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洛萨达是纽约时报专注于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观点专栏作家。在几本有关2024年大选的书籍中爆料了更多民主党失败的内幕后，他借此详细分析了民主党失败的真实原因。

1973年夏天，在“水门事件”最激烈的时候，田纳西州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提出了一个关于尼克松的经典问题：“总统知道了什么？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如果宽容一点可以说，答案是，知道得很多也很早。

每次总统大选之后，记者们都会争相出版关于选战的书，涵盖初选和大会、选民和民调、策略和内斗。但关于2024年选战的书，还带来了贝克问题的一个变体：民主党对拜登身体和精神状况的衰退了解多少，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如果历史借用允许，还可以加一个附属问题：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为什么很少有人站出来？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仍是：知道得很多，也很早。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更复杂，牵涉到否认、党派之争、政治盘算，以及出于家族传说和政治神话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盲区。

最终结果是，这一类竞选实录很独特，讲述的是一场原本存在、却又突然消失的竞选，以及一个急于寻找替罪羊的政党——这个替罪羊就是乔·拜登。

杰克·塔珀和亚历克斯·汤普森合著的《原罪》尚未在5月20日正式出版，就已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政治书（副标题已可一窥全貌：“拜登的衰退、掩盖行为及他再次参选的灾难性决定。”）

作者描绘了一个民主党、白宫幕僚和拜登竞选团队的群像，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拜登面临的虚弱、健忘、困惑和表达不清的问题，但大多选择保持沉默，而是选择适应和合理化。

他们还描述了拜登及核心圈层对拜登神话的痴迷：面对困难敢于反击、历经苦难仍具韧性、唯一能击败特朗普的人。

任何怀疑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作者说明中，塔珀和汤普森强调，他们的书采访了200位消息来源——大量国会议员、竞选和政府内部人士，他们大多数是在选举之后才愿意开口。

“有些人表示后悔自己没有做更多，或者后悔拖太久，”塔珀和汤普森写道。“很多人感到愤怒和被深深背叛，不仅是拜登，还有他最亲近的顾问、盟友和家人。”

客观的说，在这类竞选书籍中，愧疚、指责他人和“这不是我的错”的倾向，在失败的一方中很常见。

《原罪》并未明确指出拜登的衰退始于何时，但表示种种迹象频繁出现，持续多年，通常在家事动荡期间尤其加剧。

对一些人来说，这始于2015年拜登长子去世。

“博的去世毁了他，”一名白宫高级幕僚对作者说。“有一部分的他，随着博的去世，永远没有回来。”

后来拜登之子亨特的法律问题，尤其是2023年一项关于税务和枪支指控的协议破裂，也成为“拐点”，作者引用拜登的幕僚说，“从那时起，总统（状态）突然迅速下滑。”

拜登衰退的实例在《原罪》中占了相当大篇幅。

2019年在爱荷华州一次巴士巡游中，拜登无法想起迈克·多尼伦的名字——这个与他合作近四十年的竞选策略师和白宫顾问。

2020年3月，拜登忘记了《独立宣言》的内容（“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你知道的……你懂的那件事。”）

2022年在白宫的一天，他叫不出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通讯主任凯特·贝丁菲尔德的名字，尽管两人就站在他身边。他把前者叫成史蒂夫，把后者叫成新闻官。

2024年在好莱坞的一场募款活动中，拜登甚至没认出乔治·克鲁尼——全世界最知名的面孔之一，还得有人提醒他那是谁。

这些仅是塔珀和汤普森列举的部分例子，且都发生在2024年6月27日拜登与特朗普辩论时的表现之前。

塔珀和汤普森写道：“世界在他唯一一场2024年辩论中所看到的一切，并非意外。那不是感冒，不是准备不足或过度准备，也不是稍微有点累。”

作者点名批评拜登最亲近的几位高层幕僚——包括多尼伦和史蒂夫·里凯蒂等人，一再坚持认为总统没问题，或者他的健康不是什么大问题。

塔珀和汤普森写道，2019年和2020年竞选时，高层幕僚把拜登的年龄仅仅视为“政治上的弱点，而不是他能力上的重大限制。”

四年后，他们又告诉自己，即使是状态下降的拜登，也比特朗普回锅更好。

“拜登、他的家人和团队，让他们的私利和对特朗普回归的恐惧，成为把这个有时神志不清的老人继续送进白宫四年的理由。”作者写道。

任何质疑甚至只是询问拜登身体或精神状况的人，都会遭到白宫强烈反击。当一位全国性新闻机构的记者开始询问总统的健忘和困惑时，担任拜登顾问的里凯蒂打电话给她，声称这个报道是假的，他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他一直在和总统开会。

