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最近又在X上骂人。这次挨骂的是纪录片导演亚历克斯·吉布尼：他“毫无诚信”，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拍了一部“无聊了整整四小时”的 电影。

电影叫《Musk》，拍了近四年，9月8日刚在威尼斯首映。马斯克的律师比观众更早行动：首映前五天，律师函已经送到片方，警告可能提起诉讼。

吉布尼对这种阵仗并不陌生。这位奥斯卡获奖导演拍过安然的财务造假，也调查过号称“女乔布斯”的伊丽莎白·霍姆斯如何用滴血验病的承诺吸引投资。

他惯于采访前员工、合伙人和身边人，追查那些光鲜故事背后发生了什么。这次，镜头对准了马斯克。

首映仍如期举行。放映结束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约四分钟，还有人朝导演喊了一声“谢谢”。

而且马斯克越是生气，外界越是兴奋和期待。最讽刺的是，就在9月15日，发行方Bleecker Street以观众需求强烈为由，宣布将纽约、洛杉矶的上映日期从10月16日提到9日。

实际上，2023年项目刚公布，马斯克就认定它是一部“攻击片”。如今，前妻、前伴侣、昔日商业伙伴陆续开口，家庭生活、商业承诺和政治权力被放进同一部电影。爆料与争议一起涌来，不少影评人却给出好评。

这部在马斯克口中“无聊四小时”的纪录片里究竟有什么，让马斯克追着骂了好几年？

A

《Musk》尚未正式公映，普通观众暂时还看不到全片，但首映后的密集报道，加上导演吉布尼接连参加电影节、发布会和媒体访谈，已经让片中的几条“大料”提前浮出了水面。

1. 网红前女友：生孩子之后马斯克要用4000万美元封我的口

《Musk》里，最受关注的受访者之一，是保守派网红阿什莉·圣克莱尔（Ashley St. Clair）。她与马斯克育有一个孩子。

圣克莱尔称，马斯克方面曾提出：先支付1500万美元，再连续21年每月支付10万美元，条件是签署保密协议。合计约4000万美元。她倒是没接受，拒绝了，因为她反向琢磨，如果出价如此高就为了封口，那我说话的权利一定非常珍贵。

马斯克随后直接否认：“从未给过她这样的报价。”他还指责圣克莱尔有发表虚假指控的历史。这份安排目前仍是双方存在争议的说法。

比金额更特别的，是圣克莱尔对马斯克生育观的描述。她说，两人交往期间，马斯克曾在睡前听关于忽必烈的播客，还发消息告诉她，希望在“内战”前拥有一支“孩子军团”。在她的讲述中，生孩子已经被放进了一套关于人口、战争和人类未来的计划里。

2. 前妻：马斯克在讲述孩子的时候，总是美化自己

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作家贾斯汀（Justine）带来的是更多家庭细节。

两人的第一个孩子Nevada早夭。2022年，马斯克公开说，孩子死在自己怀里，自己感受到了他最后一次心跳。贾斯汀在纪录片中纠正：最后抱着孩子的人是她。她早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中，就写过自己抱着孩子送别的经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马斯克与女儿Vivian（就是跨性别的那位，出生性别为男）关系破裂之后。贾斯汀称，马斯克曾让她转告女儿，自己会永远爱她。但第二天，他就把Vivian移出了自己的医疗保险。

3. 大选之夜，他为什么那么笃定？

圣克莱尔的另一段采访，把争议从家庭带到了美国大选。

她回忆，2024年大选夜，马斯克提前离开了海湖庄园的聚会，后来告诉她，自己早就知道特朗普会赢。那种对结果的笃定，是她此前从未见过的。

她还提到，在选举之前，马斯克曾说，要“释放矩阵中的异常”，并告诉她：“我在太空中有一万束激光。”圣克莱尔说，自己没有继续追问，因为不想日后因此被要求作证。马斯克的回答是：“明智。”

这也成为律师函重点攻击的部分。马斯克的律师认为，影片通过材料的排列，暗示马斯克利用Starlink影响选举，因此能够提前知道结果。马斯克方面否认这一暗示，并要求片方保存采访、研究及内部通信等材料，为可能的诉讼做准备。

