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看病应该多留个心眼”，法医刘良在访谈时说的这句话，近日冲上微博热搜。

他提到，老百姓看病的时候最好多找几家医院，哪怕被人催着，也要多试几家。因为通过医院之间比对，科室之间比对，会消除很多问题。

“我们做医疗损害鉴定做了很多，其实很多所谓大牛的地方，出事概率并不低，老百姓看病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多问一问。”

法医刘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曾是CCTV“2016年度法治人物”，履历上写满了那些足以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案件名字，其中不乏周秀云案、黄静案，以及近期的“小洛熙”事件。

在很多人看来，刘良教授的这番话，等于一把撕下了医疗行业的遮羞布，直击过度医疗这个大痛点。

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博主问他，“哪一类人或者哪一类处境，最需要被我们看见和干预”。刘良教授先是提到了小孩子，因为孩子不会表达自己，去医院看病后突然去世，做尸检就会发现，可能不一定需要去做这种治疗。博主接着问，“平常老百姓没得选，去医院看病难道都不能相信医生吗？”接下来就引出了上热搜的那句话。

对于如何防止过度医疗，避免医疗事故，刘良教授的话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要破除名医迷信，不要一味相信技术权威，名医大牛出现医疗诊断失误的概率并不低；二是不同科室的医生内有思维定势，外有手术KPI和医院运营压力，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手术或者治疗。

他还搬出了自己看病的经验，找熟悉的医院和医生，多从侧面打听医生，了解他是科研搞得多还是手术做的多，文章写得多还是看病时间多，这二者完全不一样。

作为业内人士，刘良教授可谓用心良苦，想教会大家一些实用的必坑指南，避免被医疗系统的一些弊病、潜规则伤到。这当然有用，但如果过度医疗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等面前，老百姓再怎么防，其实也防不住。

更重要的是，他说的这些方法，不管是人力还是经济成本都很高，对人的认知也有很高的要求。多看几家医院，多看医生，就算患者和家属有钱有时间，自己真的能分辨哪种诊疗方案更优吗？

现在医保管理相对严格，可以防住部分过度开药，但很难防住医生为了谋利放弃最优解，转而选择最赚钱的方案。

更何况，刘良教授还提到，一些医生并不是故意让患者多做本不需要做的检查、治疗或手术，而是出于一种科室本位主义或者临床思维定势，比如去外科，就会建议做手术。

当一个人手里只有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就不会给患者提供可替代的治疗方案——而后者本是医生和医院该尽的义务。

所以，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不能只靠有良心的医生出避坑指南，也很难指望老百姓多留个心眼，而是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首先要改革医院KPI考核体系，将患者安全指标，比如非计划重返手术室率、严重并发症发生率、诊断符合率权重提高，降低单纯的经济效率指标。

对于重大疾病、高风险手术、诊断不明的情况，完善多学科诊疗手段，由内外科、影像、病理等科室联合讨论，形成共同推荐意见，从制度上打破科室本位主义。

面对信息的不对等，需强制执行替代方案告知制度。在知情同意书中增设专门栏目，除推荐方案外，医生必须列出其他治疗方案（包括不治疗）及其利弊，并建立第三方复核机制。

刘良教授的话并非否定医生，而是结合以往的惨痛案件，给焦虑的患者提供自救对策。但如果一个社会的医疗环境，要逼得患者“自学成才”甄别最优解，本身就是病态的。

长此以往，医患之间的信任会更加稀薄。关键还是要靠系统主动纠偏，保护患者的同时，也把医生约束在正确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