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者，在感动而当即决定二刷之余，我从中看到了近一两百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民生的历史性贡献，这种贡献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改善中国国际收支方面。

1820年代以降，中国曾深陷贸易逆差陷阱至少170年之久，侨汇在其中百年以上时间里成为弥补贸易逆差的生力军，海外华侨华人还强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和对华直接投资。

处于当代的我们习惯于贸易顺差连年屡创新高已逾30年，超过一代人，需要回顾深陷贸易逆差陷阱的历史，才能避免轻易丧失艰难赢得的国际收支主动权。

而在“大争之世”招致祸患，才能理解《给阿嬷的情书》中侨批赡养家庭的草根温情如何汇聚江海，托举了中国的大国复兴。

正是基于多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去年在俄罗斯高级官员企业家培训班上，我对学员们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与中国建立紧密经贸联系，得到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八千万华人构成的巨大商业网络。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炎黄子孙千百年来建立起的深厚“血浓于水”感情、文化认同与家庭关系之上。

国际收支平衡对国家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资本和外汇“两缺口”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瓶颈，化解“两缺口”是后发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缺口又很大程度上源于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的外汇缺口；从宏观经济视角看，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状况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

从1980年代债务危机席卷几乎整个发展中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令众多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埃尔多安经济学”神话终结和当前土耳其正在痛苦煎熬的股汇债“三杀”金融危机，

世人已经一再目睹持续贸易逆差/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和外汇缺口如何引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

即使二战之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优等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给中国几乎整整一代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而这场危机的源头，正是当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持续10年乃至近20年的贸易逆差/经常项目收支逆差。

从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德国、日本，乃至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大国角逐中的胜败，也曾深深受制于国际收支和黄金外汇等国际储备短缺。在世界步入“大争之世”的当下，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价值正日益上升。

中国曾深陷百年逆差陷阱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自晚清以来恰恰曾深陷贸易逆差陷阱百年之久，这一状况又是明清鼎革以来中国从“发达国家”逐步沦落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果。

明朝中期，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与欧洲国家、日本、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中处于顺差的优势地位，白银滚滚流入。但明清鼎革开启了中国产业衰败、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格局中地位下降的长期进程，至迟从1820年代起，中国就已经转入持续贸易逆差、白银外流，整个财政、金融体系的基础随之日益动摇。林则徐厉行禁烟，从经济视角看是要挽救清王朝的财政金融体系，而鸦片战争战败的结果则是固定了中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格局。

根据海关统计，从1865年到1936年72年间，仅1872—1876年5年贸易收支为顺差，其余67年均为逆差，[1]累计贸易逆差数额巨大：

——1865—1912年，中国贸易逆差年份逆差累计21.34亿海关两，贸易顺差年份顺差累计2900万海关两，两相抵销，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

——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1914年《国币条例》确立银元为国家法定货币，1913—1936年，中国贸易逆差累计95.67亿元。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继沦陷，贸易收支进一步恶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收回了长期被西方列强把持的海关管理权力，包括晚清以来至关重要的关税财权，但不可能迅速根本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扭转国际收支格局。而且，随着“一五”计划全面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对进口资本设备和必要工业原料、能源的需求大幅度上升，潜在贸易逆差原本还会连续上升相当一段时间。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就是“栽”在这个阶段，因贸易逆差持续高涨引爆金融危机，整个工业化进程夭折，拉美国家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在经济学界诞生了“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术语。

从1950年之后的40年间，中国贸易顺差21年，逆差19年，但其中的贸易顺差年份绝大多数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出口创汇竭尽全力，进口用汇按计划执行，并不能充分反映那时的潜在进口需求。从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1989年12年间，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导向使得工业化前期贸易逆差上升的效应充分显现出来，贸易逆差年份逆差累计513.2亿美元，贸易顺差年份顺差累计38.7亿美元，两相抵销，累计贸易逆差474.5亿美元。

直到1990年，中国方才走出工业化前期贸易逆差上升阶段，彻底扭转长达170年的贸易逆差格局，进入持续贸易收支、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时代。1990年至今，除1993一年之外，我国所有年份贸易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储备规模由此持续高速增长。1990年当年，我国外汇储备就从上年的55.50亿美元翻番至110.93亿美元，到2025年末已达33579亿美元。

