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由恶霸、刻薄女和漫画宅男组成的政权，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民主会陷入困境，遭受那些在更好时代根本不可能被允许靠近美国政府的人的攻击。当面对一个以钓鱼和污言秽语替代治理的政府时，其他美国公民能做什么？关心民主和法治的人，如何应对那些不断选举出一群似乎全是本我、毫无超我的公职人员的选民同胞？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汤姆·尼科尔斯深度评论，题为《美国，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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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德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自战争期间逃往美国后首次访问欧洲。一年后，她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探讨了她所谓的“纳粹统治的后果”。她发现，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美国相比，旧世界在公民成熟度和责任感方面有所欠缺。她指出，“西欧各民族已养成将不幸归咎于某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力量的习惯。”她认为，相比之下，她的第二故乡享有某种清晰的公共视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公民拥有美国人的政治成熟度，对美国而言，一定程度的责任感，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适度节制，几乎是理所当然的。”阿伦特并非在颂扬一个完美的美国；她是在赞扬一个以成人般的理智和自控力对待政治生活的民族。

然而，阿伦特，以及任何明智的观察家，都不可能对今日的美国做出同样的评价。

如今的美国，其公仆们的行径与网络喷子无异，用粗俗和污言秽语来转移批评。白宫新闻秘书回答自由媒体成员的提问，一个关于谁安排了美俄总统会晤的严肃问题，竟说“你妈安排的”。国防部长取消DEI及其他政策时宣称“我们受够那狗屎玩意儿了”。副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称对话者为“傻逼”。而美国总统本人，在面临针对其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时，竟发布一段AI生成的视频，画面中他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越同胞头顶并朝他们倾倒粪便。

这些都不是成熟的成年人的行为。这是一群粗鄙之人，在他们不胜任的职位（包括总统职位）上胡乱挣扎时，展示其无能的例子。

美国不会因为副总统觉得说脏话很“酷”就垮掉，美国公共生活的幼稚也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但在所有这些污秽之下更大的危险在于，特朗普及其朝臣们正利用粗俗来转移视线，将幼稚作为手段来麻痹社会，磨损社会对各种掠夺行为（包括腐败和暴力）的抵抗力。当美国军方在海上杀人，而万斯回应称这可能构成战争罪的指控说“我他妈才不在乎你怎么称呼它”时，其目标不仅是为了提升万斯自己的“男子气概”；更是要迫使他人接受法外处决的想法。

一个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由恶霸、刻薄女和漫画宅男组成的政权，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民主会陷入困境，遭受那些在更好时代根本不可能被允许靠近美国政府的人的攻击。

多年来，特朗普一直是“三流角色”的守护神，吸引着那些因各种原因似乎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的人。有些人持有的观点过于极端，除了特朗普政府，任何其他政府都无法容纳。斯蒂芬·米勒的可憎观点，包括他附和希特勒言论以及指责总统的批评者是恐怖分子，会使他在任何其他政府中成为累赘。然而，这类被特朗普任命的人，则利用忠诚作为桥梁，跨越了自身能力不足与所担任职位之间的鸿沟。不少事例表明，现任团队中的许多人知道自己力不从心，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行为粗鲁、有失专业。

想想斯蒂芬妮·格里沙姆的坦率承认吧，她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新闻秘书，后来离开了特朗普。2021年，她向《纽约》杂志解释了她最初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

公平地说，许多理性的人初到华盛顿时也会有同样的敬畏感。但格里沙姆承认了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我以为特朗普是唯一能把我带到那里的人。我作为一个单身母亲，以及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对自己缺乏信心，我想，‘好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没人会真的想要我，但这些人想要。所以我要留下来。’”

这种不安全感会在公共生活中表现为幼稚和喷子行为。或者，也许这种行为仅仅是其顶头上司的反映。像所有校园恶霸一样，特朗普粗俗不堪，并围绕着一群不会挑战他的人。因此，他的任命者们非但没有承担起作为公仆的责任，反而效仿“老板”的浅薄虚张声势。他们不是向总统提供建议，而是试图安抚他。他们不展示领导力，而是用对特朗普的忠诚取代自己的尊严，并竭尽全力避免被“索伦之眼”（电影《魔戒》黑暗魔君索伦的化身与象征，邪恶、监视与压迫的巨大眼眸）盯上。

无论他们不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其结果都是糟糕的政策和被腐蚀的民主。公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也得不到重要问题的答案。关税？通货膨胀？移民？和平还是战争？谁该为这些选择负责？

显然，你妈。

当权者的腐败、虚伪和无能，或许还不如特朗普支持者愿意容忍这一切更令人震惊。到目前为止，任何其他总统都会受到国会或选民的制约。然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的基本盘似乎几乎渴望原谅他的任何行为，除了可能与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牵连。

