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讨论让人想起几年前那则令人心碎的新闻：陕西榆林产妇在剧痛中三次要求剖宫产，被家属拒绝后跳楼身亡。两个极端案例，看似相反，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女性躺在产床上时，谁在决定她是否承受痛苦？

母亲节将至，我们把目光投向产房。那里是母职的起点，也是“为母则刚”被说得最多、最重的地方。我们采访了三位分享过分娩经历的女性博主和一位扎根基层十年的产科护士。她们的立场不同，认知里也藏着微妙的盲区与错位。恰恰是这些差异，构成了理解核心问题的入口：一个女人走向产床的前后，她究竟知道什么，又能选择什么？

她在疼之前，并不知道会有多疼

来自辽宁的温舒，自2021年起接连生育了三孩。她对分娩的理解，来自零散的网上信息——“听说很疼”，但怎么疼、能做什么，她不知道。直到分娩前几天，她在小红书刷到“无痛针”，看到很多人说会腰痛，又看到那根长针，心生畏惧。进产房前丈夫劝她打无痛，她说“再说吧”，想测试自己的忍耐力。

开到三指时被推进产房，痛感起初像厉害的痛经，她觉得不过如此，拒绝了护士上无痛的提议。护士提醒她：第一次生孩子，从三指到十指，快的几个小时，大多数要十几个小时。

随即，疼痛急剧升级——像有人拿钝器撞她的骨盆，最后变成撕裂感，仿佛“八匹马朝不同方向拽着肚子”。她只剩一个念头：“如果不是手脚被绑住，我都想跳楼。”这一刻，她理解了那位跳楼的榆林产妇。

她急忙要求上无痛。医生却说：无痛师正在做剖腹产，你没有提前预约，要等。不到一个小时，她从三指开到六指，痛到几近崩溃。产房电话响了，麻醉科问这边还要不要无痛。助产医生说“开到六指了，七指就不用打了”。她不顾一切地喊：“打！打！打！”

打完无痛，她昏睡过去，醒来已开到九指，却累得使不出力气。陪产的护士说：“孩子也在很努力地想来到这个世界。”她一鼓作气——一个“肉乎乎的东西从身体里‘飞’了出去”。

她的儿子出生了。

五年间，她又生了二胎、三胎。网上说“二胎三胎很快，没那么疼”，她又信了。但实际情况是，分娩时间缩短并不意味着疼痛减轻，相反，它更密集、更猛烈。第三胎，她反复要求打无痛，可医院规定开到四指才能打，等终于开到四指，产程突然加速，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准备接生了。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

温舒的经历并非孤例。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无痛分娩普及率达48.7%，较2021年增长近20个百分点。但裂痕清晰：城市56.2%，农村28.4%；三级医院81.3%，县级医院仅33.7%；东部68.4%，西部42.9%。

在未选择无痛的女性中，30%担心“影响孩子”，25%卡在费用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忍痛是为了孩子好”。这意味着，即便没有人拦在产房门口说“不许打”，女性依然可能在信息差、资源设置和经验缺失中被动承受疼痛。

温舒把经历分享到网上，很快意识到这个话题背后女性的共同焦虑，转而建议粉丝打无痛，并用亲身经历破除腰痛谣言。直播间里，有人问她丈夫：陪产不会有心理阴影吗？丈夫很惊讶：“我只看到了每一个女性成为妈妈的不容易。”

每年孩子过生日，他们家不给孩子庆祝，也不买生日礼物。“我们会告诉孩子，这是妈妈的受难日。礼物是买给妈妈的。”

她可以选择，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2024年7月7日，上海松江妇幼保健院的待房里，六七个产妇并排在两侧，六七个产妇各自承受着宫缩阵痛，空气里弥漫着焦灼。蒋小姐的宫口刚开一指，剧烈的疼痛已经让她几乎无法支撑，她向护士提出了打无痛的请求。护士告知她，麻醉师正在手术室待命——有位产妇突发难产，正接受紧急手术。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是蒋小姐最难熬的时刻之一。没有家属陪产，孤立无援的感觉，比宫缩的疼痛更让人难以承受，“老公不能进，妈妈也不能进，我就请了导乐。”

导乐师，可被视为非医疗的分娩支持者。她们不做医疗操作，但专门为产妇提供持续的身体、情绪和信息支持。但不是所有医院都允许外部导乐进入产房，也不是所有医院都提供院内导乐。在中国，导乐仍然是一种高度城市化、中产化的分娩资源。

