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东南亚国家成为特朗普关税政策核心重灾区？这一现象的核心逻辑在于东南亚对美贸易顺差的规模、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以及大国博弈的交织。这种差异化的关税设计，既暴露了美国对东南亚制造业崛起的警惕，也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战略困境。

图1 “对等关税”高于30%的国家（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一、东南亚高关税的根源：结构性依附与大国博弈的交织

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成为美国“对等关税”的主要目标，源于其经济结构、地缘位置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复杂互动。

首先，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东南亚国家对美贸易顺差成为高关税的直接导火索。以越南为例，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达1235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其纺织、电子等产业深度嵌入美国市场。这种依赖使得东南亚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直接“标靶”。特朗普政府将贸易逆差视为“不公平”的象征，试图通过高关税迫使东南亚调整出口结构，甚至倒逼制造业回流美国。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超其他国家，且缺乏自主品牌和技术壁垒，难以通过产业升级对冲关税冲击，这种依附性使美国在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

图2 东南亚物流港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次，东南亚国家因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成为大国博弈重要节点。美国加税的逻辑之一，正是遏制中国通过东南亚“绕道出口”中间产品。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国，形成“中国+1”的供应链模式。然而，这种转移并未改变东南亚对美出口的中间品依赖，其出口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东南亚组装”的延伸。美国对越南、柬埔寨的高关税，本质上是试图切断中国与东南亚的产业链联动，削弱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影响力。

第三，东南亚产业补贴与政策竞争的隐性冲突。东南亚国家为吸引外资，普遍采取税收优惠、土地补贴等政策。低廉的劳动力和政府的补贴政策构成了这些国家维持竞争力的根本。美国将此类顺差视为“制度性不公平”的产物，认为东南亚通过低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环保政策获取竞争优势。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与“对等原则”挂钩，实质是以单边手段迫使东南亚放弃产业保护政策，开放市场以平衡贸易利益。

二、高关税带来的冲击：从地区震荡到全球重构

第一，东南亚经济面临短期震荡和长期转型压力。短期来看，高达40%的“对等关税”将使东南亚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衰退风险。长期来看，高关税下的外资撤离风险加剧，东南亚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性。例如，越南虽在半导体、电子领域吸引英特尔、三星等投资，但高关税可能迫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布局，削弱其“区域制造中心”的定位。

图3 贸易关税战中的商品 图片来源：安塔拉通讯社

第二，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成为悖论。美国试图通过关税迫使产业链脱离中国，但现实却陷入两难：一方面，东南亚国家依赖中国中间品供应，短期内难以替代；另一方面，中国新能源企业正加速布局东南亚，形成新的技术依存关系。这种“你中有我”的格局意味着，美国的高关税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甚至全球商品短缺，而非实现其“去风险”目标。

第三，高关税的“回旋镖”终将回到美国。特朗普高关税政策的实施将直接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的系统性上涨，这种成本压力通过供应链的传导机制必然向下游转移。零售商在市场竞争格局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其完全可能通过提价策略将额外关税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这种政策效应的传导路径最终将形成闭环：美国消费者被迫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实际购买力受到挤压，进而削弱国内消费市场活力，最终损害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益。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美国鞋类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高关税将使服装类价格上涨17%。耶鲁预算实验室预测，高关税将使美国家庭在今年平均损失3,800美元。根据Nationwide Financial的估计，美国2025年的通胀率可能从目前的2.8%上升到4%，而经济可能几乎无法增长。正是在这种商品涨价的恐慌之中，美国民众正急于在高关税生效前加紧购买高价值商品。

图4 美国消费者选购商品 （图片来源：美联社）

第四，多边贸易体系的危机和区域合作觉醒。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公然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引发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的集体谴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其为“全球贸易的灾难”。这种单边主义行径迫使各国寻求替代性合作机制。例如，东盟国家通过RCEP、CPTPP等协定强化区域整合，中国则推动“一带一路”与东南亚的绿色能源合作，试图构建“去美国化”的贸易网络。

三、夹缝中生存：东南亚国家有选择吗？

面对高关税危机，东南亚国家需在短期缓解冲击与长期战略转型之间找到平衡，寻求“非对称应对”路径，利用大国博弈的缝隙增强自主性。

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各国纷纷对其表示谴责，部分东南亚国家表示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框架阻止美国将关税作为超级大国单方面获取优势的工具。然而，缺少大国支持的国际组织真的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责吗？事实证明，国家只能依靠“自助”。部分东南亚国家已经无奈选择了妥协。在特朗普与越南领导人苏林通话后，特朗普发帖称，苏林愿意取消对美关税，以避免美国对进口自越南的商品增加惩罚性新关税。

类似地，柬埔寨政府已决定立即将19类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从最高35%大幅下调至5%。泰国工业联合会建议，政府考虑购买更多美国军备，以缩小泰美两国的贸易不平衡。对于这些严重依赖对美出口和经济结构单一的脆弱国家而言，或许与美协商妥协或许是减少损失的唯一出路。

东南亚的高关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化退潮与大国权力重构的必然产物。美国试图以19世纪的保护主义工具应对21世纪的产业链竞争，注定难以逆转经济规律，反而加速了自身孤立。对东南亚而言，危机亦是转型契机：通过深化区域合作、优化产业结构和增强战略自主，或可在大国博弈的裂隙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而对中国，这一变局既考验其应对“去全球化”的韧性，也为其扩大内需、引领区域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全球贸易秩序的未来，将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冲突中寻找到合作的新均衡——这或许正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最深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