这位未被作者点名的记者意识到，如果她继续深挖这个报道，就会被贴上说谎者的标签。

“这种含蓄的威胁奏效了，”塔珀和汤普森写道。

而当奥巴马的前策略师戴维·阿克塞尔罗德公开提出拜登的年龄是负担时，拜登的幕僚长克莱因打电话怒斥他：“谁能打败特朗普？拜登是唯一曾经做到过的那个人。在你说总统应该让位之前，你最好对另一个候选人有绝对信心。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个！”

这种逻辑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拜登的胜利太重要，所以必须坚持支持这个有缺陷、正在衰退的候选人，但如果你假设决定胜负的是特朗普的缺点，而不是拜登的问题，这种逻辑就成立了。

塔珀和汤普森写道：“拜登坚信，特朗普说的话荒唐又愚蠢，只要美国人民看到两人站在一起，就会认定特朗普不适合执政。”

但拜登和他的团队似乎没意识到，这场竞选正在变成对拜登本人的公投，而两个关键数字——食品价格和候选人的年龄，都在往不利方向发展。

当美国人民对这两位候选人进行比较时，看起来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是拜登。

塔珀和汤普森详细记录了拜登竞选团队和白宫掩盖总统状况的各种方式，即便越来越明显。

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揭示了掩盖的努力往往并非出于事前计划，有时候只是自然而然。

例如，白宫的演讲撰稿人开始简化为总统准备的稿件。

“所有东西都变短了，演讲、段落，甚至句子，”塔珀和汤普森写道。“词汇量也减少了。”这不是来自高层的命令，撰稿人们“也在慢慢适应拜登能力的下降”。

拜登开始更加依赖提词器和提示卡，哪怕是在简单的场合。他的内阁成员回忆起一些会议“糟糕”、“令人不安”、“全是照本宣科”，甚至在他任期初期就如此。

“就像是在跟你爷爷说话，”一位2021年见过拜登的欧洲国家前领导人说。

而在2022年的一次出访中，一名拜登内阁成员在与另一名成员交谈时，对连任的可能性嗤之以鼻：“根本不可能。他太老了。”

《原罪》的力量，就在于不断呈现这样的内部场景，白宫和竞选团队中各方的承认、悔意和相互指责，而总统的状态却仍在不断衰退。

乔纳森·艾伦和艾米·帕恩斯上个月出版的《决战：白宫史上最狂野的一战》则提供了另一种补充视角，不只是讲述事情发生了什么，还探讨为什么会发生。

艾伦和帕恩斯曾合著过关于2016年和2020年总统选战的书，在他们看来，拜登之所以坚持参选这么久，动机更偏向于个人私利。

他们引用多尼伦对一位知名民主党人说的话：“没人会主动退出。没人会放弃这栋房子、这架飞机、这架直升机。”

作者还指出，吉尔在2004年曾劝丈夫不要参选，但如今却难以放手。

“在担任八年副总统夫人、又近两年第一夫人之后，华盛顿权力顶层的种种光环已让她难以割舍。”艾伦和帕恩斯写道。

在一些民主党人看来，掩盖拜登能力下降的真相，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必需”。

艾伦和帕恩斯写道，在特朗普和拜登辩论后，一些拜登盟友不仅开始怀疑他是否应该继续参选，还开始质疑他是否还能胜任总统职务。

“但如果民主党官员公开谈论后者，如果他们告诉选民现任总统无法执政，那无论最终候选人是拜登还是其他人，他们都肯定会失去11月获胜的机会。”

逻辑依然扭曲，“如果我们承认无法执政，他们就不会让我们执政！”

这也显示出党派立场的强迫性如何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信任危机已根深蒂固。即使拜登周日宣布自己确诊第四期前列腺癌，也引发了关于总统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知病情的质疑。

在《原罪》中，多尼伦被刻画为主要反面角色；而在《决战》中，则是詹妮弗·奥马利·迪伦，她曾担任拜登竞选团队主席（后来是哈里斯团队负责人）。

艾伦和帕恩斯写道，她在拜登那场决定性辩论后“激怒”了民主党捐助者，对总统的精神状态以及一旦他退出后可能的替代人选等问题，一直闪烁其词。

辩论后，拜登家族给出的解释自相矛盾，一方面怪顾问让总统“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说拜登的问题在于“准备过度”，“团队给他灌输了太多数据、数字和写好的台词，让他无法实时处理”，艾伦和帕恩斯写道。

而塔珀和汤普森提供了更简单的解释：拜登在为辩论预留的几天里，总是在打盹。

竞选后期，当总统思考是否继续参选时，多尼伦仍坚持告诉他民调势均力敌，拜登仍具竞争力，哪怕竞选团队的民调人员并不同意这一判断。塔珀和汤普森指出，多位民主党人，包括奥巴马、国务卿布林肯和参议员舒默都担心，拜登从竞选团队那里得不到反映公众担忧的准确信息。

