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凭什么能左右美国国家级贸易决策？从金属到能源、加密货币、芯片产业，各路资本如何通过筹款网络绑定特朗普的政策走向？本期《洞见全球》带您拆解关税博弈背后，特朗普身后那张盘根错节的金主网络。

华盛顿入夜后，特朗普常会在白宫官邸给首席筹款人梅雷迪思·奥罗克（Meredith O’Rourke）打电话，询问哪些公司已经缴款、缴了多少，还有哪些企业尚未支付。《华尔街日报》今年7月底披露，他还时常要求奥罗克上调原定的筹款报价，部分要求的金额高达2500万甚至5000万美元。今年，特朗普筹款团队向雪佛龙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捐款目标，最终该公司仅捐出数百万美元。奥罗克催款时，有时会转述一句：“老板要这笔钱。”

白宫内也时常上演总统与大额捐助者 “众宾欢也” 的场景。记者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与乔纳森.斯旺（Jonathan Swan）在新书《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中写道，白宫玫瑰园重铺石板、增设桌椅后，逐渐成了宴请大额捐助者的场地，内部将其称作 “玫瑰园俱乐部”。《华尔街日报》还记录了白宫与海湖庄园面向企业高管举办的高价晚宴，而部分参会企业正就监管审批、政府合同与产业政策事宜与政府进行沟通。

特朗普在白宫国宴厅设宴款待科技界领袖

特朗普已无参选下一届总统的资格，但其私人筹款并未随着上一轮大选落幕而收缩。据《华尔街日报》按窄口径统计，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相关筹款总额已超过8亿美元；Axios按宽口径估算的规模则约为19亿美元。这些资金分别流入政治委员会、总统图书馆、白宫工程项目以及特朗普家族的商业项目。

01 大型公司与外国资本：选举结束以后，钱去了何处？

特朗普2025年就职委员会累计接收捐款约2.477亿美元，扣除约623万美元退款后，净额仍超过2.41亿美元，是其2017年筹款规模的两倍有余。《政权更迭》一书记载，这笔巨额结余随后引发了特朗普团队对资金用途的讨论 —— 舞厅、总统图书馆，以及特朗普构想中的华盛顿凯旋门，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上议程的。至少按照书中的表述，部分项目是在资金到位后才逐步成型的。

美国政治筹款原本有明确分类。竞选委员会直接为候选人募集资金，个人捐款设有额度上限且必须公开披露；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则可无上限接收个人、企业与工会的资金，用于独立支持或反对候选人，但原则上不得与竞选团队协调相关独立支出，其主要资金来源与用途仍需向联邦选举委员会申报。这类委员会放宽的只是筹款额度，并未将政治资金完全剥离出公开的竞选融资体系。

总统图书馆的建设资金则来自另一套制度体系。在传统的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NARA）模式下，由私人非营利机构负责筹资与建设，场馆建成后可移交联邦政府运营。因此，其前期募资既没有竞选资金那样的捐款上限与即时披露要求，也能够吸纳竞选账户无法直接接收的大额企业资金。

特朗普总统图书馆目前已落实的部分资金，源自他与大型企业之间的法律纠纷和解。2024年底，美国广播公司（ABC）就一桩诽谤案支付1500万美元和解金，争议源于该台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在节目中对特朗普与作家E.珍.卡罗尔（E. Jean Carroll）民事案件的相关表述；Meta随后以2500万美元了结了另一桩诉讼 —— 该案因Facebook与Instagram在2021年封禁特朗普账号而起 —— 其中约2200万美元被划入总统图书馆相关项目；2025年，派拉蒙又以1600万美元的代价，平息了围绕《60 分钟》节目剪辑哈里斯专访方式的争议，这笔款项同样被安排用于图书馆项目。

这些资金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诉讼和解金，并非竞选捐款，但其最终去向具有特殊性：企业为解决与在任总统本人的法律争议支付款项，其中相当一部分随后成为了总统图书馆的资金来源。

软银集团及其创始人孙正义

今年1月，孙正义创始的软银集团又向特朗普总统图书馆捐款5000万美元。两个月后，美国政府宣布推进俄亥俄州朴次茅斯的数据中心开发项目，软银集团旗下企业参与了该项目。民主党议员随后要求软银解释二者之间的关联，软银确认了捐款事实，但否认捐款是为换取政府优待。