产房里的几个年轻姑娘，大多在无痛和导乐之间二选一。钱刚好够的，选无痛不选导乐；完全没钱的，两个都不选。

隔壁床的年轻姑娘疼得直哭，打电话央求丈夫同意打无痛。可电话那头，丈夫的声音冰冷又现实：“两千块钱太贵了，不打，你熬熬吧。”她没有上海医保，自己又没有钱，才要让丈夫同意。那个姑娘最后没打无痛，也没请导乐。她就那么在自己的床位上，疼到最后，一个人熬着。

纪录片《生门》

生产前，蒋小姐交了VIP产房的费用，从待产房进入VIP产房之后，就可以让老公陪产。可当她躺在产床上、双腿被架开的那一瞬间，她犹豫了：“生产太血腥。我不想让老公看到我最狼狈、最脆弱的样子。”犹豫了一两分钟。医生说：“现在不进来，等无菌布置好就不能再进了。”布置到一半，她突然后悔：“还是让他进来吧。”护士说：“来不及了。”

怀孕时，蒋小姐看到了榆林产妇跳楼的新闻，“很揪心。同是女人，同是孕妇，我能有共鸣。”她把手机递给丈夫：“你看看这些男人、这些家长。”丈夫是上海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看这个？我不可能那样，我家里人也不会。你没必要看。”丈夫的话让她觉得踏实。但其实她心底更有一份底气：“我自己能签字，我的一切我做主。钱，我也花得起。”

蒋小姐是最有选择权的那一个，导乐两千，无痛报销后大概也两千，她同时选了。最重要的是，这些选择她都可以自主签字。

导乐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却是一个有力的陪伴者。导乐说：“我自己生过两个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生产没那么可怕”。导乐教她呼吸法，聊家常，在宫缩来时握住她的手。她觉得，漫漫长夜里，这份“有人握着”的感觉，比任何技巧都重要。

打完无痛不到十分钟，疼痛便缓和了许多。导乐笑着帮她编起了小辫，又端来一碗温热的小馄饨，轻声叮嘱她：“多吃点，养足精神，才能有力气迎接宝宝的到来。”

第一次内检开了两指。三小时后才到五指，麻醉越来越弱，加大剂量也无济于事。她不再说话，一遍遍熬着宫缩。那根无痛针直到分娩都没拔。又熬三个小时，终于开到十指。二十分钟后，宝宝出生。

出院后，她住进提前预订的月子会所。自始至终，她都牢牢握着自己的选择权。

选择承受疼痛，不是唯一的答案

与热搜里那位深圳产妇相反，Iris不打无痛，是主动选择。

怀孕初期，她和多数准妈妈一样，在北京公立医院挂了最好的专家号。但她的想法在阅读中慢慢转变：她读了《温柔分娩》、英文版《无畏分娩》，还看了大量YouTube上的分娩录像——画面里欧美女性在家生产，呼吸平稳如潮汐，没有仪器声，也没有被催产。

《无畏分娩》提出的“恐惧—紧张—疼痛”综合征击中了她：恐惧导致呼吸短促、供氧不足，宫缩效率下降，疼痛加剧，形成恶性循环。她拆解恐惧的来源——影视剧的惨烈模板、朋友的经历分享、母亲的描述，以及公立医院不允许陪产、独自承受阵痛、催产干预带来的未知感。Iris认为，问题不在分娩本身，而在于医疗环境和观念把自然生理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处理的医疗行为”。

她想起奶奶辈：奶奶生四个，丈夫的奶奶生六个，都在家生，没人跟她强调有多痛。“减少药物干预可能更好”——这个念头渐渐清晰。

她有两个考虑：一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膨出，而无痛需要穿刺，她担心可能造成影响；二是麻醉可能影响母婴早接触、母乳喂养或延缓产程，尽管身边说法不一。她认为，分娩的生理不适和切肤之痛本质不同。“疼痛和痛苦不是一码事。痛苦里永远隐含着心理因素。”

孕期，她就做了充足准备：了解每个产程的生理状态，大量阅读积极分娩案例；孕晚期做正念冥想，练习深呼吸；带丈夫读《分娩陪伴》，练习腰骶部按摩；孕期37周时转去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太指标化，我想要的自主、从容、被尊重的空间很难实现。”而私立医院允许全程陪产，环境私密，且允许一些个性化设定，医护也不会催她做决定。