1990年代至今，国际金融货币危机频发，正是这一国际收支格局和巨额国际储备赋予了中国远超其它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2009年次贷危机，到头来都成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跃升的契机。在世界正在进入的这个“大争之世”，持续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雄厚的外汇储备，还会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

侨汇弥补百年中国国际收支逆差

有海水处即有华人；从1820年代算起，中国历时170年之久，方才奋力走出贸易逆差陷阱，赢得今天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主动地位；在这一奋斗进程中，海外华侨华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贡献无疑是《给阿嬷的情书》中描绘的侨批——华侨汇款。

最早系统估算华侨汇款总量者当属雷麦，他估算1902—1930年29年间华侨汇款总计约34亿6600万海关两，再加上他此前对1902年之前7年的汇款估算，1895—1930年36年间华侨汇款总数应在38亿海关两以上，这个数额相当于上文计算的1865—1912年中国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的1.8倍。

陈争平认为雷麦的估算方法偏高，采用郑林宽、侨委会数据推算，估算这36年间华侨汇款总数约在30亿—32亿海关两之间，即使是这个较低的估算数额，也相当于上文计算的1865—1912年中国累计净贸易逆差21.05亿海关两的1.4—1.5倍。

贡献如此巨大，无怪乎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价：“弥补巨额逆差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华侨汇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沿海重要口岸相继陷落，华侨汇款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且这一阶段的华侨汇款大量地从赡养家人转为捐赠抗战。

因为这一贡献，以及华人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顽强抗击，在东南亚沦陷之后，当地华侨被日军疯狂屠杀。仅在新加坡一地，日本占领军针对12—50岁华人男性的“肃清行动”（The Sook Ching）残杀人数就多达数万，战后审判证据显示遇难者约2.5万—5万，新加坡华社估算达10万。

新中国建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期，侨汇仍然长期是我国重要外汇来源。建国初期一年侨汇收入约3亿至5亿美元，[2]与此相对应的是，从1950年至“一五”计划完成的1957年，合计净贸易逆差13.7亿美元，平均每年净贸易逆差1.7亿美元，[3]一年3亿至5亿美元侨汇可以抵销贸易收支逆差而有余。这一时期我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启动堪称凯歌行进，侨汇对宏观经济平衡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海外华侨华人还通过带动中国出口等渠道对中国国际收支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典型如晚清土布出口一度重振。

布匹等纺织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出口大项，直到1800年代，土布仍然是仅次于丝茶的第三大出口商品。1800—1804年间，中国土布每年对英美出口量将近140万匹。随着西方及其殖民地印度等地棉纺织工业机械化发展，中国土布出口持续下降，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0—1833年间，每年对英美出口量已经减少到了40多万匹，其后出口量更少。但1870年代之后，中国土布出口颓势逆转，转而逐年增长，从1870年代前期的将近4000担、20多万海关两，一路上升至1890年代前期的88528担、320多万海关两，20年内出口量值分别增长20多倍和10多倍，此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相当长时间。[4]

当时中国土布出口得以增长上十倍，并不是大规模打开了外国消费者的市场，而是海外华人激增，创造了对中国土布出口的需求。

1870年代以降，中国劳动人民大批涌向南洋、美洲各地，从事工农业和小商小贩等职业，这些劳动者与在国内时一样，偏爱坚实耐穿的土布，不喜欢美观但不耐穿的洋布。国内城镇较高收入居民不从事艰苦体力劳动，偏爱美观且价格低于土布的洋布，需要耐穿土布的体力劳动者购买力有限；南洋、美洲华人劳动者收入和购买力普遍高于国内城镇一般中高收入居民，但偏爱耐穿土布，正是他们的需求，扩大了国内土布的总体需求，维持了国内织布农户的生计，也为国内传统手工纺织业赢得了积累和转向发展机器纺织业的喘息之机。

侨汇用途扩大升级

华侨汇款初始之时多为赡养家庭，供养父母、妻子儿女，单身汉要结婚娶妻。随着华侨收入增长和中国国内社会发展，他们的汇款用途日益扩大升级，除供给家人生活消费之外，还会越来越多地投向家人商业经营、修建宗族祠堂、本地公共设施和学堂等等。

