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首先是残雪，残雪算是近几年常常会提到的国内热门作家，她也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残雪小学毕业即失学。1970年，经街道办事处安排，做过铣工、装配工、赤脚医生等与文学无关的工作，生孩子后又去当过代课老师。因为未能正式工作，自学缝纫，和丈夫一起成为个体裁缝。但是残雪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她于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早期先锋小说作家有很多有马原、余华、残雪、格非等作家，但是这些年他们大都变换了写作风格，就像我在上一期分析了余华前后风格转变很大。但是只有残雪，她的大部分作品仍是沿用先锋叙事，早期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表现创伤文学，近期的《黑暗地母的礼物》《赤脚医生》等作品风格转变很大，但基本还是沿用先锋叙事，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称其为”中国的卡夫卡”，而苏珊·桑塔格评价其为”中国最好的作家”。

2015年，《最后的情人》获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2019年《新世纪爱情故事》入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

太阳底下的黄泥街像一大块脏抹布，上面布满了黑色的窟窿。从那些窟窿里蒸发出一股股油污的臭气，也蒸发出数不清的绿头蝇子和花脚毒蚊。

——残雪《黄泥街》

作为中国作家的残雪，在韩江作为东亚女作家刚拿完诺奖之后，以诺奖地域性分蛋糕的惯例，她的概率就相对就小很多了。

尽管她已是作品被译介最多和国外认可度最高的中国女作家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关于加拿大作家我会说三个，加拿大这个地区也是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得奖的地区。因为英语文学已经三年没有拿奖了，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应该也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一个加拿大作家，她也是国际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阿特伍德1959年进入多伦多大学，师从诺思洛普·弗莱，196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9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85年以《使女的故事》奠定其国际文学地位。她曾担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支持创立阿南西出版社以推动加拿大民族文化独立。她的作品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性别政治，通过女性视角探讨社会关系。

你根本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有时她会放声大哭。我好寂寞，她会边哭边诉。我有多寂寞你们是想不到的。我是有朋友，还算走运，但我就是感到孤单寂寞。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被学界视为”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经典”。该作在1985年就获布克奖提名，2017年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爆火，续作《证言》于2019年再度获得布克奖。

而且阿特伍德在叙事形式上也是持续创新，2000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嵌套小说、新闻报道与科幻故事三重文本。

阿特伍德这些作品对性别政治和生态危机的关注，非常非常的契合当代西方主流价值观。不过，虽然她的作品也在国际上有持续多年的高知名度，但对于诺奖来说，有时候知名度太高可能是负分。

贝拉（沈镭）

地理位置上离故乡越远，文学上离故乡越近

——贝拉

贝拉这个作家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在今年的赔率榜上她非常的靠前，ChatGPT等多种AI预测，也把她列为诺贝尔文学奖最热门候选人。

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中文名是沈镭。出生于上海，是一位当代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家，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她出版了十多部小说，包括《被诅咒的钢琴》《幸存者之歌》《感伤的卡萨布兰卡》等。

她的创作主要聚焦二战期间上海犹太难民，贝拉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幸存者之歌》，记录了上海平民秘密救助犹太难民、犹太医生救治贫民等历史细节。

她的作品可以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得益于汉学家葛浩文的翻译，《魔咒钢琴》也由奥斯卡最佳编剧罗纳德·哈伍德改编为电影《钢琴师2》；《幸存者之歌》则被改编为法国歌剧《上海恋人》。

首先贝拉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她的作品聚焦的二战上海犹太难民题材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目前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瑞典学院可能倾向于选择一个能够促进对话而非加剧对立的作家。加拿大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这为贝拉提供了有利的地缘政治背景。但是，贝拉的弱势是国际知名度相对较晚。

“无论曾经经历什么，还是正在经历什么，贝拉总能从苦难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转化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她眼中光明与希望的光芒一刻也没有消失。她站在精神的极点上，她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作家。这是上海贝拉能够成为世界的贝拉的最好注解。”

——贝拉的文学经纪人安博顺

安妮·卡森

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

——安妮•卡森

安妮·卡森虽然知名度在国内不高，但是她一直也是诺奖的大热门。

她于1950 年 6 月 21 日出生于多伦多。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从小在加拿大的小镇长大。高中时，一位拉丁语老师向卡森介绍了古希腊的世界和语言，并私下辅导她。

进入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尔学院后，她两次辍学——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结束时。卡森对课程限制感到不安，尤其是关于弥尔顿的必修课，最终回到了多伦多大学，并于 1974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1975 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1 年获得博士学位。