在这些前提下，她做了一个近乎“反常识”的决定：自然分娩。

《82年生的金智英》

实际分娩时，她全程没有慌乱。丈夫一直为她按摩腰骶部。她把宫缩比作潮水——浪来了，浪终将退去。她知道，哪怕痛到极点，也不会永远停在顶峰。呼吸一个接一个，从未中断；每次呼气发出“呜——”的声音，声调随疼痛升高，但气流始终顺畅。丈夫形容她的状态像“火车过隧道”。

医生内检开到六指，问要不要无痛。“再看看。”Iris说，“他们默认大家都想打，觉得没必要忍。”但她坚持再等等。六指之后，真正的考验是第二产程——她花了三个小时把孩子丛产道推出来。蹬腿发力时，她感觉大腿后侧腘绳肌发酸，凭着健身教练的专业知识，适当调整身体姿势。

她用健身的视角把疼痛、体位、发力拆解成可控的技术环节：不是在“忍受”疼痛，而是在“管理”疼痛。“这种疼痛是动物最原始的身体反应。身体要排出一个异物，就是这么简单。”在她看来，“像蝴蝶，要作茧，再蜕变，才能飞出来。”

孩子出生了，背上带着胎毛，头有点尖。丈夫说：像个小猩猩。“过程太艰辛，但生出来只觉得神奇。”事后回忆，那不是痛苦不堪的经历，而是一次强烈的身心连接体验，“可以用美好来形容。”

她把这段经历录成视频发到网上，标题是《关于我为什么不打无痛》。评论区有人说她“美化疼痛”，她的选择建立在私立医院、健身基础、知识储备和家属陪产之上——这些条件大多数女性不能完美具备，可复制性并不高。她没有回复评论，但承认：“在一般公立医院，做不到我这样。”

这里值得追问的，远不止她一个人的选择。同样是疼痛，手术麻醉、癌症止痛，没人会劝患者“忍一忍，痛过才有成长”。为什么唯独在分娩这件事上，疼痛被赋予了特殊价值？

“疼痛没有意义，只是个生理过程。”Iris回应道，“用不用无痛没有好坏之分，这只是我的一种选择。”她强调，她分享经历不是标榜，只是提供另一个视角：网上很多声音让人觉得能打上无痛就是好的，没打上就是可怜的、落后的，她不这么认为。谈到无痛普及，她担心走向另一个极端：“可能让本来可以自然分娩的人，反而选择医疗干预。”

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分娩疼痛受胎儿体位、产道条件、个体痛阈等客观因素影响，非药物镇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硬膜外麻醉仍是最有效的镇痛手段。

然而，比“个人是否选择无痛”更值得追问的是：那些根本没得选的人呢？

有些人在分娩，有些人在被决定

Iris有条件搭建理想分娩场景，但大多数女性面对的是：有没有麻醉师、家属同不同意、钱包够不够厚。当一个贫困女性无法选择环境、无法获得专业陪伴时，她不是“选择”了自然分娩，而是“被迫”自然分娩。

在湖南郴州桂阳县妇幼保健院的产房内，这个现实正在被缓慢改变。护士长汪梦玲2014年来到这里，十余年间，见证这家医院的无痛分娩普及率，从三四成攀升至八九成。

难点在认知。汪护士长说：“低认知，觉得生孩子就是要疼。”尤其是农村，传统观念与信息鸿沟使得推广也最为艰难。

腰痛是第一道坎。汪护士长的解释版本是标准化的：“留置针的针眼几天就闭合了，腰痛不是无痛引起的。怀孕期间，脊柱本来就要受压，产后带孩子还要继续损伤腰肌。”

对于担心孩子受影响的家属，她会亮出自己的底牌。她生了两个孩子，都是无痛分娩。“我们的医生要生，十个有十个打镇痛。”她还会给家属查看她的分娩记录。“我们医生都能接受打无痛，说明这个利绝对是很大的，对小孩子没有影响。”

网上流传的“无痛会拉慢产程”也被她反证：“子宫是肌肉，越疼越紧，宫口开得越慢。打了无痛，肌肉松弛，人感受不到疼，产程往往更快。”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麻醉科医生在给产妇打无痛

