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美国癌症协会（ACS）发布年度权威报告《2026年癌症统计》（Cancer Statistics 2026），其中有一条数据引起广泛关注——美国癌症总体的5年相对生存率首次突破70%。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来说，癌症不再是“倒计时”，七成患者跨过5年生存门槛。而在197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还只是50%左右。

“这场令人震撼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几十年来的癌症研究——这些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有效治疗疾病的工具，使许多癌症从‘死刑判决’转变为一种可以长期管理的慢性病。”美国癌症协会监测研究高级科学主任瑞贝卡·西格尔（Rebecca Siegel）在其新闻稿中表示。

护士长帮助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行走。视觉中国|图

更关键的是，生存率提升并不只是“更多早期患者被发现”，晚期癌症的结局同样出现了结构性改善。ACS数据显示，如果按确诊时癌症扩散程度拆分：区域期（regional-stage disease，即仅扩散至邻近组织或区域淋巴结）生存率为69%（此前为54%）；而远端转移期（distant-stage/metastatic disease）生存率为35%（此前为17%），几乎翻倍。这一变化普遍被认为是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综合治疗体系成熟的直接体现——在过去，晚期转移往往意味着“无计可施”，而如今越来越多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生存。

但生存率的提升，并不等于癌症减少。相反，ACS在同一份报告中预测：2026年美国预计新增癌症病例约211万例，相当于每天约5800人被诊断为癌症；预计死亡人数约62.6万。这不难理解：一方面，医学进步让更多患者活得更久；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代谢风险上升以及生活方式改变仍推动发病人数持续增加。

这也意味着癌症防控的关注点也在从“如何降低死亡率”，走向“如何让幸存者更好地生活”。

“肿瘤治疗远不只用于控制或试图治愈疾病的医疗手段本身。随着生存率不断提高，我们进入了‘癌症幸存者’时代——这意味着必须应对患者可能面临的身体、情绪与经济挑战。”美国癌症协会首席科学官威廉·达胡特（William Dahut）博士解释说，“我们为帮助数以百万计幸存者以及照护者和临床医生的资源不断增加而感到鼓舞，但仍需要更多策略，以确保每个人获得必要支持，不仅拥有更多‘生命的日子’，也拥有更好的日子。”

自1951年首次发布以来，ACS年度报告一直是美国癌症监测研究的“金标准”。ACS研究人员每年对癌症发生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广泛传播，包括当年新增癌症病例与死亡人数，以支持癌症防控与公共健康改进。

哪些癌症进步最大

从具体癌种看，生存率提升尤为明显的包括多发性骨髓瘤、肝癌与肺癌：多发性骨髓瘤5年生存率从32%上升至62%，几乎翻倍；肝癌从7%提高到22%，约增长两倍；长期位居癌症死亡首位的肺癌生存率也从15%提高至28%。

在肺癌分期数据中，晚期改善尤其突出：远处转移肺癌5年生存率从2%上升至10%，区域期则从20%提高至37%。跃升背后，既包括低剂量CT筛查在高风险人群中的应用，也与精准分子分型后的靶向药、免疫治疗的成熟密切相关。

总体70%并不意味着所有癌种都进入可控阶段。即便在显著进步的癌种中，肝癌的5年生存率提升至22%后仍属于预后较差的疾病；而在另一些癌种上，长期生存仍然困难——例如胰腺癌总体5年生存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提示现代医学在某些“硬战场”上依旧面临瓶颈。

除此之外，ACS在对12种常见癌症的长期对比中指出：绝大多数癌种的5年相对生存率都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善，唯有两类例外——宫颈癌（cervical cancer）与子宫体癌/子宫内膜癌（uterine corpus/endometrial cancer）。这也格外令人关注。

12种常见癌症的5年相对生存率在过去几十年几乎全面上升，唯有宫颈癌与子宫体癌/子宫内膜癌没有出现同步改善。（数据来源：《Cancer Statistics 2026》）

