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2月13日发表的长篇报道揭露，挪威前首相、诺贝尔委员会前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与身败名裂的爱泼斯坦长期保持着利益往来。爱泼斯坦向亚格兰提供豪宅、旅行等好处，亚格兰则利用自身影响力为爱泼斯坦拓展人脉，一度试图帮其牵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眼下，亚格兰被挪威警方以“严重腐败”指控起诉，此案还牵扯多名挪威政要名流，震惊挪威社会，也让挪威一直标榜的“廉洁与人权卫士”形象碎了一地。

随着爱泼斯坦案文件不断曝光，令人作呕的真相，还将把多少西方自诩的“廉洁典范”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一场震惊挪威的丑闻

从文件披露的情况来看，亚格兰与爱泼斯坦交往甚笃，他还被后者尊为“挚友”与“人权先生”。

其中，爱泼斯坦凭借其在金融领域的手腕与横跨政商两界的人脉网，坐拥纽约、巴黎的豪宅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而亚格兰则以数十年积累的政治与外交资本，手握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权与欧洲委员会的政治权力，得以接触世界多国政要。

托尔比约恩·亚格兰

二人的勾结即便在爱泼斯坦被判性犯罪后仍未停止。

爱泼斯坦向亚格兰提供各种好处，包括豪宅住宿、私人岛屿访问、旅行资助等；亚格兰则投桃报李，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为爱泼斯坦提供便利、拓展圈子。

此事已引发挪威全国震动。这个一直以官员廉洁为荣的国家，二战后首次有前首相面临刑事指控。挪威经济犯罪部门目前正在深入调查，确认亚格兰是否滥用其担任的各项公职，收受爱泼斯坦提供的馈赠、旅行款待以及贷款。

根据挪威法律，若“严重腐败”罪名成立，亚格兰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因过往也曾担任过欧洲委员会秘书长这一外交职务，亚格兰此前一直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欧洲委员会已于本周应挪威政府要求，取消了对他的豁免保护。

警方从亚格兰位于奥斯陆家中搬出电脑和成箱文件的画面，已然让整个挪威陷入反思，质疑国家为何会卷入这样一场全球性丑闻。

面对这场风暴，挪威现任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13日向挪威国家广播公司NRK表示：“一边是金钱，另一边是人脉、影响力与亲近关系带来的广泛决策参与权。如果你身处要职，无论是代表挪威国家还是在欧洲委员会任职，对此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75岁的亚格兰，并非此次丑闻中唯一被牵扯的挪威名流，文件集中曝光了爱泼斯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腐蚀挪威各类决策者的。

除亚格兰之外，其他涉案人员还包括：挪威未来女王、王储妃梅特-玛丽特；挪威前外长、现任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以及挪威前驻约旦及伊拉克大使莫娜·尤尔及其丈夫、挪威前副首相泰耶·勒厄德-拉森。

这些人都曾是爱泼斯坦的朋友，如今均身陷丑闻，其职业生涯与来之不易的国际声望都可能因此毁于一旦。

丑闻的持续发酵也引发了挪威政界的强烈反应。针对此事，已有挪威议员明确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在刑事程序推进的同时开展公开听证会，专门调查挪威精英阶层如何滥用代表国家对外交往的职务。

2月12日，现身奥斯陆的亚格兰。 《纽约时报》配图

挪威议员朱莉·苏斯托尔在一封邮件中直言：“人们已经厌倦了权力与金钱在幕后勾结，而普通民众却被告知要‘相信体制’。”

至于为何挪威会曝出这样的精英腐败丑闻，专家分析称，挪威作为一个仅拥有560万人口的国家，一直积极谋求国际组织高层职位，还斥巨资将前政界人士安插在各类显眼岗位上。

该国凭借自身“人权卫士”、诺贝尔和平奖颁发者的身份，再加上数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远超自身体量的影响力。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主管哈尔瓦德·莱拉表示，这种急于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心态，也让挪威官员更容易陷入腐败的泥潭。

