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8日，龚筱涵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重新面试排H-1B签证。受访者供图

在陈欣（化名）眼中，2025年9月20日显得仓促又漫长。

北京时间4时30分，她从云南省大理市赶往丽江玉龙雪山打算拍婚纱照，但三个小时后，二人就决定返回大理。他们紧接着还要前往昆明、广州，交通工具也从汽车、高铁换到飞机。在带上由父母收拾好的行李、飞行近14个小时、前后跨越近13000公里后，他们终于在美国西部时间9月20日19时53分落地旧金山。

惊惶的行程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19日下午签署的总统行政令：为保护本土劳工，9月21日0时起，将对H-1B签证持有者所在公司加收每人10万美元的入境费用。

H-1B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它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满足大型科技公司对人才的需求。美国雇主用它来雇佣有专业技能的外籍员工。令人措手不及的行政令打乱了无数人的计划。H-1B签证持有者们需要中断的行程包括朋友的聚会、亲人的婚礼、与家人一起的旅行，甚至与亲人的诀别。直到十几个小时后，行政令有了新补充：已经持有H-1B签证的人无需再缴纳这笔费用。次日，白宫网站又补充，这是为保障该制度只会雇佣最优秀的外籍临时员工。

新规之下，中文社交媒体开始出现“H-1B slave（奴隶）”有关的热烈讨论。5名持H-1B签证的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消息没让他们松一口气，反而让他们感到更大的愤怒与荒诞，一些人在飞机上看到补充说明，“仿佛被耍了一道”。“烽火戏牛马”，他们无奈自嘲。

受访者们呈现出一些相似性：年龄25-30岁，来自中国一些省会或二、三线城市的中产家庭，独生子女，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前往美国读书深造，又在2020年后，相继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的学科背景入职美国东西海岸的科技、金融公司。

在过去20年间，H-1B签证可能是这一群体在异国寻找财富、机遇与新生活的“敲门砖”。但在风云变幻的当下，新的持有者们发觉，曾经的有效路径竟成了自己难以摆脱的束缚。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企业为H-1B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视觉中国图

“一句话毁了我一年的期待”

在陈欣对南方周末记者的描述里，她对那场婚纱照拍摄充满期待：提前大半年挑选摄影团队，又为在雨季等待一个晴天而改期好几回，“婚礼仪式比较像为父母而办，只有婚纱照是给我们自己的婚礼”。但得知政策变动时，她和未婚夫只花了10分钟就决定返程。

当时包括微软、亚马逊、高盛等科技、金融公司开始给自家员工发邮件，建议身处境外的H-1B员工在新规生效前返美，移民律师们也陆续接到来访者的咨询。陈欣记得，接连不断的消息涌向手机里，她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紧接着是“恐慌”和“崩溃”：他们二人均在美国加州湾区的科技公司，如果无法在规定时间入境，未婚夫就可能失去工作。

“我们看着机票价格一路涨上去。”平时4000元左右的单程经济舱，那天从9000元跳涨到1.2万元，陈欣未婚夫抢到最后一张，她则不得不花2.8万元抢另一张高级经济舱。

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迫返程的还有李霏（化名），正在倒时差的她看见新闻，买了机票就从苏州打车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并在那里与从南京赶来的父母会合，拿到自己的行李和护照。吴杰（化名）也直接从表妹婚礼的接亲车队中离开，他先飞往深圳，再过关从香港转机，先到洛杉矶完成入境手续，再飞往美国东海岸。

变动之下，除了行动，他们甚至来不及多想，只有陈欣在车上“边哭边撕扯手中的美甲”。“凭什么他们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毁了我半年甚至一年来的期待。”

社交媒体上，与返程有关的信息刷屏了，但每个人的理由不尽相同。陈欣在美国生活了12年，读完了本科、研究生，又留在当地工作、即将结婚，她无法接受自己的生活一瞬间被“连根拔起”。李霏则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2021年抽中H-1B签证后，她一直在等待绿卡，如果不能入境，她为此付出的时间和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作为外籍工作人员的临时工作签证，H-1B签证每年新开放8.5万个名额，通过雇佣公司，持有者可每三年申请续签一次，最长在美国工作六年。在此期间，持有者还可通过公司申请绿卡，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2025年4月发布的数据，2024财年，共有39.9万申请人获得批准，来自印度的申请人占比高达71%，中国大陆申请人以11.7%位居第二。计算机相关行业又是H-1B持有者们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占比达63.9%。