民调人员抱怨说，他们把数据交给多尼伦后，多尼伦会用自己正面的解释转述给拜登。

当舒默在7月中旬告诉拜登，他的民调团队认为他赢的可能性只有5%，拜登只说了一个词：“真的吗？”

这是这些书中最让人崩溃的一幕：民主党人不仅向公众隐瞒了拜登的真实情况，也向拜登本人隐瞒了公众的真实想法。

民主党保留拜登的最终论点，是一个相当荒谬的逻辑，尤其考虑到拜登后来支持谁作为接班人。

他的盟友们坚持认为必须和拜登共进退，因为副总统哈里斯根本胜任不了。

“拜登的顾问并不完全信任她，”塔珀和汤普森写道，他们认为哈里斯太谨慎、不愿承担有政治风险的任务，而且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作者还写道，哈里斯的助手们在为她出席一场与记者和社会名流的华盛顿晚宴做准备时，紧张到开了模拟晚会，由工作人员扮演宾客进行彩排。

因此，拜登的盟友私下对捐助人和党内大佬贬低哈里斯，佩洛西和奥巴马等人则私下表达过对副总统的疑虑，更倾向于通过公开程序重新筛选人选。

艾伦和帕恩斯写道，奥巴马曾设想由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出任总统候选人，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担任副总统候选人，“这样仍然可以让民主党围绕女性和有色人种团结”。

拜登对奥巴马长久以来的怨气，2016年偏向希拉里、2020年初选中迟迟不表态支持，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选择支持哈里斯作为接班人。

艾伦和帕恩斯写道，尽管党内团结在支持一位黑人女性副总统的决策中起了作用，但“最让拜登感到满足”的，是这个选择能打击奥巴马。

“在那个时候，他已无法掌控太多事情，而这是他还能决定的一件事，他选择借此回击奥巴马。”一位同时熟悉两人的人士对作者说。

就是这样的私怨左右了总统搭档的选择，改写了历史。

拜登曾设想自己是通向新一代民主党领导人的“桥梁”。但如艾伦和帕恩斯所说，“最终，拜登确实成了桥梁——从一个特朗普任期通向下一个。”

这些书都隐含或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拜登之所以把选举“直接交到特朗普手中”，是因为他没有早点退出竞选，或者根本不该谋求连任。

但如果拜登早早谢幕，民主党就一定能保住白宫吗？

其实不难想象，一场火速展开的党内初选可能把党撕裂。无论谁成为候选人，在拜登的通胀、边境和阿富汗问题记录下，可能都难逃沉重压力。

或许，即便候选人不是拜登，而是哈里斯、惠特默、乔什·夏皮罗、皮特·布蒂吉格、加文·纽森，或任意一位理想化的民主党人，全球反现任力量的浪潮仍会压倒他们。

“我们作为一个党被拜登彻底坑了，”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监、去年还担任哈里斯顾问的大卫·普劳夫在《原罪》中说。

也许如此。但把所有责任都怪在拜登身上太简单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也是如此——这也太轻易地放过了民主党的其他人。

长期以来，民主党主要靠“反特朗普”作为政治身份，强调他们反对什么，而不是阐明他们支持什么。初选通常是进行政策辩论和理念定位的机会，但民主党似乎不愿走完这条路。

2020年，拜登本就不是代表新理念、新活力或新希望的候选人；他在爱荷华、新罕布什尔和内华达输得很惨，最后靠南卡罗来纳才扭转局势。

他能赢得提名，是因为党内领袖在绝望中，集体押注这个他们认为能打败特朗普的人。他是“乔叔叔”，可靠、熟悉，不像佛蒙特州那个性格古怪的社会主义者。

四年后，当拜登放弃连任梦想时，民主党再次错过了自我明确定位的机会，仅是把接力棒交给了离得最近的那只手。

“她在过去四年里没有不断练习，没有接受尖锐采访，也没有与那些可能对旧金山精英抱持怀疑的选民积极接触，”塔珀和汤普森写道，谈的是哈里斯。

“她从未努力摆脱那些在2020年为赢得提名而采取的极左立场。”艾伦和帕恩斯则说，哈里斯缺乏“明确的参选核心议题”。

相反，她的竞选全是围绕特朗普的威胁展开的：“我们不会回到过去。”

美国人如今确实知道了“回到特朗普执政”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对民主党的反对力量，却仍难看清。

拜登在2020年的胜利帮助民主党掩盖了党内的分歧，而他在2024年的崩塌又让他们再次有理由不去面对。这一切都说明：找到一个替罪羊总比建立清晰身份来得容易。但对一个政党而言，要想赢得未来，仅靠激烈的“反特朗普”情绪远远不够。

民主党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关于特朗普的。

他们真正要问的是：民主党对自己到底了解多少？又是什么时候才会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