她还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了一年希腊韵律学和希腊文本批评学。卡森是一位古典学者，对比较文学、人类学、历史和艺术感兴趣，她将许多领域的思想和主题融合在一起，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她的《爱欲的苦甜》以萨福的修辞为切入点，探讨欲望的哲学本质，提出“爱欲是一个动词”。

卡森的代表作《红的自传》重构希腊神话中革律翁的故事，把角色变成饱受创伤的现代少年，通过摄影自我救赎。作品以诗体小说形式杂糅虚构采访、学术论文。总之形式非常新颖，评论界评价也非常 高。

神话是一个被丰富的范式， 一个双面的命题， 允许操作者意在言外，过一种双重的人生。 因此亘古以来人们认为，诗人都是说谎者。 而从诗歌的真实的谎言里 缓缓泄露出一个问题。 什么真正连接起事物和词语？

——安妮·卡森《红的自传》

她获得T.S.艾略特诗歌奖，是该奖首位女性得主，同时还获得格里芬诗歌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等。

卡森作为加拿大作家，和贝拉和阿特伍德一样处于相对有利的地缘位置。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也曾在2013年获诺奖。她的学术背景和跨文化创作理念也符合诺贝尔奖对文学创新的追求。

我个人感觉这一次她的获奖概率应该是最大的。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欧洲作家我感觉可能性比较大的应该是拉斯洛，因为他也是拿过国际布克文学奖的，而国际布克文学奖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奖项又和诺奖非常重合，从05年到现在国际布克文学奖里已经有门罗、韩江、托卡尔丘克拿过诺奖了。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为东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匈牙利作家，以后现代主义风格、反乌托邦主题及极端长句叙事著称，代表作《撒旦探戈》通过集体农庄的崩溃寓言揭示极权体制对人性的异化，被苏珊·桑塔格誉为”当代匈牙利的启示录大师，灵感堪比果戈理与梅尔维尔”。

小说讲述了一个破败的小村庄，十几个无处营生的村民在阴雨连绵、泥泞不堪的晚秋季节里上演了一出 酗酒、通奸、偷窥、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故事。

冷漠与麻木残忍地虐杀着一切生机，直至两个骗子的出现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引领他们迈着周而复始的死亡舞步，走向想象中的光明未来……

现在，房间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示他个体的存在，现在，他坐在一个没有了自己私人物品的地方，周围显得冰冷冷的。

——拉斯洛《撒旦探戈》

拉斯洛的国际声誉得益于与导演贝拉·塔尔的长期合作，两人将《撒旦探戈》改编为7小时史诗电影，2011年合作影片《都灵之马》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拉斯洛作为匈牙利作家，代表东欧文学。而东欧作家上次获奖是2019年的彼得·汉德克（奥地利），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思想的融合，也符合诺贝尔奖推崇的文学干预社会的理念。

另外他对中国文化也非常迷恋，1991年首访中国后沿李白足迹旅行两月，他还有一位与汉学家的妻子。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也需要提一下，虽然我觉得他今年可能性仍旧很低，但是他应该是大家最最熟悉的作家了。

村上春树的获奖低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大家常常谈到的知名度过高的，太过畅销，还有可能是涉及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毕竟他多次呼吁日本社会直面战争责任，2019年随笔《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揭露他父亲作为侵华日军士兵杀害中国战俘的往事，他强调“历史不是过去的东西，它存在于意识内部”，瑞典文学院如果给予他诺奖，也要考虑可能引起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的反对。

聊聊诺奖本身

最后我来聊聊诺奖本身，首先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依据诺贝尔遗嘱应该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作品”，但现实就是，这个“理想主义倾向”的具体阐释权实际掌握在瑞典文学院手中，基本也是按照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偏好，比如强调对体制的批判性、个人自由优先性及特定历史叙事视角等等。

很多次政治因素也曾直接干预评选结果，例如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获奖也是得到英国情报部门及美国中情局的暗中推动，旨在利用其作品的反苏联立场进行冷战宣传；类似地，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获奖，也被视为西方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冲突在文学领域的延伸。

评委会的构成加剧了政治与文化的偏见——院士群体以北欧文化背景、高龄及终身制这些特征为主，审美趣味与当代全球文学的多元性其实是脱节的，而 且欧美作家在获奖者中占比超过90%，而非西方作家常需满足“揭露社会”或符合“异域化想象”的标准才可能进入考虑范围。

虽然所有文学奖项里，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名，但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是客观文学价值的绝对度量。历史上众多公认的文学巨匠也都没有获奖。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地缘分布来看，近年来获奖者多来自欧洲和北美，亚洲和东欧作家相对较少。这种区域轮替的潜在规则影响着各个 作家的获奖几率。从政治地缘因素来看，加拿大籍作家，贝拉、安妮·卡森和阿特伍德，可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