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关于一块石头，两位古文字学家各执己见。那是青海玛多县海拔4300米高原上的一块石头，刻着37个篆书文字，2025年6月时公之于世，引发轩然大波。刘钊赞同这是一块秦朝石刻，董珊则提出，第一个字就写错了。

董珊说，根据秦朝“书同文”后的统一规范，“皇”字上面的“白”字，中间一横应该悬空，不与左右相接。而石刻中的“皇”，与今天的写法近似。

作为古文字学家，刘钊当然知道这条规范，但是否会有例外？“如果他说得对，我就要重新站队。”时隔近一年，刘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存世的秦代石刻里，“昆仑石刻”是一个异类。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数次出巡，在全国立下七处刻石，原物几乎都已毁坏湮灭，现存于世的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均残断严重，文字漫漶。而“昆仑石刻”完全不同。它不是秦始皇出巡时所立，而是皇帝派遣的一位五大夫，在执行采药任务途中留下的私人记录。

就是这37个字，记录了一个史书上从未记载的历史瞬间。一个被秦始皇派出执行绝密任务的使者，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临时起意，刻下自己的使命，随即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约2200年后，这块石头被后人发现，引发一场喧腾的学术争鸣，众网民也喧哗其间。近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出版《发现“昆仑石刻”》一书，首次完整讲述了这场争鸣的始末。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正射影像图 图/国家文物局

石刻线描图

“宛如引爆一颗原子弹！”

“昆仑石刻”的发现，并非刻意搜寻所得，而是来自一场田野调查的意外收获。

青海玛多县，平均海拔4300多米，在青藏高原并不算高，但带给人的高原反应却非常强烈，有“鬼门关”之称。玛多县的鄂陵湖、扎陵湖一带，河湖共存，是黄河源头所在。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带领团队来到这里，考察黄河源区。

出发前他心里拿不准，时至今日，穿行于214国道的游客都不愿夜宿在这里，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会有古代人类活动遗迹吗？

7月5日，天气晴好，考察团队向扎陵湖北岸进发。他们很快在湖岸发现了细石器遗存，信心陡增。团队扩大调查范围，随后在北岸缓坡上发现了石棺葬，这种葬俗流行于距今三千年左右的青铜时代。

车辆继续前行。一块巨大且突兀的岩石，在平缓的草地上格外显眼。高原腹地常能见到岩画，侯光良心想：地势如此特殊，会不会有岩画？走近一看，一块半椭圆形岩石上，果然浮现出弯弯曲曲的线条。他仔细辨认，不是岩画，竟是一面篆字石刻，起首第一个字，赫然是篆书“皇”字。

“这太震撼了，宛如引爆一颗原子弹！”侯光良后来追忆道，“脑袋一下子晕了，似乎失去意识，整个人几乎都处于极度亢奋状态。”

侯光良将石刻记录下来，上报相关部门，但石刻的真实身份，并未立即揭晓。

3年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受玛多县有关部门邀请，调查一处被盗严重的吐蕃时期遗址，随后在附近考察时，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见到这处刻石。根据“己卯”以及秦篆字体，他逐渐判断出，这是一处秦朝刻石。

2025年6月8日，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这一发现，指出这是秦始皇遣使采药的直接证据。他在文中首次公布了识读结果：“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士／采樂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仝涛解读刻字：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于三月己卯日到此，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终点）。他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唯一仍存于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秦刻石，实证了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

一石激起千层浪。“秦始皇”“采药昆仑”“长生不老”……这些充满传说色彩的字眼自带流量，不仅学界立即展开讨论，相关话题也迅速登上网络热搜，引发网民热烈参与。

一段热闹非凡的戏剧性历程，由此开启。

调查工作现场 图/国家文物局

“一眼假”与“一眼真”

首先激起的声浪，是强烈的质疑，在文章发布当天便汹涌而来。有网络粉丝数量颇多的学者措辞犀利，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判定为造假。

随后，一些更为冷静的声音，提出了石刻文字中的疑点。比如，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三月没有己卯日，历法对不上；“采药”不见于西汉之前的文献，秦代或许没有这个固定词……也有公众质疑：秦朝西部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石刻位置已在国境之外，秦使为何能够前往？

参与讨论的学界人物，先是历史、古文字专业学者，紧接着，各学科的专业人士都参与进来。就在几乎一边倒地宣判昆仑石刻可疑时，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了。

