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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当被问及是否计划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我可能会这么做，也可能不会。没人知道我会怎么做。”

他让外界以为自己同意了为期两周的停火，以便伊朗恢复谈判。但随后他还是发动了轰炸。

这种模式正在浮现：特朗普最可预测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预测性。他会改变主意，会自相矛盾，行事反复无常。

“特朗普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可以说是自尼克松以来最集中的。”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彼得·特鲁博维茨（Peter Trubowitz）表示。

“这让政策决策更依赖于特朗普本人的性格、偏好和脾气。”

特朗普已经学会了将他的不可预测性用于政治用途，使其成为关键的战略和政治资产。

特朗普将此化为政治工具；他把自己的不可预测性变成了一项关键的战略与政治资产。他把不可预测性提升到系统性的“学说”地位。而如今，他带进白宫的这一性格特质正主导着外交和安全政策。

而这正在改变世界格局。

政治学者称之为“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即一位世界领导人试图说服对手相信他在气质上什么都做得出来，以此逼迫对方让步。若运用得当，这可成为一种胁迫手段；特朗普相信它正在产生回报，让美国的盟友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但这种方法对敌人也能奏效吗？它的缺陷是否在于，这并非旨在蒙骗对手的障眼法，而是基于早已确立并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性格特征，结果反而使他的行为更容易被预测？

攻击、侮辱和拥抱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拥抱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攻击美国盟友。他侮辱加拿大，称其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

他表示准备考虑动用武力吞并格陵兰——美国盟友丹麦的自治领土。他还表示美国应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北约宪章第5条承诺每个成员国都要保卫其他盟国。特朗普让美国对此承诺产生疑问。“我认为第5条已经命悬一线。”英国前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宣称。

英国保守党的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表示：“目前，跨大西洋联盟已经终结。”

一系列泄露的短信显示，特朗普的白宫对欧洲盟友抱持蔑视文化。“我完全认同你对欧洲搭便车者的厌恶，”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在和同僚的交谈中表示，并补充道：“可悲。”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右）在泄露的短信中称欧洲领导人为“搭便车者”，而副总统万斯（左）则表示美国将不再是欧洲安全的担保者。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表示，美国将不再是欧洲安全的担保者。

这似乎把跨大西洋联盟80年的篇章翻了过去。“特朗普所做的，是对美国国际承诺的可信度提出了严重质疑。”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彼得·特鲁博维茨说。

“这些欧洲国家与美国在安全、经济或其他事务上的任何共识，现在都可能在瞬间面临重新谈判。”

“在我看来，特朗普身边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预测性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得唐纳德·特朗普能够最大化利用美国的影响力…… 这是他从房地产谈判中学到的经验之一。”

特朗普的这一做法取得了回报。就在四个月前，基尔·斯塔默爵士在下议院表示，英国将把国防和安全支出从GDP的2.3%提高到2.5%。

而在上个月的北约峰会上，这一比例已大幅增加到5%，联盟所有其他成员国纷纷效仿。

不可预测性的可预测性

特朗普并非首位运用“不可预测性学说”的美国总统。196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试图结束越南战争，却发现北越敌人难以对付。

“有一次尼克松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说：‘你应该告诉北越谈判代表尼克松疯了，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所以最好在局势变得真正疯狂之前达成协议，’”圣母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说，“这就是所谓的‘疯子理论’。”

疯子理论与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有关。

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教授朱莉·诺尔曼（Julie Norman）认同现在确实存在一种“不可预测性学说”。

她辩称：“每天都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这一直是特朗普的做法。”

特朗普成功利用自己善变的声誉改变了跨大西洋的防务关系。而显然，为了讨好特朗普，一些欧洲领导人阿谀奉承。

上个月在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便是一场谄媚的示爱。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早前曾发简讯给特朗普总统（或“亲爱的唐纳德”），此讯息被特朗普公开泄露。

“祝贺并感谢您在伊朗问题上果断行动，这真是非同凡响。”他写道。

在即将宣布所有北约成员同意将国防支出提高到GDP的5%时，他继续表示：“您将完成几十年来任何总统能未能做到的壮举。”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峰会前向特朗普表示了祝贺。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新闻发言人，他表示：“吕特先生，他是在试图让您难堪。他现在真的坐在空军一号上嘲笑您。”

