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联储工作绝非博取头条的良策。任期将于2026年五月届满的杰罗姆·鲍威尔虽备受瞩目，但投票委员会其余11名成员却常被忽视。然而近期，他们开始显露不满。上周美联储决定降息时，投票出现三票反对，创下2019年以来最高纪录。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个积极的发展，但它将要求重新思考美联储的运作方式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机制。

美联储在技术分析领域造诣深厚，其履职过程远比华盛顿其他经济政策制定机构缺少政治化色彩。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同，美联储官员往往频繁更新观点，其决策依据更多基于经济周期而非选举周期。

美联储最大的弱点在于，所有这些专业知识和技术分析往往会导致小集团思维。正是这种思维导致美联储未能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在那场灾难之后，美联储实施了一些内部改革，包括在名为《靛蓝书》的报告中引入“魔鬼代言人”式的观点框，该报告由工作人员编制以辅助利率决策。但在负责投票决定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小集团思维依然存在。2021年通胀率飙升至6%以上时，美联储开展了一场公开辩论，但从该委员会当年连续八次会议一致投票维持零利率的表决结果来看，外界根本无法察觉这场争论的存在。

美联储上周为支撑劳动力市场而决定降息，实非易事。我本不会支持降息，因为通胀率远高于美联储目标，且强劲股市、宽松金融环境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已为经济提供了充足支撑。但我不敢断言自己正确！值得尊敬的同行们确实支持降息。健康的审议过程不应以强行达成共识来掩盖分歧，而应让各方自由表达观点、充分辩论，最终通过表决作出决定。

上周，当三位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委员会的决议投下反对票时，正是如此情形。过去六个月里，每次会议平均出现两张反对票——是1990年以来平均反对率的四倍。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反对票来自七人组成的理事会，而该机构在2005年至2024年间从未出现过反对票。

尽管自1980年代初以来，这种充满分歧的决策在美联储已很少出现，但对其他央行而言却属常态。英国央行在涉及艰难货币政策决策时，往往会出现票数接近的局面。

异议也能帮助巩固美联储的独立性。1935年《银行法》规定理事任期为14年，并采用错开任期制以防止任何一位总统对货币政策方向产生过大影响。近年来这一保障机制似乎不再必要，因为从1980年代的保罗·沃尔克到如今的鲍威尔，历任领导人都秉持着漠视政治的态度行事。倘若特朗普总统提名不符合此标准的人选——只顾推进总统大幅降息议程而漠视国家经济状况的人选——则可预见反对意见将更为激烈。

美联储更像一个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是彻底告别主席被奉若大师、先知或巫师的时代的一种健康方式——那些人被认为对经济拥有全知全能的理解，并拥有引导经济的无上权力。这种观点在艾伦·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达到顶峰。这位1987至2006年间的掌舵者凭借部分能力与大量运气，引领经济实现了当时最长的无衰退时期。即便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联储公信力后，其声明仍被奉若神明。其对未来行动的预告总能瞬间撼动市场，仿佛奥兹国大巫师的谕旨降临。

也许美联储不必宣布未来三次会议每次都降息25个基点，直接一次性降息75个基点反而更明智。此举能消除那些至关重要声明的神秘感。至于市场反应，我倒不确定会有何改变——毕竟市场早已习惯将每项预测都当作既定事实来反应。

美国经济如同一个庞大复杂、充满活力又矛盾丛生的宇宙。很少会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因此，尽管我期待美联储整体能做出明智决策，但我最支持的还是那些持异议者——正是他们推动委员会更接近正确答案。而我庆幸自己不必身处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