作者声明：该图片由AI生成

特朗普家族创立的世界自由金融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以下简称 WLF）则将外国资金套入了总统家族的资产体系。特朗普就职前四天，一家名为Aryam Investment 1的阿布扎比实体以5亿美元收购了WLF 49%的股份；在首期支付的2.5亿美元中，约1.87亿美元流入了特朗普家族控制的实体。参与这笔交易的人员，与阿联酋科技集团G42往来密切。

G42是阿联酋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企业平台，业务覆盖云计算、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领域。其董事长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同时担任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是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弟弟，还兼任AI投资平台MGX的董事长；MGX由G42与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Mubadala）共同出资支持。塔赫农的身份因此横跨国家安全、国家资本与AI产业三大领域。

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与这套体系深度绑定的外国资本，成为了美国总统家族企业的重要股东，这已经超出了传统竞选捐款能够解释的范畴。交易发生时，特朗普已赢得大选、即将重新执掌行政权；彼时WLF已开始发售WLFI治理代币（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参与平台治理与相关事项投票的加密代币，不等同于公司股权），而后来成为其核心产品之一的USD1稳定币（以美元资产为储备，目标是将价格稳定在1美元附近）尚未推出。

因此，这并非一笔发生在普通商业周期中的普通外商投资。一个与阿联酋国家安全、AI产业及国家资本体系深度绑定的投资实体，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夕，成为了其家族企业的重要股东。数月后，塔赫农及其执掌的G42，又成为特朗普政府调整对阿联酋先进AI芯片政策时的核心利益相关方。

02 加密货币与半导体行业：美国怎样定义 “政治腐败”

美国最高法院对政治献金相关问题的态度一直相当审慎。政治人物收受资金、出资者期望获得关照、政府后续采取了对其有利的行动，即便这三类事实同时存在，也不等于刑事腐败罪名成立。其中最核心的法律概念是 “交换条件”（quid pro quo），即能够证明 “以特定利益换取具体官方行为” 的明确对价关系。

1991 年的麦考密克诉美国案（McCormick v. United States）划定了一条重要边界。检方援引的并非竞选融资法案，而是《霍布斯法》（Hobbs Act）。这部联邦刑法原本用于打击影响州际商业的抢劫与敲诈行为，其中也将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占他人财物，也就是所谓 “借公职之便”（under color of official right）的敲诈行为纳入了规制范围。该案由此抛出了美国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当政治人物收受利益群体的竞选捐款，随后又推动符合该群体利益的政策时，在何种情况下会越过合法政治筹款的边界，构成以金钱换取官方行为的犯罪？

最高法院给出的认定门槛很高。在这类以竞选捐款为基础的案件中，必须证明付款行为与官员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动之间，存在明确的交换承诺。仅凭捐助者有政策诉求、官员知晓这些诉求，以及捐款后确实出台了有利政策，尚不足以作出刑事定罪。

2016年的麦克唐纳诉美国案（McDonnell v. United States），又从“官方行为”的定义一端收紧了认定范围。最高法院认为，安排会面、介绍人脉或举办活动本身，通常不足以构成联邦贿赂法中的 “官方行为”（official act）；该行为必须对应一项具体的政府事项，且官员在其中作出了决定或采取了行动。在2024年的斯奈德诉美国案（Snyder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认定，涉案法条惩处的是以影响政府行为为目的的贿赂，并非将官方行为完成后支付的所有酬谢都纳入该条款的联邦犯罪范畴。三起案件适用的法条各不相同，却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刑事受贿的认定边界，远窄于利益冲突与公共治理层面的“不当”范畴。

加密货币行业正处在这种模糊地带中。截至今年6月底，该行业已投入约1.89亿美元，用于影响2026年中期选举。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撤回或终结了针对多家大型加密企业的执法案件，国会也通过了稳定币监管立法。特朗普家族也成为该行业的重要参与者：最新财务披露文件显示，特朗普2025年从家族加密业务中申报的收入超过14亿美元；MGX后来还通过WLF旗下的USD1稳定币，结算了对币安20亿美元的投资。