许多侨乡由此从晚清起开风气之先，建造了众多西式、中西合璧建筑。

1860年代洋务运动启动后，南洋、美洲侨商开始成规模向国内直接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对国内许多近代产业兴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873年，“半儒半农”的广东南海人陈启源在南洋经商20年后归国，在南海简村创办机器缫丝的继昌隆缫丝厂，成为近代华侨商人独资经营的第一家近代企业，在珠三角引发了设立机器丝厂之风，广东厂丝出口连年激增，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中国土丝出口与日丝竞争的颓势。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用了专门章节、9页篇幅讲述广东继昌隆缫丝厂，足见这个投资项目的历史地位。[5]

1879年，轮船招商局在曼谷募集华侨股金，共有28名侨商入股5万两。翌年在新加坡募股，36名侨商入股65200两，其中广东大埔侨商张振勋入股3600两。[6]1892年，张振勋投资300万两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葡萄酒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台湾商务局、山东平度金矿等主要官督商办企业都募集了侨商投资。

甲午战争之前，在国内独资创办新式近代企业的侨商较少，多数投资是投向了官督商办企业。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大幅度放松管制国内工商业，侨商独资投资国内兴办近代企业者增多。

甲午战争失败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超越祖籍地本乡本土的民族主义精神，侨汇中用于办学、支持革命、抗击外敌战争的非营利性捐赠激增。

捐赠办学最著名者无疑是陈嘉庚，在国内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农业、水产和航海学校，在新加坡创办了道南学校、南侨学校、华侨中学和南洋师范等，有资料称他一生创办、资助的学校合计近120所。

孙中山先生有言，“华侨乃革命之母”，背景是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极其重要作用，仅在资助革命方面，案例就不胜枚举：檀香山侨商邓荫南变卖产业充当起义军费；南洋华侨谢逸桥、谢良牧为支援革命不惜倾家荡产；菲律宾华侨林景书收缩产业，为革命筹集50余万元菲币；……

在抗日战争中，南洋华侨几乎全民动员全力以赴支持抗战，80%捐赠来自工人、小贩乃至乞丐等普通华侨，最令人感慨的是华侨舞女也纷纷慷慨解囊，且个人捐款数额较大，还为此成立了“舞女协会”。1939年11月7日，新加坡华侨舞女成立“舞女协会”；1939年11月12日，协会正司理陈湄湄在《星洲日报》发文《我对于舞女协会的希望》：

“我忠勇之将士，为争取四万万五千民族之自由，浴血抗战，后方民众，自当努力输将。我人已属国民一分子，亦当尽力协助进行筹赈。协会更需督促领导，多募一元钱，便可多除一个世界的公敌，多救一个遭难同胞的性命！”

当时舞女陈玉叶捐一月伴舞工资，林金玉捐叻币110元，曾说其是中华一分子，“我亦应尽我国民之责”。舞女陆妙容捐款500余元，被认为是“从高跟鞋里踢出巨款以救济伤难”。[7]

就总体而言，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捐款总计逾13亿元，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当时国民政府军费43%。侨胞还积极投资国内大后方经济建设，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对持久战经济发挥了输血作用。[8]

此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冷战铁幕严重阻碍了海外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地南洋、美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汇款、捐赠，但突破铁幕阻隔捐赠的华侨仍然不乏其人，数额也相当可观。

从一无所有被“卖猪仔”到达南洋，到依靠勤奋、节俭在当地实现向上流动；从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省下钱来赡养家人，到升华为捐赠支持国内办学、革命、抗击外侮，海外华人的奋斗、侨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秀。

世易时移，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了历史低谷，千百年来海外华人聚集的头号中心东南亚也建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许多华人已经入籍当地，但这种精神我们永远应当珍视、保持、弘扬，这段历史、这一文化传统永远是全世界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财富。未来的中国国运必然还会经历跌宕起伏，只要有这种精神，这种文化，这种凝聚力，我们就满怀信心坦然直面未来的历史考验。

参考文献：

[1]根据【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数据整理，表E1“亚洲：对外贸易总额现价”中国部分，第549、552、55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2]陈玉杰：《以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为契机，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4期。

[3]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表51“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整理计算，第66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4]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3、97页；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71—1172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5]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五章“中国资本主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及其和内外势力的联系和矛盾”，第六节“近代机器缫丝业”，第二小节“广东继昌隆缫丝厂”，第1407—141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538—154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7]《“买了花，救了国家”人们含着热泪，争先恐后慨解义囊》，《南方都市报》，2025年9月25日。

[8]《抗战时华侨捐款侨汇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北京晚报》，201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