宫颈癌本应是最典型的“可防可控”癌症之一：HPV疫苗可降低关键病因暴露，宫颈细胞学/HPV检测则可实现早期发现与癌前病变干预。然而在现实中，宫颈癌结局未显著改善，可能与多重因素叠加有关：其一，疫苗与筛查覆盖并不均衡，部分人群仍长期处于“未接种、未筛查”的风险状态；其二，筛查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连续性的公共卫生服务，若随访、复诊与治疗衔接不足，筛查收益会被显著削弱；其三，宫颈癌的疾病负担往往与社会经济地位和医疗可及性高度相关，诊断的治疗相对较晚可能导致治愈率降低。而近年来，子宫体癌（以子宫内膜癌为主）的发病人数在多国持续上升，这一趋势通常被认为与肥胖、代谢异常、糖尿病等风险因素增加密切相关。

这些显示都提醒我们：癌症结局的改善并不只取决于治疗技术是否进步，还取决于预防、筛查、早诊与医疗可及性是否真正完善。

进步从何处来

报告指出，美国癌症死亡率已连续下降至2023年。自1991年以来，这一下降趋势累计避免约480万例癌症死亡。推动这一长期转折的关键因素包括：吸烟率下降、更早发现癌症以及治疗水平改善。

在上述因素中，控烟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公共卫生因素之一。美国成年人的吸烟率从1960年代约42%下降到如今约11%。吸烟率下降不仅直接减少肺癌发病率，也带动头颈部肿瘤、膀胱癌等多癌种风险下降，同时让大量患者避免在确诊时已进入不可逆的晚期阶段。

其次，筛查与早诊重塑了癌症的分期结构，这是另一条生存率曲线长期上移的重要原因。在乳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等癌种中，筛查普及意味着更多病例在症状出现前就被发现：同一种癌症，早期与晚期的生存结局往往相差数倍甚至数十倍。

“大量国际循证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通过适宜的筛查手段实现早期诊断与治疗，可显著降低部分癌症死亡风险并减轻疾病负担，且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遗传学研究室副主任何忠虎教授告诉南方周末，筛查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覆盖率，还取决于筛查项目的质量、阳性结果后的转诊效率、诊疗衔接是否顺畅，以及随访管理是否到位。只有当筛查真正嵌入一套可持续的医疗路径——从发现、确诊到治疗和随访形成闭环——“早发现”才能稳定转化为“少死亡”和“长生存”。

与此同时，过去二十余年肿瘤治疗的技术跃迁，为生存率提升提供了另一条更具决定性的路径：癌症的结局正在被改写。

肿瘤治疗的基本逻辑发生了转变——从过去依赖手术、放化疗等相对粗放的通用手段，逐步走向以精准分型与分层治疗为基础的个体化策略。随着肿瘤基因检测与分子分型成为临床常规，越来越多癌症不再被视为一种单一疾病，而是被拆分为一组具有不同驱动机制、对药物反应完全不同的亚型：同是肺癌、乳腺癌或黑色素瘤，治疗方案可能截然不同，而这正是晚期生存率能够显著提升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循证指南体系的持续更新、多学科诊疗（MDT）的推广，以及支持治疗与并发症管理能力的成熟，也使更多患者能够在真实世界中完成规范治疗并长期获益。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过去几十年癌症生存率曲线的整体抬升，与抗癌药物创新的持续累积密不可分。相较于早期以细胞毒性化疗为主的治疗时代，肿瘤药物研发在近二十余年进入加速期：新药不再只是“更强的杀伤”，而是围绕明确的分子靶点、信号通路与免疫调控机制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研发与临床转化路径，并在多个癌种中反复验证生存获益。

靶向药物通过明确的致癌驱动基因或信号通路，使部分癌种首次获得了“高应答率、可持续控制”的治疗窗口。例如，慢性髓性白血病领域的伊马替尼被视为靶向治疗时代的重要开端；HER2阳性乳腺癌中，曲妥珠单抗显著改写了这一亚型的长期结局；肺癌中针对EGFR突变的靶向药（如奥希替尼 ）让一部分晚期患者获得了更长的生存时间；而免疫治疗时代的代表性药物，并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通过解除免疫抑制、重新激活机体免疫反应，如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则在黑色素瘤、肺癌等多癌种中带来一批长期缓解甚至长期生存者。这些药物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让部分患者“多活几个月”，更在于它开始重塑晚期癌症的生存结局：过去高度集中于短期死亡，而如今越来越多患者有机会进入长期控制状态。