这些事实，虽不足以证明某一项监管调整或特赦是对某一笔资金的回报，却足以引发对特朗普政府利益冲突问题的持续质疑。针对普通联邦行政官员，美国有一项沿用已久的直接规定：《美国法典》第18编第208条（18 U.S.C. §208）原则上要求官员回避会影响自身财务利益的具体政府事项。但长期以来，总统与副总统都被认为不受这组刑事利益冲突条款的直接约束；对总统私人利益的隔离，更多依赖信息披露、政治监督与自愿性安排。

芯片政策则体现出，总统可借助出口许可规则，直接改变特定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与经营成本。2025年夏天，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框架，对部分品类的出口审批规则作出修订，同时提出针对特定高端芯片的出口收入抽取相关费用。特朗普后来表示，相关比例经多轮谈判后最终敲定。针对更高阶的芯片产品，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原有的 “推定拒绝” 原则调整为逐案审查，申请人需满足供应链保障、合规机制建设等多项条件后方可获批。特朗普同时援引《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部分先进芯片征收进口关税。总统决定放开哪些产品品类、以及交易附带何种经济条件，商务部与海关则负责许可审查、要求落实与关税征收工作。出口管制也因此同时影响着国家安全边界、企业的市场机会与政府的财政收入。

美国半导体公司英特尔也出现了被总统直接介入的情况。2025年8月，特朗普先是公开要求英特尔CEO陈立武辞职，随后美国政府以约89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英特尔约9.9%的股权，资金主要来自此前敲定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拨款与Secure Enclave项目。政府持有企业股份并非新鲜事，但总统直接介入企业管理层更迭、产业政策制定与政府资本安排，却极为罕见。

前文提及的塔赫农的背景，也因此具备了更明确的政策指向意义。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与阿联酋资本的合作。到2026年7月，商务部进一步放宽相关规则，让G42、Core42等企业能更便利地获取先进计算产品。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能证明，WLF的5亿美元股权交易与这些利好政策之间存在交换关系；但当同一套阿联酋政商网络，一方面成为总统家族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国高端AI与国家安全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方时，就足以进入利益冲突与行政监督的讨论范畴。

03 马斯克与梅隆：私人资金进入公共事务

美国刑法关注的核心，是资金与官方行为之间能否构成明确的交换关系。现实中的政治影响通常更为间接：资金可以提升接近总统的机会，也可以搭建竞选组织、传播渠道与人员网络。埃隆.马斯克与蒂莫西.梅隆，分别展现了这两种作用路径。

马斯克选择的是公众曝光与贴身参与的路径。2024年10月，特朗普回到曾遭遇刺杀的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集会。马斯克戴着黑色MAGA帽跳上舞台，宣称自己属于 “暗黑MAGA” 阵营。到大选落幕时，他已投入至少2.88亿美元支持特朗普及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成为该选举周期内出资最多的个人政治捐助者。

这笔资金同时搭建起了一套竞选运作机器。马斯克一手创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在摇摆州招募人员上门拉票，通过奖金与联署活动吸引选民；他掌控的X平台，则提供了直接触达数亿用户的传播渠道。胜选当晚，马斯克带着儿子站进了特朗普家族的合影队伍。此后他住进海湖庄园内一间距特朗普住所仅数百英尺的小屋，频繁出席晚宴与团队会议。《政权更迭》记载，他有时会直接走进讨论内阁人选的茶室，询问候选人是否称得上 “激进的改革者”。

特朗普就职后，这种接近权转化为了实际的行政参与权。马斯克以特别政府雇员的身份进入政府体系，DOGE团队则进驻联邦各部门，接触人事、合同与支付系统。然而，马斯克最终没能阻止自己强烈反对的 “大而美法案” 通过，后来还与特朗普公开决裂。然而，二人难以修补的私人关系无碍于这位科技新贵与白宫权力的密切合作：到2026年，America PAC 仍计划投入1亿至1.2亿美元，为共和党组织中期选举动员工作。

梅隆则长期保持着低调的远距离捐助模式。这位梅隆银行家族的继承人居住在怀俄明州，极少接受采访，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2024年夏天，特朗普的高级竞选助手甚至还未与这位最大捐助者正式见过面。

