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举世称羡。

但现实中的美国人却对他们的经济并不满意，而且这种不满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两种说法都没错。坦白说，直到最近，这都让我感到困惑。面对如此非凡的经济增长，为何会产生如此持久的悲观情绪，这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过去25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远超（除印度和中国外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欧洲和日本，差距大到欧洲许多最强大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仅相当于美国最贫困的州。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相比美国整体水平，英国和法国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仍然是美国最贫困州的密西西比州。

我们常听说中产阶级在萎缩，但这种萎缩是因为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在扩大。根据经济学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罗斯的分析，核心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在贫困线的250%至500%之间）占全国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乍一看变化不大，但这是13%的降幅。

这并非因为美国人变穷了。他们变富了——远比之前更富有。在此期间，处于贫困或接近贫困（低于贫困线150%）的美国人口比例从29.7%骤降至18.7%。中下阶层家庭（贫困线150%至250%之间）的比例也从24.1%下降到15.8%。

同期，美国中上阶层和富裕阶层的比例急剧膨胀。1979年，有10.4%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其收入在贫困线500%至1500%之间。到2024年，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三倍，达到31.1%，而富裕阶层（收入在贫困线1500%及以上）的比例则从微不足道的0.3%增长到3.7%，增长了十倍以上。

为了让你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以三口之家为例，划分五个阶层的收入门槛在2024年的美元价值下分别是4万美元、6.7万美元、13.3万美元和40万美元。

结果是，与前几代人相比，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过着看起来异常富足的生活。尽管对住房可负担性有正当的抱怨，但平均而言，美国人住的房子比前几代美国人更大、更豪华。

过去的奢侈品——如中央空调、大屏幕电视、家用电脑和多辆汽车——如今已成为美国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生活的标配。

美国仍然是机遇之地。我们仍然能为数千万人创造巨大的财富。

我过去曾是那个烦人的人，面对主观认为的经济萎靡，我会抛出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悲观情绪或许是真实的，但却是不理性的。毕竟，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满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即使他们担心整体的经济大局？

此外，这不也大多是党派之见吗？经济乐观与悲观情绪会根据谁执政而翻转，共和党在赢得白宫时立刻变得更乐观，而民主党在自己的政党主政时也表现出完全一样的行为。

一个分裂为两个均势阵营的国家永远不会表达广泛的经济乐观情绪。

但后来我读到一篇彻底改变我观点的文章，一旦我的观点改变，我就看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们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富有。

这篇去年8月发表在《纽约时报》观点版的文章由管理顾问丹尼尔·柯瑞尔撰写，内容是关于迪士尼世界的经济学。文章描述了一个曾经对大多数美国人开放的公园如今变得极其昂贵，其收费足以压垮无数美国家庭的预算。

但暴涨的不仅仅是入园的基本费用。迪士尼还提供各种额外付费的特别福利，创造了一种多层次的体验。不妨把这个公园想象成航班的登机组。如果你在第一组，会舒服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士尼的故事虽然可以理解且令人遗憾，但并不算触目惊心。在任何特定年份，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会去迪士尼世界，而且如果富裕的美国人大幅增加，那么从经济角度出发，迎合他们的品味（并掏空他们的钱包）来创造特别福利就顺理成章了。

但不仅仅是迪士尼。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本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讲述了青少年体育运动的爆炸性成本。例如，2019年至2024年间，美国家庭在棒球上的平均年支出从660美元增加到1113美元。

这部分是因为青少年体育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有球棒、手套和几个球。我们在最近的沃尔玛超市入口外设立的社区报名桌报名参加小联盟，加入那些名为“汤姆换油店老虎队”或“韦恩录像店野猫队”的球队。

现在呢？旅行体育已经占据主导，而旅行体育很昂贵。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随队外出比赛的青少年穿着价值几千美元的服装、装备和赠品涌入周末锦标赛。”忘记那些由本地企业赞助的本地队伍吧。现在，你常常发现自己要辗转于本地区甚至全美各地，为名为“A联盟”或“B联盟”的队伍打比赛，这些队伍代表着你选择的旅行体育公司的不同分支。