莱拉进一步解释道：“挪威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曝光度，这又能转化为实际政治与贸易利益。”她同时补充，挪威部分外交官似乎因此迷失了方向，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这是爱泼斯坦将友谊当作一种货币使用的典型案例。”专注外交研究的莱拉强调，而正是挪威的这种国际地位，以及亚格兰在其中的核心影响力，让爱泼斯坦下定决心全力拉拢亚格兰，借助他的身份实现自身目的。

诺贝尔和平奖沦为交易筹码

在爱泼斯坦与亚格兰的利益捆绑中，亚格兰的诺奖相关身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亚格兰曾长期执掌诺贝尔委员会，核心负责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工作，这一特殊身份不仅是他个人外交声望的重要支撑，更是他与爱泼斯坦利益交换的核心筹码，同时也是爱泼斯坦极力拉拢他的关键原因之一。

爱泼斯坦深知，诺贝尔和平奖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这一奖项背后所关联的政商资源。因此每当亚格兰确定到访其住所，爱泼斯坦都会第一时间向比尔·盖茨、拉里·萨默斯（前哈佛大学校长、前美国财政部长）等政商名流通报“诺奖委员会主席是我的座上宾”，借此抬高自身身价、拓展高端人脉圈子。

令人唏嘘的是，亚格兰在担任诺贝尔委员会相关职务、同时以“人权卫士”“性别权利倡导者”自居期间，仍频繁与已被判性犯罪的爱泼斯坦保持密切往来，丝毫未顾及自身身份与公众形象。

挪威财经媒体DN曾披露，亚格兰曾于2013年在斯特拉斯堡住所接待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但他在2019年却否认与爱泼斯坦有接触。DN的调查显示，这次会面与国际和平研究所有关，随后盖茨基金会向该机构提供了数百万美元资助。

尽管报道没有直接提及盖茨与和平奖的关系，但后据《野兽日报》援引盖茨基金会一名前雇员的话报道，盖茨一度希望借助爱泼斯坦的关系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似乎将爱泼斯坦视作自己获得这一殊荣的敲门砖。

“他认为杰弗里能帮他，认识对的人，或者有办法暗中操纵，让他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他最终很失望，因为事情没能如愿。”这位前雇员告诉媒体。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盖茨参与这场会晤的动机。

美方公布的邮件记录清晰显示，亚格兰不仅多次入住爱泼斯坦位于纽约、迈阿密的豪华住所，还曾专门到访其在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享受各类特权待遇。

更有甚者，据爱泼斯坦助手的一封邮件明确记录，2014年，亚格兰的妻子与成年子女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度假期间，所有相关费用均由爱泼斯坦的信用卡支付，相当于亚格兰直接收受爱泼斯坦的财物馈赠。

亚格兰对这段不正当关系的执着，即便在爱泼斯坦负面形象日益凸显时也未改变。

更为讽刺的是，邮件显示，亚格兰最晚在2018年9月还曾前往爱泼斯坦的公寓会面，而这一时间点，距离爱泼斯坦被正式指控性贩卖不足一年。

也就是说，彼时爱泼斯坦的负面形象已广为人知，但亚格兰仍未与他切割。

此外，亚格兰在卸任挪威首相后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曾将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作为自己的标志性主张，并推动了2011年首次签署的相关公约，但其与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长期勾结，与其标榜的“人权”“廉洁”“性别平等”形象形成了极端鲜明的反差，引发公众广泛质疑。

这种强烈的形象反差，也让亚格兰的行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亚格兰的这一系列行为，不仅让其个人声誉扫地，更让挪威作为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国的公信力受到重创，也让诺贝尔和平奖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这也是此次丑闻在挪威引发巨大震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挪威民众难以接受，执掌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人权象征”的核心人物，竟与身败名裂的性犯罪者存在如此深度的利益勾结。