《2022世界镇痛日调研报告》显示，36%的人不了解或仅听说过无痛分娩。2023年一项覆盖2万名产妇的调查显示，34%的家属认为分娩镇痛会“影响新生儿智力”，25%的产科医生担忧会“延长第二产程”。这些误区已被权威研究反复反驳，但科普的不均衡使它们依然顽固存在。

丈夫的工作往往比公婆好做。医院设有分娩体验仪，不少准爸爸前来尝试阵痛。多数人到四级就已无法忍受，有的甚至两级就喊停。体验过后，加上科普教育，他们的观念也会慢慢开放。

而阻挠最深的，往往是同样经历过生产的婆婆。“因为她那时候生孩子，没有无痛，硬扛过来的。她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扛过来。”汪护士长会跟她们讲另一个逻辑：“以前你们怀孕还在干体力活，对疼痛的耐受度比现在的产妇高。现在你媳妇还去干体力活吗？”

产妇听到家属不同意，反应通常是跟老公吵，不是跟公婆吵，“我看她嫁到你们家来，你们家连一点钱都不愿意出。我是给你们家生孩子、生孙子。”这时候，汪梦玲会做婆婆的工作：”她帮你们家生孙子孙女的，不可能让她记恨你嘛。”

有些婆婆会去算八字，觉得那个干预了他孩子原来出生的那个时间，需要顺其自然。”对此，汪护士长就用生育意愿换疼痛管理：“如果这胎舒服，她可能还愿意生二胎。”把无痛针和二胎绑定，用婆婆听得懂的话说。再说不通，汪护士长只能提供替代方案：拉玛泽呼吸法、分娩球、行走椅，虽不能止痛，却能缓解产妇焦虑。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

而最让汪护士长印象深刻的案例，阻挠者不是婆婆，是亲生母亲。

那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跟随男友私奔，怀孕但没有结婚。男朋友年纪更小，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女孩的母亲又拒绝给她打无痛。

女孩的母亲把汪护士长拉到一边，说出了一个她没有预料到的理由：“我就让她体验一下做母亲的累。女儿不听家里的话，该吃点教训。”

汪护士长和好几个医护人员轮流去劝说。”你不懂。我也很心痛她。”这位母亲站在病房外说，看着女儿疼得嚎哭，但始终没有点头，“你这一点苦，还是刚刚开始。”女孩也没有再央求。后来，她发生了产后大出血。

签字那一刻，家庭权力结构显形。

法律层面，产妇自己签字即具效力，高于家属。但医院实践中，“家属还是要签”，因为出钱的往往不是产妇，而是家属。双重签字的设置，本为规避医疗纠纷，却也凸显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经济因素直接决定选择权。在农村，公婆出钱的情况常见。“有时候婆婆不同意，钱不肯出，两个年轻人可能没钱。”按湖南统一标准，无痛费用七百元起，封顶一千三。对某些农村家庭而言，这七百元撬动的是生育话语权的全部。

“如果家属拒绝签字，医院最终以产妇本人的意愿为先。最后用法律为产妇兜底。”汪梦玲说道。

在汪梦玲工作的十年里，她见过太多因为疼痛产生的心理阴影。不少产妇生二胎三胎时，出于对头胎分娩疼痛的畏惧，更倾向于剖腹产。她会解释，无痛分娩的麻醉剂量比剖宫产小得多。

2025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文：2025年底，所有三级医疗机构100%配备分娩镇痛服务；2027年，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覆盖。汪护士长所在的县城妇幼，正通过科普视频和医生宣传向“全面”推进。

普及率提升靠的是全链条宣传：门诊、住院、孕妇学校、助产士门诊、产房对产妇及其家属轮番宣传解疑，产后访视时询问镇痛效果和腰痛情况，以及科普文章和视频的精准推送，一点点让信息渗透进日常。

汪梦玲清楚基层的困难：麻醉医师下沉、设备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缺一不可。偏远地区，麻醉医生数量不足、观念滞后、技术难以下沉。全面无痛的缺口，远不止某一家基层医院。

据统计，全国每万名产妇仅配1.27名专职麻醉医师，远低于世卫建议的3人。一线城市每万名配4.8名，西部农村仅0.6名。麻醉医师缺口高达30至50万人。产科与麻醉科协同响应平均42分钟，远超国际30分钟黄金窗口。而这意味着，产妇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无法忍受的疼痛。

疼痛，不只是地理分布的不均，更是资源、认知与制度的差异。它关乎每一个分娩中的女性——她是否有选择的权利、能力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