航班提前近一个小时落地，那天的机场比陈欣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拥挤，排在入境队伍里，她看见很多华裔与印度裔的面孔，“很多人还在往前跑，好像都不知道有了新的补充说明”。

回到家中，得知那天玉龙雪山的天气非常好，陈欣心中的不平再次涌了上来，“我真的半夜睡觉都被气醒”。紧接着，二人再次约了摄影公司，订了9月22日的机票回国。

但不是所有失去的时刻都能找回。姜琦（化名）的丈夫回国看望病危的亲人，结果刚下飞机就收到消息，丈夫家人都劝他返美，姜琦却劝他留下，“如果他失去了最后这一刻，有可能后悔一辈子”。吴杰为参加表妹的婚礼专程回国，结果才见了父亲就要离开。在洛杉矶机场，他收到亲人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婚礼照片，多年没见的表妹和新郎在中间，背后还有几年未见的所有亲朋好友。他想，如果一开始就不从车队里离开，自己本该也在那里。

2025年9月20日，上海浦东机场，李霏赶回美国。受访者供图

“超出掌控的事太多”

政策变动下，不少海外用户开始在中文社交媒体参与了一场“H-1B奴隶”的讨论。他们认为，这场混乱的返程就是自己被身份奴役的直接证明。

5位受访者们都认同这一说法，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向南方周末记者作出解释。在姜琦眼中，这是被美国的工作机会吸引，得到签证，在当地交税，却依然不被政策待见的群体，“背井离乡出门打工、赚钱、淘金”。陈欣觉得这更像是精神意义上的嘲讽。大家在当地做着差不多的工作，也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接触不到不同的东西，所有人都在说着一样的话”。

吴杰则将H-1B形容为某种“过渡”。持有者们难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也不可能一直留在当地，作为个人能做的，就是在异乡进行一场孤单又漫长的奋斗。

龚筱涵因不愿原定计划被打乱，在收到消息后继续出游。在她看来，H-1B将个人与公司、身份绑定在一起，想要维持甚至通过它获得绿卡，就不得不受它的规则驱使，“有种生死被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整体来看，H-1B群体以高学历和科技背景为主：46%为硕士，33%为学士，博士占8%。它的筛选机制是抽签，2020年起，中签率由40%跌到一度不足20%。

每年3月，美国移民局开放H-1B电子注册，雇主为每位新增候选人完成注册并缴纳注册费，随后所有候选人进行电脑抽签，但拥有美国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候选人可在两个抽签池中各抽一次，中签几率更大。持F-1国际学生签证的候选人毕业后在OPT（专业实习）状态下参与抽签，其中STEM专业毕业生有三年专业实习期，可抽多次，其余人只能抽1次。作为非移民类型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必须从事与学历背景强相关的工作。

“我是运气很好的那一个。”2021年，李霏第一次参加H-1B抽签就中了，与其他中签的人一样，那天她也请朋友吃了顿饭。这一路的“不确定性”太多：有没有岗位招人，学科背景是否匹配，公司是否愿意付钱参与抽签，候选人能不能顺利抽中……“它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但能保证你有一个合法身份。”

而那些不够幸运的人，就不得不以新的途径再次等待。为了合法留在当地，继续参与抽签，姜琦报名了社区大学，每月去一次学校，周末写作业，以CPT（课程实践）的形式半工半读。公司希望李霏能力足够突出，她就先以实习生身份在公司工作一年，晚一年参加抽签，中签前，她还考虑过是否要与前男友结婚，“如果事情超出掌控，把身份问题扯进感情关系就不可避免了”。

但难以预料、无法改变的事还是越来越多：2022年，一些科技公司进入“裁员潮”，被裁的外籍员工需在60天内找到符合条件的新工作；留下来的陈欣则发现，她的工作量、上班时长与工作压力陡然上升，精神压力也随之变大。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入境签证可能触发行政审查。H-1B持有者在入境面签时，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需对其进行额外的背景调查或安全审查。行政审查并非新设机制，但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它似乎正被更广泛地触发。

从事科技相关行业、毕业于特定院校、来自被重点关注的国家或地区都可能成为审查原因。在李霏的印象中，近几年只要从事代码相关工作，或持有留学生签证，“都会很大概率被行政审查”。H-1B群体一旦被审查，就可能延迟30-120天，以致工作不保，签证被取消。吴杰说，鉴于难以预测的形势，自己打算在未来几年都不再出境。