但真正推动生存率整体抬升的，并非单一药物突破，而是治疗策略的“组合化”和“体系化”。靶向与免疫、免疫与化疗的联合应用，局部放疗与系统治疗的协同，以及围绕耐药机制展开的序贯治疗，使晚期肿瘤逐步从“短期对抗”转向“长期管理”。与此同时，放疗技术的精细化、手术与围手术期管理的进步，以及支持治疗和并发症管理能力的提升，使更多患者能够安全、完整地接受规范治疗，从而把临床试验中的疗效真正转化为真实世界中的生存获益。

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国家层面持续投入与制度建设的支撑。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预算就长期维持在约72亿美元，并通过73家NCI指定癌症中心和全国临床试验网络，把基础研究、药物创新和临床转化连接成一套可持续运转的系统。同时，以“癌症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为代表的多个国家专项资金进一步推动研究与转化加速。

中国的癌症负担

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癌症生存率上升”，让美国走进幸存者时代，也让外界得以重新审视：一个国家的癌症防治能力，究竟需要怎样的投入与系统建设才能实现跨越式改善。对照这条路径，中国的差距与挑战同样清晰。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癌症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及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历年统计，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死亡病例同样居高不下。仅以绝对数计，中国每年新增癌症病例在480万－490万，死亡病例在250万－260万。伴随人口快速老龄化、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谢相关疾病上升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癌症带来的系统性负担正在持续加剧。

中国癌症总体5年生存率在过去二十年明显提升，但目前整体仍大致处于40%出头的水平。这一差距不仅是“治疗水平”的差距，更是由癌谱、分期构成与普惠性防筛体系能力共同决定的结果。一方面，中国高发癌种中仍包含较大比例生存率偏低的癌症（如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等），相比之下，美国高发癌种中，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总体生存率较高的癌种占比更大；另一方面，中国患者中晚期确诊比例偏高、筛查—转诊—确诊—治疗链条仍不完善，也使得一部分原本可以获得更好结局的患者未能充分受益。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癌症防治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疾病负担仍持续加重，多个防控环节仍有短板。”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癌症防控策略创新研究实验室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告诉南方周末，目前中国癌症防治要实现跃升，关键挑战存在于从风险治理到长期照护的多个环节。

具体而言，在预防端，三级预防体系仍不健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体系相对薄弱，控烟、体重管理、酒精危害控制、HPV疫苗接种等关键风险治理尚未形成足够强的政策合力，公众防癌意识与主动筛查意愿仍有待提升；在早诊端，基层筛查能力与质量参差、城乡与区域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早诊早治率偏低，许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在治疗端，诊疗规范化水平仍不一致，多学科诊疗（MDT）覆盖不足，不同地区治疗路径与结局差异明显；而在长期照护端，随访管理、康复支持、心理干预与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仍显不足，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与生命尊严。与此同时，科技支撑体系仍存在断裂：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衔接不足，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机制不畅，部分创新难以及时沉淀为普遍可及的卫生服务能力。

基于上述差距，他与实验室成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希望在未来数年看到更具结构性的改变。

在他看来，中国并非没有追赶甚至在某些维度实现超越的可能。人口基数大、基层网络广、政策工具充足，一旦控烟与疫苗接种等风险治理形成合力，筛查从“覆盖率”转向“闭环管理”，并将创新药物可及性、规范治疗与长期随访纳入可持续的支付与服务体系，生存率曲线同样可能在未来十年持续上移。

“癌症防治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一场关于国家在健康领域治理能力与社会公平的系统性考验，要求国家在预算、数据、支付和监管等多方面打破部门壁垒，重塑跨部门协同机制。如果把癌症防治当作一项系统治理工程持续投入，中国赶上并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生存结局差距，并不遥远。”汤胜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