除了借助亚格兰的诺奖身份抬高自身，爱泼斯坦还借此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社交圈。爱泼斯坦将亚格兰介绍给自己的多位友人，其中就包括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白宫法律顾问凯瑟琳·鲁姆勒。鲁姆勒于2011年至2014年曾任白宫法律顾问。二人还曾玩笑式地计划邀请前总统奥巴马前往该岛，后因“风险太大”作罢。

后者已于12日辞去高盛首席法律顾问一职，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次丑闻的辐射范围之广。

2014年的凯瑟琳·鲁姆勒

为爱泼斯坦牵线，试图接触普京

文件还把一场企图以政治影响力“撬开”俄罗斯大门的隐秘交易，摆在了公众面前。

具体来说，亚格兰曾明确承诺利用自身外交影响力，为爱泼斯坦牵线搭桥，试图促成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最终见过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些时候告诉媒体，克里姆林宫从未收到过这名声名狼藉的金融人士的会面请求。

从文件披露的情况看，爱泼斯坦将俄罗斯视为拓展政治与商业利益的突破口，曾数次计划访问俄罗斯，但文件未明确他最终实际前往的次数。

而亚格兰为爱泼斯坦牵线接触普京，是对爱泼斯坦提供各类好处的核心回报之一。

此前，爱泼斯坦曾向亚格兰提供豪宅住宿、私人岛屿访问、旅行资助等多项便利，而亚格兰则投桃报李，承诺借助自身的外交地位和人脉资源，帮助爱泼斯坦攀附俄罗斯总统普京，二人的这一交易的意图，在多封往来邮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人围绕接触普京的沟通，有着清晰的时间线和具体细节。

早在2013年，爱泼斯坦便主动向亚格兰鼓吹俄罗斯在数字货币领域具备的独特优势，并明确表达了希望能当面向普京阐述相关想法、寻求合作机会的意愿。

亚格兰在收到这一请求后，当即表示会负责促成此次会面，并向爱泼斯坦分享了自己的具体沟通策略——计划以“帮助俄罗斯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多元化”为由，向普京引荐爱泼斯坦，试图以此打动普京，为二人创造会面机会。

尽管此次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但爱泼斯坦并未放弃与普京会面的想法。

2015年，爱泼斯坦再次主动催促亚格兰，希望其继续帮忙安排与普京的会面，重点洽谈经济相关事宜，足见其攀附普京、谋求经济利益的迫切心情。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爱泼斯坦试图接触普京的诉求也有了新的切入点。

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爱泼斯坦试图借助自己与特朗普曾有的交情，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俄罗斯政商界的影响力，他暗示自己可以帮助俄方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的执政思路与行事风格。

基于这一想法，爱泼斯坦提议亚格兰向俄罗斯方面建议，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自己沟通，以此搭建俄方与特朗普团队之间的“桥梁”。亚格兰在收到这一提议后，很快回复表示：“我会见拉夫罗夫的助手时会提出这个建议。”

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表明，亚格兰最终促成了爱泼斯坦与普京的会面，也没有证据显示拉夫罗夫或其助手曾与爱泼斯坦进行过沟通。

但可以明确的是，亚格兰与爱泼斯坦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未因多次尝试失败而中断往来，也未因爱泼斯坦的负面传闻而切割关系。

这种持续的亲密关系，在爱泼斯坦临终前的举动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印证。

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在狱中等待审判身亡前数月，曾专门给其律师发送过一封主题为“出事时联系号码”的邮件，邮件中列出了多个紧急联系人，而亚格兰的联系方式赫然在列。

这也足以说明，在爱泼斯坦心中，亚格兰是其最信任的人之一，二人的利益捆绑与私人关系已深入彼此的核心圈子。

佩斯科夫本周早些时候告诉一家俄罗斯媒体，克里姆林宫从未收到过爱泼斯坦的会面请求。

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公开，持续搅动国际舆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日表示，相关文件内容让她“感到恶心”。

“当我读到这些文件时，我不得不暂停。”谈及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扎哈罗娃在卫星通讯社一档节目中说，“这让我感到恶心。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