每人都能感知的变化还包括网络极端言论、物价上涨与关税战。行政令点燃了他们早已存在的恐慌和焦虑。“这一切都被数字化了”，李霏认为，H-1B持有者的身份下，个人的性格、能力、特质开始显得不那么重要，“超出掌控的事太多，而我能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小了”。

美国H-1B签证申请表。视觉中国图

“主打一个活着就行”

跌宕起伏的变动中，受访者们对未来去留各有不同考虑。眼下工作确实理想。龚筱涵生活在西雅图，工作几年，拥有了“很不错”的薪水，同事关系简单，公司氛围也算轻松，“只看职业发展，会得到很多比较公平的机会”。

然而她发现，工作之外自己也没有非常开心。“会拥有很多私人空间，但也很难确认自己的存在。”

李霏觉得缺失的是安全感。她以失业举例，在国内“大不了就在家啃老，啃到我找到下一个工作为止”，但在异国失去工作，没了合法身份，一切就将变得不可知。她在采访中多次谈到“老老实实”，曾觉得用H-1B获得绿卡，既不像“可能颗粒无收”的投资，也不像要自担风险的婚姻。这是自己最能把控的路：“只要我老老实实打工、不出岔子，总有一天可以拿到。”直到她发现，政策真的落在自己头上。

吴杰下飞机后，看到接二连三的补充说明，开始觉得一切“像一场梦”。他认为像他这样持合法签证，却在美国境外探亲或者旅游的人，属于一开始没被政策考虑在内的群体。“针对人群其实不是我们。我相当于是被误伤了。”

他觉得自己有些PTSD（创伤性应激障碍），一想这事，整个人就特别痛苦，自洽的方法是不关心政策变化，只专注眼下生活，上班、赚钱，过好每一天，“短期内我可能没精力再去担心什么了”。陈欣一个朋友因此事去找心理咨询，朋友告诉她，当周咨询师接待了好多类似客户，“焦虑、躯体化，大家很像惊弓之鸟”。

2024年，H-1B签证持有人的薪酬中位数为12万美元。2025年9月2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份针对H-1B加权筛选的拟议方案。根据地区、行业，方案以薪酬高低将候选人分为4级，薪酬最高的IV级有4次抽签机会，I级只能抽1次。有人觉得自己薪酬较高，这套方案或许对自己有利，但也有人担忧，刚毕业、暂时拿不到高薪的留学生们会更弱势。

“因为身份问题，得非常努力，才能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2025年，姜琦丈夫抽中H-1B，她也以OPT的身份跳槽，两人还买了房，一切好像都朝着她的想象前进。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被新政影响，也不知道可以问谁，只能用一种侥幸的心态自我安慰，“觉得它不会影响我，才稍微好受一点”。

她与本地人一起上班、赚钱、交税，下班也一起聊天、娱乐，但大家的悲欢并不相同。“我们每天都在焦虑讨论的身份，他们可能完全不会考虑，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个身份，也不需要经历这些复杂流程才能找到工作。”她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身份认同感的群体间，只能是“互相交换利益”的关系。

“外乡人。”陈欣说，自己每天刷的是抖音，看的是小红书，追的剧也来自国内。她渴望见到不一样的人，有时中午下班，想找个中餐厅放松，却听见隔壁桌的码农聊着股票、工作、公司等话题，“说的话一模一样”。她以为与一些有艺术背景的男生聊天会有不同，结果对方就开始羡慕她的薪资，并问她怎么转码（转行成码农）。

她眼中疯狂的案例，是洛杉矶的酱香饼卖到60美元一张，却还有顾客络绎不绝地购买，那位摊贩甚至还成了网红，“好像大家都主打一个活着就行”。

现状与她最初的设想不太一样。当初父母送她出国，想的是一条被周围人验证过的保险道路，是下一代通过高学历在海外找到高薪、轻松而体面的工作。但见证不断变化的政策、公司裁员潮与高昂的生活医疗成本后，陈欣开始怀疑，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把自己困在大洋彼岸，放弃那些人生重要时刻的选择是否值当。

朋友、亲人、生活、工作和家庭是她的几个支柱，“但现在我只剩下工作和家庭，别的部分全都‘骨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