2024年5月30日，纽约州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罪名成立。次日，梅隆向支持特朗普竞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c.，简称MAGA Inc.）捐出5000万美元。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遇刺；两天后，梅隆再次捐款5000万美元。9月15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遭遇第二次刺杀企图；两天后，梅隆又捐出2500万美元。计入当年早些时候的其他捐款，梅隆在2024年向MAGA Inc.捐款共计1.4亿美元；若加上2023年的两笔捐款，截至2024年9月累计达到1.5亿美元。这些资金集中流入特朗普遭遇定罪和刺杀等重大冲击的阶段，使MAGA Inc.能够继续投放竞选广告、维持外围助选活动。

梅隆对公共项目的出资早于特朗普重返白宫。2021年8月，拜登政府已经暂停特朗普时期的部分联邦边境墙工程，德州州长阿博特另行发起私人募款，希望继续修建得州边境墙。募款启动两个月后只筹到约125万美元，梅隆随后捐出价值5310万美元的股票，占当时全部私人捐款的近98%。这笔钱与特朗普本人没有直接的行政关系，却显示梅隆愿意用私人财富延续特朗普标志性的政策议程。

2025年10月，特朗普政府遭遇停摆，梅隆又匿名向五角大楼捐款1.3亿美元，指定用于军人薪酬和福利。特朗普最初只称捐助者是自己的“朋友”和“爱国者”，梅隆的身份后来才被披露。美国政府当月一次军饷发放约需65亿美元，这笔捐款只能覆盖约2%。它对实际缺口的帮助有限，却让一种原本依赖国会拨款的政府支出，出现了由总统私人朋友临时补缺的可能。

这两个例子呈现了梅隆在特朗普资金网络中的特殊位置。他很少公开参与政策讨论，也不追求马斯克式的贴身影响；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关键时刻提供大额资金，使私人财富成为竞选活动、州级政策工程乃至联邦政府核心职能的临时后盾。

马斯克与梅隆构成了特朗普资金网络的两个典型端点。马斯克提供平台、人员与组织能力，从竞选舞台逐步走入白宫核心；梅隆则在关键时刻提供大额资金，为竞选与公共项目托底。前者拓宽了私人捐助者参与政府运作的空间，后者让私人资金开始承担部分公共职能。二人的经历共同表明，政治金钱的作用不只体现在某项政策是否被 “操控”，更体现在它能否改变权力的准入规则 —— 谁能接近总统、谁有能力组织政治行动、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时可以向谁求援。

结语：旧规则面对新总统

美国规制金钱与权力关系的规则并不少。竞选融资法规范政治捐款，刑法追责可被证实的权钱交换，利益冲突制度要求普通官员履职回避，国会掌控公共财政，行政程序约束牌照发放、合同订立与出口许可。问题在于，这些规则是按照资金的法律形式分头运行的，而特朗普的资金网络却以总统本人为核心，将不同资金渠道串联在了一起。

同一家企业既可以向特朗普的政治委员会、就职委员会、总统图书馆或白宫工程项目提供资金，也可以通过诉讼和解、商业交易等方式，让资金流入特朗普家族的项目。与此同时，该企业可能还在等待政府处理监管审批、政府合同与市场准入等相关事宜。法律会对每一笔交易分别审查，但企业面对的始终是同一位总统及其背后的家族利益。

因此，刑事受贿只是其中一条法律边界。从公共治理的层面还需要追问：捐助者是否获得了特殊接触权？监管机构能否坚持统一的审查标准？私人资金是否改变了政府的公共责任属性？以及相关决策能否通过公开程序与公共理由得到合理解释？

传统的 “监管俘获” 理论，主要关注企业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出现了另一个反向路径：总统主动向企业提出资金要求，同时直接介入企业关切的许可审批、合同订立与市场准入事宜。资本试图靠近权力，权力也在主动选择和调动资本。

当奥罗克对企业说出 “老板要这笔钱” 时，企业当然清楚 “老板” 指的是谁。然而，美国制度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当这位 “老板” 同时身兼总统、党派领袖、筹款核心与家族商业利益代表多重身份时，付费与不付费的企业，是否仍会面对同一套公共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