4. “AI教父”辛顿：DOGE令人担忧

另一位受访者、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担忧。

他在片中谈到，如果有人想借助AI影响政治结果，详细的公民信息会是关键资源，而DOGE接触政府数据的做法，让他感到警惕。

他的发言属于风险判断，但无疑让纪录片的批判视角进一步深化。还是那个问题，当一个企业家同时拥有社交平台、AI公司，又曾进入白宫，外界该如何了解这些能力之间的关系？

5. Tesla联合创始人亲自翻旧账：如果重来，不会交出那么多控制权

Tesla联合创始人马丁·埃伯哈德（Martin Eberhard）也接受了采访。他最介意的一件事，是现在很多人以为Tesla是马斯克创办的。

埃伯哈德认为马斯克过于自我，并在片中表示，如果能重新来过，他不会把那么大的公司控制权交给马斯克。

6. 马斯克最厉害的能力：让尚未兑现的未来，先产生价值

吉布尼对马斯克商业能力的解释，是他特别善于让外界相信：未来已经到了。这种相信，又能为公司带来投资、订单和估值。

自动驾驶是影片重点拆解的案例。吉布尼把Tesla于2016年发布的自动驾驶演示视频，与2019年一起致命事故的行车记录画面放在一起：一辆使用Autopilot的汽车在佛罗里达州撞死一人、重伤另一人。技术展示中的承诺，与实际使用中的后果，在这里形成了直接对照。

Tesla的汽车、SpaceX的火箭都有实际成果，也让马斯克获得了持续许多年的信任。影片追问的是：当这种信任被用于下一项承诺，公众能否分清，哪些技术已经实现，哪些仍只是他的目标？

吉布尼此前拍过安然和“女乔布斯”伊丽莎白·霍姆斯，如今，他在马斯克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套路。在威尼斯的发布会上，他直接用了“confidence man”（骗子。）形容马斯克，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科技故事：靠炒高股价积累财富和权力，是他早就拍过的老故事。（注：Confidence man是固定说法，指先取得别人的信任、再利用这种信任行骗的人，也就是“骗子”。）

不过，他也承认，两者有关键区别。霍姆斯的机器根本无法兑现承诺，Tesla却是已经量产多年，也确实有人喜欢的汽车。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他把马斯克与安然高管、霍姆斯的共同点归结为制造一种让人愿意掏钱投资的幻想。他质疑的不是马斯克的公司毫无成果，而是这些真实成果之外，究竟有多少尚未兑现的承诺，被当成现实卖给了投资者。

顺便一提，马斯克的支持者对这部纪录片的批评中，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吉布尼将马斯克与安然或者霍姆斯并列，毕竟马斯克真的让电动车满街跑、火箭升天又回收、建立超大AI集群。

B

马斯克的权力不只体现在纪录片讲述的故事里，纪录片之外的拍摄过程本来就很精彩。

吉布尼说，拍摄期间许多熟悉马斯克的人都害怕公开讲话，尤其不愿出镜。

这些人既有批评者，也有公司内部人士，甚至包括马斯克的支持者。有些原本可以替他说好话的人，给出的答复也是：“没有埃隆的许可，我不能跟你谈。”

马斯克本人早早给项目定了性。2023年，影片刚宣布，他就称之为“攻击片”。吉布尼当时反问：“你怎么知道？”毕竟时至今日，外界依然不知道马斯克是否完整地观看过这部纪录片。

三年后，两人仍没有坐下来完成一次采访，交锋却从社交平台延伸到了律师函。

双方连“有没有给回应机会”都各执一词。

马斯克的律师称，团队曾试图联系片方、要求回应，却遭到拒绝。

吉布尼则在多伦多的活动上表示，他们多次正式邀请马斯克，除了网上的评论，没有得到回应。他还强调，影片经过律师审查和独立事实核查。

而且这部纪录片原本没有这么长。

吉布尼说，在马斯克转向特朗普之前，他准备拍的是一部两小时的纪录片，而且已经接近完成。但大选改变了计划，马斯克不再只是经营汽车、火箭和社交平台的企业家，还进入了白宫。要解释这一切，原来的篇幅已经不够。

HBO支持追加拍摄，影片一度剪出了六小时的版本，后来才压缩到四小时。

还有一个颇有争议的点——马斯克始终不接受采访，吉布尼最后安排了一个“马斯克替身”出镜。

那是一个用CG制作、结合AI语音同步技术的替身。

它说的并不是编剧虚构的台词，而是马斯克在既往采访等场合真正说过的话，只是被重新编排进了模拟采访。

吉布尼解释，这是刻意的讽刺，呼应马斯克关于人类可能生活在模拟世界中的观点。制作团队在采用这一方案前，也咨询了律师。

但话是真的，并不意味着这种呈现方式就没有争议。NPR记者鲍比·阿林看完后认为，虚拟马斯克让人出戏，反而削弱了一部严肃调查作品的分量。片中的游戏化画面也有类似问题，例如让挥舞电锯的马斯克砍向联邦机构，在他看来，这种讽刺过于直白。