而这或许正是特朗普“不可预测性学说”核心的弱点：他们的行动可能基于特朗普渴求赞美的假设，或者说他偏好短期胜利，而非漫长复杂的过程。

如果情况如此，且他们的假设正确，那么特朗普就难以运用障眼法来迷惑对手——相反，他有那些人早已熟知并被充分记录的性格特质。

对魅力和威胁不敏感的对手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不可预测性学说”或“疯子理论”是否能在对手身上奏效。

曾在椭圆形办公室遭特朗普与万斯斥责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来同意授予美国有利可图的乌克兰矿产开采权。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显然对特朗普的魅力与威胁都毫无动摇。上周四，通话结束后，特朗普表示对普京不愿结束对乌战争感到“失望”。

曾在椭圆形办公室遭特朗普与万斯斥责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来同意授予美国有利可图的乌克兰矿产开采权。

那么伊朗呢？特朗普曾向其支持者承诺，他将结束美国在中东卷入的“无尽战争”。他决定袭击伊朗的核设施，或许是其第二任期迄今最难以捉摸的政策选择。问题在于，这是否会达到预期效果。

前英国外相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认为，结果恰恰相反：“这将使伊朗更有可能寻求获取核武器，而非相反。”

德什教授也赞同此观点。“我认为伊朗现在极有可能决定追求核武器，”他说，“所以如果他们暂时潜伏，竭尽全力完成完整燃料循环并进行一次（核）试验，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和卡扎菲的教训并未被其他面临美国及潜在政权更迭威胁的独裁者遗忘……所以伊朗人将迫切感受到对最终威慑力量的需求，他们会把萨达姆和卡扎菲作为负面范例，而把朝鲜的金正恩视为正面范例。”

许多人认为，在美国袭击后，伊朗现在更有可能尝试制造核武器。

根据南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朗的崛起与中东美伊竞争》一书作者莫森·米拉尼的说法，其中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巩固。

他说：“1980年，当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伊朗时，他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斯兰共和国。结果却适得其反。”“以色列和美国也是这么估算的……他们认为只要除掉核心领导人，伊朗就会迅速投降，或整个体制就会崩溃。”

在谈判中失去信任？

往前看，不可预测性或许对敌人无效，但目前尚不清楚它在盟友间所带来的近期转变能否持续。

虽然有可能，但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冲动驱使的。而且人们可能担心，美国会被视为不可靠的谈判方。

“如果人们不信任美国、不确定美国在谈判中是否会信守承诺，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是否会站在他们一边，就不会想和美国做生意，”诺曼教授辩称，“所以，我认为，许多MAGA世界追求的孤立主义最终会适得其反。”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就曾表示，欧洲现在需要在行动上独立于美国。

“总理这番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承认了美国战略重心正在转变，”特鲁博维茨教授说，“美国不会回到特朗普上任前的状态。”

“所以，欧洲将必须在行动上更具自主性。”

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欧洲现在需要在行动上独立于美国。

这将要求欧洲各国大幅发展国防工业，获得目前仅美国拥有的装备和能力，德什教授指出。例如，欧洲人拥有一些先进的全球情报能力，但其中大部分依赖美国提供。

“如果欧洲必须单打独斗，还需要大幅提升其独立的武器生产能力，”他继续说，“人力也是一大问题。西欧必须参考波兰的人力水平，才能了解他们所需的兵力规模。”

这一切都将需要多年时间来建设。

那么，欧洲人真的因为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而被吓得做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对西方安全架构最具戏剧性的改变吗？

“这确实有一定影响，”特鲁博维茨教授表示，“但更根本的是，特朗普打开了某种瓶口……美国政治已经改变，优先事项也变了。对MAGA联盟来说，中国比俄罗斯是更大的问题。但这对欧洲人来说或许并非如此。”

而根据米拉尼教授的说法，特朗普正试图巩固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

“他没可能改变二战后建立的那套秩序。他想在该秩序中巩固美国的地位，因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该秩序中的地位。”

但这一切意味着，美国与欧洲在防务和安全上的迫切需求正在背道而驰。

欧洲盟国或许对于通过恭维与实际政策调整能够让特朗普大致保持合作感到满意；毕竟他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重申了对第五条的承诺。然而，不可预测性意味着这一承诺并非万无一失——他们似乎也已经接受，不能再自满地依赖美国履行其对欧洲防务的历史承诺。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不可预测性学说”既源于有意的策略选择，也源于特朗普极为真实的性格特质，它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