的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随之走弱，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在欧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爆发为残酷的西班牙内战。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对派。

在严重经济困境和巨大贫富差距的时期，通常会发生革命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当以和平方式进行时，这些是通过对富人大幅增税以及增加货币供应使债务人债权贬值来实现的；当以暴力方式进行时，则是通过强制没收资产来实现的。在美国和英国，虽然发生了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但资本主义和民主得以维持。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情况则并非如此。

在热战开始之前，通常先有经济战。同样典型的是，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大约有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战争，在此期间，冲突中的大国相互威慑，试探对方力量的极限。虽然1939年和1941年被认为是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正式开始，但冲突实际上大约在十年前就开始了。除了国家内部出于经济动机的冲突及其引发的政治转变外，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外部经济冲突，因为它们争夺着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中更大的份额。由于支配国际关系的是权力而非法律，德国和日本变得更加扩张主义，并开始在争夺资源和领土影响力的竞争中越来越多地试探英国、美国和法国。

在继续描述热战之前，我想详细说明经济资本工具被武器化时使用的常见策略。

这些策略在过去是常见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资产冻结或没收，即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赖以生存的外国资产。这类措施的范围很广，既可以是针对一国境内特定群体的资产冻结，例如美国目前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制裁，或是二战初期美国对日本资产的冻结；也可能升级为更严厉的手段，比如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甚至直接没收一个国家的资产。另一种策略是阻断资本市场准入，即阻止一个国家进入其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例如1887年德国就曾通过禁止购买俄罗斯证券和债务，来阻碍俄国的军事建设。此外，禁运与封锁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阻止本国境内的商品或服务贸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断与中立第三方的贸易，来削弱目标国家或阻止其获得必需物资。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以及切断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通道。同样，也可以阻止目标国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国家，从而切断其收入来源，正如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实施的封锁。

热战开始

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会见他的高级官员，宣布他为获取资源、统一雅利安人种而进行德国扩张的计划。随后他将这些计划付诸行动，首先吞并奥地利，然后夺取了当时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资源的地区。欧洲和美国警惕地注视着，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这么快就被卷入另一场战争。

与所有战争一样，未知远大于已知，因为a） 竞争对手 大国只有在实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才会开战（否则对于明显较弱的一方来说，这将是愚蠢的自杀行为），并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动和反应无法预料。热战开始时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会极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毁灭性。因此，明智的领导人通常只在对方将他们逼到要么战斗、要么因退让而失败的境地时才会开战。对盟国来说，那个时刻在1939年9月1日到来，当时德国入侵波兰。

德国看起来势不可挡；它很快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加强了与日本和意大利的联盟，后两者有共同的敌人且在意识形态上一致。通过迅速夺取领土（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希特勒的军队得以保存其现有石油资源并迅速获得新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渴望和获取，仍然是纳粹战争机器将战役推向俄罗斯和中东的主要驱动力。与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尽管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还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苏联，这使德国陷入了一场代价高昂的两线战争。

1940年11月，罗斯福在承诺让美国远离战争的竞选纲领后赢得连任，尽管美国已经在采取经济行动保护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通过经济支持帮助其同情的国家，并对不同情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早在1940年，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就发起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最终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制法》。1940年中，美国将美国太平洋舰队调往夏威夷。10月，美国加强禁运，限制”向除英国和西半球国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钢铁”。该计划旨在切断日本的资源，以迫使其从占领的大部分地区撤退。

1941年3月，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其认为行为”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借或租赁战争物资，这些国家包括英国、苏联。帮助盟国对美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利，因为它通过向这些在战时挣扎维持生产的准盟国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赚了很多钱。但其动机并非纯粹是雇佣兵式的。英国资金（即黄金）耗尽，因此美国允许他们推迟到战后付款（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免除付款）。虽然不是明确的宣战，但《租借法案》实际上结束了美国的中立地位。

当国家衰弱时，对立国家会利用其弱点获取利益。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亚洲都有殖民地。由于在欧洲战事中战线过长，它们无力保卫这些殖民地抵御日本。从1940年9月开始，日本入侵了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从法属印度支那开始，将其所谓的”南方资源区”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日本夺取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备。

日本的领土扩张对美国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构成威胁。1941年7月和8月，罗斯福的回应是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对日本船只关闭巴拿马运河，并对日本禁运石油和天然气。这切断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贸易和80%的石油供应。日本估计其石油将在两年内耗尽。这使日本面临要么退让，要么攻击美国的选择。

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对美国在珍珠港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发动了协同攻击。这标志着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并使美国也卷入了欧洲的战争。虽然日本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赢得战争的计划，但最乐观的日本领导人相信，美国会因为两线作战而失败，并且因为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国的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制度及其指挥军事工业复合体。他们还相信，他们更有意愿为国家忍受痛苦和牺牲，这是决定哪方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战争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

战时经济政策

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国际经济战策略一样，也值得注意国家内部典型的战时经济政策。这些包括政府几乎对所有事情的控制，因为国家将其资源从盈利转向战争——例如，政府决定：a）允许生产哪些物品，b）哪些物品可以以何种数量买卖（配给制），c）哪些物品可以进出口，d）价格、工资和利润，e）对自己金融资产的访问权，以及f）将个人资金转移出境的能力。由于战争代价高昂，通常情况下，政府会：g）发行大量被货币化的债务，h）依赖黄金等非信贷货币进行国际交易，因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权地治理，j）对敌人实施各种类型的经济制裁，包括切断其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以及k）遭遇敌人对它们实施这些制裁。

当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加入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时，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典型的战时经济政策，领导人们更威权的手段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热战期间的市场波动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随着胜负概率变化，各国在战役中表现的影响。

许多国家普遍关闭了股市，使股票投资者被困，无法动用他们的资本。我还应该指出，在战争期间，货币和信贷在非盟国之间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为人们有理由担心货币是否还有价值。如前所述，黄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白银或实物交易——是战争时期的硬通货。在这种时候，价格和资本流动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难说许多东西的真实价格是多少。

因为输掉战争通常会导致财富和权力完全丧失，那些在战争年代仍保持开放的股市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在关键战役中的表现，因为这些结果改变了双方胜利或失败的概率。例如，德国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表现优于他国，当时德国占领了领土并确立了军事优势，而在美国、英国等盟国力量扭转战局后，其表现落后。1942年中途岛海战后，盟国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到战争结束，而轴心国股市则持平或下跌。如图所示，德国和日本股市在战争结束时都关闭了，大约五年后才重新开放，重新开放时几乎价值全无，而美国股市则极为强劲。

在战争时期保护财富是困难的，因为正常经济活动受限，传统上的安全投资并不安全，资本流动性受限，当人民和国家为生存而战时，还会征收高额税收。相对于将财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护既有者的财富并非优先事项。至于投资，应该卖出所有债务，买入黄金，因为战争是通过借贷和印钞来融资的，这会贬低债务和货币的价值，而且人们有理由不愿接受信贷。

结论

每个世界强国都有其辉煌时期，这得益于其独特的环境和其性格与文化的本质（例如，他们拥有强烈的职业道德、智慧、纪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们最终都会衰落。有些国家衰落得比其他国家更平稳，创伤更小，但终究会衰落。创伤性的衰落可能导致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届时围绕财富和权力的大战在经济和人类生命方面都证明是代价极其高昂的。

尽管如此，如果处于富强阶段的国家保持生产力，收入超过支出，使制度为其大多数民众良好运作，并设法与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建立并维持双赢关系，那么这种周期就不必如此发展。许多帝国和王朝维持了数百年，而美国，已经245岁了，已经证明自己是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