但特朗普的民众支持率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神秘。各种政治倾向的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受到网络迷因和虚假信息的毒害。他们沉浸在一种将一切都视为后现代反讽式轻率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之中。也许特朗普的选民已经变得像政府成员一样，乐于看到总统及其圈子在受到挑战时倾泻而出的污言秽语。特别是白宫在社交媒体上的做法，这些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已成为MAGA运动中更显眼的参与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提出了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政治时刻。

他从法语引入了一个词来描述一种超越暂时抱怨的、根深蒂固的愤怒：怨恨，一种源于不安全感、模糊的嫉妒和普遍化的怨恨情绪的结合。被这种情绪吞噬的公民希望把他人拉低到他们自认为不被赏识的境地，并找出替罪羊来承担他们真实或想象的不幸的责任。他们被不满和持续、无定向的受伤害感所驱动。因此，他们将政治视为向几乎所有圈外人进行报复的方式。一位在2019年政府停摆期间失业的特朗普选民捕捉到了这种心态，她大声说道：“他没有伤害到他需要伤害的人。”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就意识到“怨恨”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危险信号：标志着社会已成熟到可以衰变为威权主义。而这正是特朗普及其最忠诚支持者中存在的幼稚和粗俗所蕴含的危险所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事关国家乃至全球的重要议题，仅仅视为刻薄笑话和低俗网络迷因的素材。这种浅薄的行为会导致支撑民主的道德和公民精神的麻木。

那些愿意接受“你妈”作为重要问题答案的人，是已经认定民主是一场被操纵的游戏的人。对其中许多人来说，政治进程似乎不是解决共同问题和制定稳健政策的手段。相反，他们将其视为又一次斥责同胞的机会。他们可能支持像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并非因为他们期待负责任的政府，而是因为这类候选人承诺去伤害“对的人”，去羞辱他们、让他们贫困，甚至可能枪毙他们。

当面对一个以钓鱼和污言秽语替代治理的政府时，其他美国公民能做什么？关心民主和法治的人，如何应对那些不断选举出一群似乎全是本我、毫无超我的公职人员的选民同胞？

也许最重要的是，其他美国人应该以身作则，示范他们希望在朋友和邻居中培养的行为。民粹主义的“怨恨”不一定是由不平等产生的。它是由一种对不平等的感知、一种被他人看不起的感觉所驱动的。这是一种对关注和情感投入的需求。但试图满足这种需求是徒劳的：例如，在社交媒体上，特朗普的一些选民似乎尤其愤怒，并非因为论据，而是因为冷漠。他们钓鱼行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获得关注，然后恐吓他人。

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属于亲民主联盟的美国人应该抵制这样的邀请。负责任的公民必须用比那些行为像小学生的官员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特朗普往下，那些抛出恶毒诱饵的全国性人物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他人进行争论并降低自己的水准，从而证明无人占据道德制高点。当这些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咒骂或行为粗鲁时，他们可能希望并期待他人也会效仿。

尽管以牙还牙地回击很诱人，但更好的方法是示范成熟的行为，并要求那些受薪服务于公众的人同样做到。当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用“你妈安排的”来回答记者S·V·戴特关于谁选择了可能的美俄峰会地点的问题时，戴特回短信说：“你觉得这很好笑吗？”莱维特随后变得像恶霸女王雷吉娜（《童话镇》中的角色）一样，称他为“极左骗子”，并拒绝回答他的“狗屁问题”。莱维特后来在X上发布了这段交流，戴特在那里回应道：“现在感觉好点了吗？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吗？请作答，谢谢。”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再次提问，不断追问。

这并非米歇尔·奥巴马“当他们低劣时，我们高尚”的论点。相反，这是一种认识，也是一种恳求，即希望取代现任政府的选民和候选人必须将自己呈现为稳定、负责任且成年的替代选择，以对抗一群喷子和无能之辈。现在，对像皮特·赫格塞思这样的人伪装的大男子主义蠢行，正确的回应不是制作迷因视频和给国防部长起外号；而是提醒人们，赫格塞斯行为像个青少年，并试图用关于肥胖士兵的愚蠢诽谤来分散美国人的注意力——因为皮特·赫格塞思根本不称职。

像大多数需要一些“成年人的处理”的事情一样，这种方法在情感上难以令人满足。而且，如果足够多的美国人已经满足于将屎尿屁笑话作为公共政策，那么这种方法可能收效甚微。在个人生活中，希望恢复国家政府成熟度的人必须向周围的人明确表示，有些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即使这意味着要冒着个人关系破裂的风险，例如来自三军统帅的校园式嘲讽和粪便相关的胡言乱语。

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护栏是容易被摧毁的。重建它们需要时间——因为它们必须由我们每个人，通过做出关于我们想要如何生活的、小而重要的决定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