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伊朗战争也不知将怎样结束的背景下，本次国际纵横的主题是：美国和中国会不会走向战争？

国际纵横 RFI

在接受法国“快报”采访时，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学的战略学教授约书亚·罗夫纳(Joshua Rovner)表示，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因为过度自信而走向战争。

这位美国大学的战略学教授认为，北京与华盛顿在新技术领域的竞赛正在让双方都滋生出一种危险的幻觉，从而可能将两大强国推向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

在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之间发生的一场重大冲突–伯罗奔尼撒(Péloponnèse)战争，撕裂了希腊世界。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在谈及伯罗奔尼撒(Péloponnèse)战争时曾这样写道,“雅典的崛起及其让斯巴达产生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

两千多年后，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沿用这一解读，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21世纪。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恐惧，可能会像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一样，推动华盛顿与北京走向战争。

都认为自己可以迅速战胜对手

对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战略与国际关系教授约书亚·罗夫纳(Joshua Rovner)来说，中美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风险，并不主要源于“修昔底德陷阱”，而在于双方都有一种共同的幻觉：都认为自己可以迅速战胜对手。

约书亚·罗夫纳告诉法国《快报》说：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其实还提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场双方都认为会很快结束的冲突，最终却会拖延很多年而停不下来？自古以来，许多战争的持续时间都比最初预期的要更长。最近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战争，一些评论者曾预测乌克兰战争会迅速结束，而如今却已经进入了第五年。

原因在于有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一个是战前的乐观主义，这使交战双方都高估自身迅速取得胜利的能力；另一个因素是交战双方都存在一种希望，即不需要真正把对手的力量给耗尽，也能取得军事胜利。

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雅典是海上霸主，而斯巴达是陆上的强权。双方都认为可以在不进入对方优势领域的情况下击败对手。雅典希望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沿海发动袭击，从而引发反斯巴达的起义而取胜；而斯巴达则试图说服波斯参战，利用其庞大的海军对抗雅典。

不出所料，这两种战略都失败了，双方陷入僵局：双方都是既无法赢得战争，也无法承认失败。可是，由于双方都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它们都拒绝退出。这种恶性循环使战争持续了近三十年。

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战略与国际关系教授约书亚·罗夫纳(Joshua Rovner)认为，今天的中美关系也处于类似的情况。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美国在东亚占据海上优势，不愿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陆战；而作为地区主要陆权国家的中国，则希望避免在东亚爆发大规模海战。

中美两国都大力投资于能够帮助它们绕开对方优势领域的技术。美国试图通过破坏情报与通信能力来削弱中国的防御体系；中国则发展精准的远程导弹和网络进攻能力，以期迅速打击美国，从而阻止美国动用强大的海军力量。

换句话说，中国的思路是在战争一开始就对美国造成沉重打击，以期起到威慑作用。

革命性技术的出现，会同时激发希望与恐惧

然而，技术会助长大国的傲慢，从而加速走向战争。

约书亚·罗夫纳表示，每当一项革命性技术出现，都会同时激发希望与恐惧：掌握革命性的新技术，意味着可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对手也可能做到这一点，一旦落后于对手就有可能被击败。

这种情况在16世纪大型帆船兴起时出现过，在20世纪战略轰炸机问世时也出现过。通常，这种希望与恐惧的阶段最终会被一种“清醒”所取代，会最终进入“清醒期”：也就是说，人们会逐渐意识到，将这些技术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是多么的困难！

以大型战舰为例，一些观察者曾认为它们将带来壮观的海战，并使胜者称霸海洋。但事实证明，建造和维护一支舰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官僚工程；海军还发现，协调战舰作战是异常困难的，因为这高度依赖天气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舰船在军事上的实际能力也逐渐显露出局限。

人工智能与网络空间：战略傲慢

如今，中国和美国正在人工智能与网络空间展开军备竞赛。双方都希望利用这些新技术压倒对手，同时又担心被对方甩在后面。

然而，从网络空间的实践来看，这些技术存在明显的局限，纸面上的设想在真实的战争中往往难以奏效。约书亚·罗夫纳教授觉得人工智能也会如此。但目前中美尚没有进入“清醒阶段”，即尚没有充分认识到只靠这些技术并不能赢得战争。

在白宫，有一些人正处于一种胜利主义的亢奋之中，尤其是在对委内瑞拉采取突袭行动并成功抓捕尼古拉斯·马杜罗之后。在相关的突袭行动报告中，美国国防官员非常详细地阐述其能力范围非常大，军方也强调其将情报与陆海空作战整合的能力非常强。

但风险在于，这种战术层面的自豪感可能演变为战略层面的傲慢，使他们对自己在战争中压倒对手的能力产生过度自信。中国方面同样面临这种风险。

从历史上看，大国在战争初期往往都会过度自信。自18世纪以来，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因此，约书亚·罗夫纳教授始终对那些寄希望于通过新技术实现快速、低成本胜利的战略保持警惕。

积极的方面

约书亚·罗夫纳教授还认为，中美重新拾起外交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自去年以来，两国展开了高层军事对话，建立危机热线。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严重危机的时候，双方可以拿起电话，直接沟通，从而避免误判。类似的沟通也应该扩展到政治层面。

同时，中美存在另一个更反直觉的办法，是加强两国竞争的“隐蔽维度”。中美情报机构早已展开激烈较量，这种竞争既发生在网络空间，也通过传统间谍活动发生在真实世界中。

乍看之下，这似乎不是好事。但实际上，这可能并不那么糟糕：竞争越多发生在情报领域，就越少在公开的现实世界中发生。这类情报行动可以充当一种“安全阀”，有助于控制紧张局势，防止两大强国滑向公开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