声音出自复旦大学教授刘钊。作为古文字学界的权威学者，刘钊第一时间收到了大量的咨询。经过对网传照片一天多的研究，6月10日，刘钊就发了条朋友圈，初步支持昆仑石刻的真实性。此后，他两次在“古文字微刊”公众号中发表文章，从古文字角度给出详细论证。

刘钊的观点虽然有力，成为彼时最具专业性的声音，但并未一锤定音，反而引发大量商榷。“我正反两方的意见都看，随时可以改变立场。我要是错了，必须承认。”刘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随即，真有一个颇具分量的反对意见出现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字专家董珊指出，石刻中第一个字“皇”字，写法有问题。他说：“据里耶简《更名方》，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这件青海石刻……与规定写法明显不同。”董珊对照迄今所见的真伪无疑的秦刻铭，“皇”都遵循规定，没有例外。他认为这反映秦统一文字后，在字体上具有相当的严格性。

这个质疑极其专业且精准，刘钊也十分重视：“不得不说，董珊先生的意见，是迄今为止疑伪意见中最高级的质疑。”董珊曾跟刘钊攻读硕士学位，有师生之谊，但是遇到学术问题，就没有了师生之别，唯以学术为依归。

随后，经过仔细研究，刘钊找到几个例外。比如出土于西安的高奴铜石权，以及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始皇诏十六斤铜权等，“皇”字有时写作旧字形，甚至同一篇铭文中，“皇”字新旧字形并用。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龙岗秦简中，他找到与昆仑石刻中“皇”字一模一样的写法，该简牍的时代已到秦末。

刘钊对此解释：秦的“书同文”政策是循序渐进推行，并非一蹴而就，除皇帝诏书外，民间执行并不严格。而昆仑石刻是五大夫翳带有“到此一游”性质的私人刻画，出现不规范的书写，可以理解，并不能作为疑伪的铁证。这一解释，得到了董珊的赞同。

如今谈及对昆仑石刻的感受，刘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初是一种直觉：“一眼真。”从字体到文本，让他油然而生熟悉之感，“看惯了这些字，也对秦汉时期的文本比较熟悉，我觉得一定是真的”。

左图：刘钊制作的昆仑刻石文字与秦汉字体对照表 图/古文字微刊

右上图：《发现“昆仑石刻”》，刘钊著 图/受访者提供

右下图：秦篆“皇” 图/国家文物局

在刘钊看来，造假这样一篇文献，难度极高。他举了一个例子：石刻中以“到”字表示抵达，而非古文中更常用的“至”。语言学界此前普遍认为，“到”替换“至”，发生在唐宋时期。昆仑石刻发现后，语言学者最新研究认为，“到”对“至”的替换早在秦代口语中就已基本完成。

“这个研究是在昆仑刻石发现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是造假的话，这个人居然都能预先在学界研究之前，就知道秦代喜欢用‘到’不用‘至’？那这个人是什么水平？这不可想象。”刘钊说。

众声喧哗：

社交网络时代的疑古狂欢

社交网络助推了昆仑石刻的讨论，热度之高在刘钊记忆中历史罕见。能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十几年前的曹操墓真假之争。

质疑者分成几类。最外围的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凭借个人经验断言，昆仑石刻是电钻刻的。刘钊不客气地回应，“只有搞地质的人、研究岩画的人，或者会用现代科技检测石头残留物的人，才有资格判断”。

其次是“美学派”。他们从书法角度评判，刻文长短不齐、歪歪扭扭，“写得很丑”。刘钊说，我们习惯性认为古代留下的书写，都是规范而美观的书法作品，其实也有很多随意的书写。而且昆仑石刻的凿刻条件艰苦，不能对字体多加苛求。

让刘钊无奈的，还有站在文献本位立场的质疑，提出史书未记载“昆仑采药”，所以不可能存在。“有些历史学者缺乏一个观念：当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发生矛盾时，一般情况下，只能让传世典籍去对标出土文献，而不是相反。出土文献的文本，肯定比传世文献更真。”刘钊说，这种例子在秦简等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

网络讨论的激化，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症候。传播学中有“后真相”的概念，指出在数字通信革命到来后，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显著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网络空间的情绪蔓延广而快，比事实更早到达，是必然规律。

当意见领袖发出高度怀疑的论断，拥趸迅速跟进，质疑声浪层层叠加。刘钊坦言：“讨论非常激烈，我跟朋友也吵得一塌糊涂。”

一个典型案例是“痒痒挠事件”。在争鸣不休之际，一位网民恶作剧式地公布了一项“新发现”——“新见昆仑‘不求人’”。不求人，就是痒痒挠。这当然是戏谑之说，但他真的制作出了一件黄铜痒痒挠，仿照昆仑石刻的句式和用词，刻上“西出昆仑寻不求人”等字。