对纪录片的广泛好评也不等于照单全收。长期报道马斯克的阿林认为，影片真正全新的信息并不多，价值更多在于把分散多年的材料放到了一起。涉及“太空激光”和利用DOGE数据干预选举时，影片又越过了现有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

当然，总体而言外界评价还是颇高的。《Time Out》打出四星，认为它虽然接近四小时，仍然引人入胜，尤其肯定影片覆盖材料的广度。评论的副标题干脆写道：“马斯克讨厌这部纪录片。你不会。”

C

马斯克不是第一个不喜欢自己银幕形象的科技大佬。十六年前，《社交网络》就让扎克伯格很不舒服。

2010年，大卫·芬奇执导、艾伦·索金编剧的这部 电影，把Facebook的创业史拍成了朋友反目、股权争夺和诉讼交织的故事。它当然不是一部创业励志片，但矛盾主要发生在创始人及其身边的人，聚焦的也是创业本身。

扎克伯格最不满的是电影替他解释了创业动机。2014年，他在公开问答中说，片方编造了他为了吸引女孩而创建Facebook的情节，让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在他看来，真正的创业过程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拍出来大概就是自己坐在那里连续写两小时代码。

吉布尼自己也早就碰过这种争议。2015年，他拍了《史蒂夫·乔布斯：机器人生》，采访乔布斯的前同事和前女友，审视产品成就背后的控制欲，以及身边人为此付出的代价。

到了2022年，科技创业圈的起落，接连被拍成了电视剧。

《辍学生》（The Dropout）讲的是前面提到的“女乔布斯”霍姆斯。她宣称，只需采集少量血液，就能完成多项疾病检测，凭这个承诺获得巨额投资。但公司根本没有实现宣传中的技术，创业明星的故事最终变成了欺诈丑闻。

《超蓬勃：优步之战》（Super Pumped）把镜头对准网约车平台Uber的联合创始人卡兰尼克：他靠不惜代价的扩张，把一家初创公司推成行业巨头，却也因这套管理方式陷入危机，最终被赶出了自己创办的公司。

《初创玩家》（WeCrashed）里的诺伊曼夫妇，则把共享办公生意讲成了改变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事业。他们经营的WeWork一度估值470亿美元，随后不到一年就蒸发了约400亿美元。剧集既拍这对夫妻如何互相鼓舞，也拍他们如何在不断膨胀的野心中失去判断。

从剧情梗概也能看出来，相比于十年前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科技圈创业故事剧情片，近几年的科技大佬影视化的焦点已经起了变化，更深入到“创业之后”，那些野心与欺骗，梦想与人性。

10月9日将在美国上映的《社交清算》（The Social Reckoning），由索金编剧兼导演，杰瑞米·斯特朗饰演扎克伯格。

索尼将它称为《社交网络》的“姊妹篇”，而从官方梗概看，故事重心已经交给另外两个人：由米奇·麦迪森饰演的Facebook吹哨人弗朗西丝·豪根，以及杰瑞米·艾伦·怀特饰演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杰夫·霍维茨。

他们联手揭露这家平台不愿公开的内部秘密。

另一部新片《人工智能》（Artificial）即将于10月5日在纽约 电影节首映，涉及2023年奥特曼被OpenAI董事会解雇、随后复职的风波。

但它不只拍那几天的混乱场景，纽约电影节公布的介绍显示，影片还会追溯伊利亚·苏茨克维跟随辛顿研究神经网络、后来与奥特曼相遇的过程，将故事放进过去二十年的AI发展史。

这十几年间的变化，并不是电影突然不再赞美科技天才——《社交网络》从来就不温柔。更明显的变化是，故事里需要计算的代价越来越大，起初是朋友被背叛、合伙人被排挤，后来是员工、投资者和消费者受损，如今则涉及从未投资这些公司，甚至不使用它们产品的人。

科技大佬总说自己要改变世界。现在，镜头越来越关心的是他们究竟把世界改成了什么样，而其他人有没有说“不”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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