如果你是个体育迷，除非手头有大量闲钱，否则就别想去现场看职业队比赛了。正如我的同事亨利·布什内尔去年12月在The Athletic上报道的那样：

根据“球迷成本指数”，从1991年到2023年，观看一场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或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比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约300%。现在，一场NFL比赛的平均票价超过300美元。

根据The Athletic本赛季早些时候的一项分析，一场普通NFL比赛的最便宜门票约为169美元——这超过了英超联赛除阿森纳俱乐部最受关注比赛最高票价之外的所有标准门票价格。

那坐飞机呢？购买机票就像打开餐厅菜单。你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座位等级选择。不再是只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以从后向前的顺序登机。不，我们现在有头等舱、舒适经济舱、经济舱和基础经济舱。我们有贵宾钥匙登机、预登机和另外九个登机组。

结果可能是无尽的烦扰。我们不断被提醒，美国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高收入能为你带来极其明显的富裕享受，而一份体面的收入则什么特殊待遇也带不来。高收入的美国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整个经济都在扭曲，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人。

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为“第一组”设计的经济，但身处的是一个“第九组”的国家，难怪这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感到不利和不安全。

有一个统计数据支持这种看法。去年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收入最高的10%群体（家庭年收入约25万美元或以上）现在占据了总消费的49.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一个能让整个经济向顶层倾斜的比例。

将分析范围扩大到收入最高的40%人群，这个比例上升到总消费的75%以上。这意味着，最贫穷的60%美国人只占了总消费的不到四分之一。把这些汇总起来，就意味着个体的理性经济选择正在推动整个经济迎合富裕阶层。而且，如果收入最高的10%群体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消费者，那将意味着即使是中上阶层的人也会感到维持体面生活的压力。

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想生产低利润的入门级汽车吗？还是通过销售高利润的SUV来获得大得多的回报？如果你是开发商，豪华住宅通常利润要高得多。

是的，二手车仍然可以是很不错的车，而有证据表明，通过增加整体供应，建造更多高端住宅可以降低房价，但中产阶级的美国是二手车的美国。那闪闪发光的新玩意？那是给别人准备的。

结果可能就是，你不断感觉自己是个二等公民。你在酒店前台登记时，会瞄着那条更短的黄金会员队列。你乘坐租车公司班车经过贵宾服务亭，那里的常旅客拿了钥匙就可以走。

或者，更严重的是，你搬到一个新城市，发现要看新医生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月——除非你能支付高昂的月费享受“特约医疗”。那样你就能马上得到诊治，也许中年患者还能获得肉毒杆菌的优惠。

如果你住在一个高收入10%群体钟爱的城市呢？那么，即使是中上阶层也根本感觉不到富裕。六位数的薪水只能买得起“鞋盒”公寓，从食品杂货到汽油，一切都贵得离谱。很快，你就会在谷歌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心想那里肯定更便宜——无论你是否真的打算离开。

在此背景下，“可负担性”不仅仅指特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一定指特定时期的通胀率），更是指获得那种本应感觉是正常美国生活所需支付的成本——这种生活包括与孩子一起看棒球赛、有随时可以看的医生、一个你喜欢的家，以及至少一种还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整体感觉。

财富总是诱惑我们永不满足。我们被那永不餍足的欲望所诅咒。我们容易嫉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谈论“与邻居攀比”。

但如果“邻居”在无意中也让攀比变得困难呢？如果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社区，使我们无力支付医疗、住房、体育以及许多其他我们需求或想要的东西呢？

在这个故事里，问题也许不在于寡头统治。埃隆·马斯克的亿万财富并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直观的改变。但我所在城市的所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有。他们买下了封闭式社区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在打旅行体育比赛。因为他们手中的钱，新开的餐馆更可能是“从农场到餐桌”的小馆，而不是华夫饼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明确的坏人，这也正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我们无法找出并击溃一群特定的、正在使美国陷入困境的“坏人”。每个人都在按照理性的自利行事。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做律师或工程师呢？既然能向建筑师收取更高费用，为什么要向幼儿园老师卖食品赚更少的钱？如果贵宾服务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为什么不买呢？如果“特约医疗”医生待遇和生活方式更好，为什么不做呢？

正是这些被数百万美国人重复了数百万次的选择，既刺激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荒谬地——加剧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买不起我们得不到的，我们也买不起我们过去能负担的，这种组合甚至可以让一个按历史标准可能已相当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确实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