面对这种恶作剧，刘钊没有不屑一顾，而是逐字拆解。伪造铭文中，在传世秦诏版和昆仑石刻中已有的文字，问题不大，但其余文字立刻就露出了马脚。“西”“出”“寻”“求”四字，与秦朝帛书、秦简、封泥等出土文献中的文字对比，都不合规范。文本也经不起推敲，比如“西出昆仑”，并非指向西抵达昆仑，而是从昆仑向西出发。

刘钊在书中专辟一节剖析这件“痒痒挠”，这种认真大有深意。“这个事儿必须批判。它隐含的意思是：昆仑刻石就那么几个字，没什么不能造的。我不是为了批驳这个痒痒挠，而是为了纠正这种观念和思维。”他警惕的是，众声喧哗中专业的边界被消解，纠正的方式是耐心做科普。

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汤惠生也注意到这阵的舆论涟漪，他认为这充分证明，网络自媒体时代的争讼往往都只是立场问题，而与知识结构、价值判断和道德衡量无关。在这一事件中，“好多人认为是‘一眼假’或‘大开门’，这个说法的后面是指不需要具有专门知识，门槛低，仅凭常识即可参与。其实没有常识也可以参与话题讨论，如同西方伪史说一样，立场胜过常识，观点先于辩论”。

网络时代的学术争鸣，本可以是好事。传播学中有“认知盈余”的说法，大量个体参与讨论，可能汇聚成集体智慧，但前提是参与者具备基本的知识储备和理性态度。昆仑石刻的讨论中，一些情绪化表达淹没了专业声音，导致时间被虚掷，真相被延宕。

尘埃尚未落定：未完的追问

在各个角度争论不休之时，一些来自民间和文献的新证据出现了，从不同方向推向石刻真伪的最终答案。

2025年6月底，媒体采访到牧民多杰南杰，他在大约40年前就看到了这块石头，就在他家牧场内。如果石刻是当代伪造，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被伪造了。

还有一条关键线索来自清代文献。秦汉史学家王子今指出，清代地理学者的记述中，河源地区存在“昔人所刻篆文”。他认为很有可能就是此次发现的秦刻石，或与“五大夫翳采药昆仑”行程相关的其他地点，这条线索或许“有益于澄清今人伪刻之说”。

民间证据与学术论证两条线索开始合拢。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确认该石刻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官方根据学界讨论意见公布了释文，与仝涛最初的释读有部分差异，最重要的一处，是将“廿六年”修正为“卅七年”，历法问题遂迎刃而解。故宫博物院专家熊长云表示，秦始皇卅六年因“荧惑守心”预感时日无多，卅七年派使者采药，正合其时心态。

更关键的是实验室证据。国家文物局组织两次实地考察，确认刻石岩性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风化能力强。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验证，刻痕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符合时代特征。矿物和金属元素的分析，排除了现代合金工具的可能。刻痕内部和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排除了近期新刻。

刘钊解释道：“文字刻痕内的‘石锈’，与岩石其他部位‘石锈’的化学元素一致。说明不可能是新近刻的。”

但仍然有一种观点质疑：不是现代人伪造，有没有可能是古人伪造的？比如汉代、唐代人所为。刘钊认为，要拿出证据说话，如果循此逻辑，所有出土文物都可以随意质疑，商代可以质疑为周代仿造，周代可以质疑为秦汉仿造，这是一种“不讲理”。昆仑石刻的字体、文本，以及文本反映的内容和思想文化，都与秦朝密切相关，最大可能属于秦朝文物。

官方的尘埃落定，并不意味着学术探索的终结。

五大夫翳究竟是谁？他走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还是从陇西郡集结，沿唐蕃古道西进？海拔4300多米，他怎么翻越的？他为什么要在扎陵湖畔刻字？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在秦朝，“昆仑采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和文化行为？围绕这块石头的追问，还在继续。

对于刘钊来说，这场争论留下的意外收获，是对今天如何做学术的一次重新审视。网络声音汹涌，泥沙俱下，但刘钊也看到不少专业有效的信息，其中一些是来自学术圈之外有专业能力的人士。他认为要特别警惕的，是网络时代学者受流量和粉丝裹挟的问题。

五大夫翳在扎陵湖畔刻下这37个字时，大概从未想过，这一笔竟会引发一场两千多年后的学术大讨论。流量内外，众声喧哗，面对一块石头，不同的人读出了不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