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去年隆冬的一个深夜，王青战战兢兢地踏入位于波黑与克罗地亚边境一条小河，河水寒冷刺骨。他全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但仍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林中藏匿数小时，等待蛇头派来接应的车辆。王青来自中国山东，当时只有19岁。

王青是近年来数以千计偷渡进入欧盟的中国走线人之一。他们大多选择德国为终点站，并在当地申请政治庇护。

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事务局（BAMF）的统计数据，近5年来中国籍庇护申请人数量持续攀升。在今年1月到11月，共有1600名中国籍人士在德国寻求庇护，是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今年9月，中国在寻求庇护者来源国排行榜中名列第八位，仅次于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等境内有战争与冲突的国家。

在欧洲走线的中国人通常先抵达塞尔维亚，再坐大巴经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前往波黑与克罗地亚的边境地区。

美国梦碎 走线欧洲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通过中南美洲国家非法入境美国、寻求庇护。这种偷渡的方式又被称为“走线”。

自从去年7月起，由于厄瓜多尔取消对中国人免签政策，美国政府加强管制移民穿越南部边境，并在全国范围内抓捕和遣返非法移民，中国人走线美国的困难遽增，即便抵达美国也前路茫茫。因而，一些中国人转而走线欧洲。

一个化名为Anthony Park的中国人，近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经营民宿，专门接待中国走线人。他同时活跃在通讯平台Telegram，向移民提供俗称“大包”的协助偷渡服务。

他告诉记者，从今年2月起，因为美国政府强力打击非法移民，中国走线人打消赴美念头，他的美国业务量暴跌了7成。

“现在有很多客户偷渡去欧洲，德法荷西意。”他说，这是因为“去美国去不了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欧洲了。”但他也称，不少人只是向他咨询走线欧洲的情况，“问问就没下文了”，人数也不如以往前往美国的多。

走线欧洲的中国人大多先飞到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再坐大巴取道波黑。他们在波黑边境城市比哈奇徒步穿越山林，进入邻国克罗地亚。位于东欧的塞尔维亚与波黑都对中国公民免签，而比邻的克罗地亚则属于申根地区（包括欧盟大部分地区以及挪威和瑞士等几个非欧盟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之一，从该国前往其他申根国家一般不需要出示护照或接受边境检查。走线人在抵达克罗地亚腹地之后，再搭乘火车、汽车经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继续西行。

王青就是循这条路线进入欧盟的。过程中，他曾多次遭到克罗地亚边境警察强制驱逐、遣返回波黑。长期以来，克罗地亚边境警察被指控对非法越境的移民实行暴力驱赶。与王青同行的其他中国走线客也曾被警察施以胡椒喷雾、遭遇手机被损毁等情况。

多次自行走线失败后，王青花费约2000欧元雇用蛇头，跋山涉水，为了躲避警察而滞留边境农户草棚多日。启程一周之后，他终于抵达德国寻求庇护。

这条经塞尔维亚、波黑前往西欧的路线属于“巴尔干移民路线”，多年来都是来自中东、北非、南亚的移民非常规进入欧盟的热门路线。近两、三年间，在试图通过这条险象环生的路线进入欧盟的移民群体之中，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此类非法越境也酿成了悲剧，在今年10月，一艘载有至少10名中国公民的船只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多瑙河倾覆，造成1人死亡。两国警方相信，事发当时这一船人正试图非法越境。

离乡背井

记者在塞尔维亚、波黑和德国等地采访了超过20名中国走线人，他们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属于不同年龄层，背井离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郊的一座难民营里，记者遇见一名中国中年男性带着年幼的女儿走线，在难民营暂时落脚。他自称是中国政府损害人权政策的受害者，希望到欧洲寻求政治自由。

但更多的走线人并非政治异见人士或受政治迫害者，而是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迁徙的经济移民。他们有的曾在中国经营小本生意，在疫情封控期间生计遭受重创，或因经营不合规，不堪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力而出走。有的人负债累累，即将被列为失信执行人，于是赶在被限制出境之前离开。也有求职不顺、长期失业的青年人，孤注一掷到欧洲谋求出路。

难民营管理机构的统计显示，位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郊的两个难民营都曾有中国籍人士留宿。

王青初中辍学，在中国打过各类杂工。“国内工作比较累，没有时间休假，还总是被拖欠工资。”在2023年起，他再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最终决定在父母的资助下走线欧洲，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

除了遭遇经济困难之外，不少走线欧洲的中国人还对食品安全、公共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存有忧虑。他们对未来，尤其是下一代的发展前景失去希望。

43岁的张鸣曾是远洋船上的船员，收入可观。但他说，跑船是对体力要求高的“青春饭”，无法为家人带来长期的保障。“跑船虽然挣了一点钱，但是就怕家里人生病了，挣的那钱就不够了。”

令张鸣决心出走中国的另一个因素是孩子的未来发展。张鸣称，他正就读小学的两个孩子在学校需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穿迷彩服、唱红歌，他对此颇为反感。同时，高竞争的教育环境、高企的青年失业率，也令他担心他们未来的求学、就业前景。

“我改变不了目前中国的状况，我只能逃离。”张鸣早前雇佣蛇头，从塞尔维亚偷渡到匈牙利，最终在德国寻求庇护。

许多中国走线客长途跋涉来到波黑边境城市比哈奇，试图越境进入欧盟。

抵达德国之后

中国走线人抵达德国、提交庇护申请之后，会在数个月内流转各层级的难民收容中心。他们首先会被安置在规模较大的营地，再一步步分配到德国各地的中小型难民营。

小型难民营大多位于较为偏僻的小镇，有的由学校、社区中心、体育馆等废旧公共建筑改装而成，也有由酒店改造的安置点。庇护申请人居住空间的条件优劣，有时纯靠运气。不过，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通常会被分配到独立房间，而单身男性往往与室友同住。

王青最初抵达大营地时，发现居住条件并不如想象中好，顿时产生了心理落差。他和其他单身男性被安置在一座大帐篷分隔出来的小隔间里。“不过后面慢慢的往下分营之后，就感觉德国挺好的。他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只是想要让你们过得更舒服。然后总是在帮助我们。”

德国的庇护制度保障申请者有免费食宿、健康保险和社会融入课程，每人每个月可领取约400欧元的津贴。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德国为寻求庇护者提供的条件相对优厚，因此在欧洲走线的中国人大多向往德国。

在多个中国和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在近年偷渡欧盟的中国人现身说法，记录走线路途和申请庇护的流程。在YouTube上，关于欧洲走线的影片大多强调路途成本低、庇护申请人享受高福利。在记者采访的中国走线客当中，不少人都是通过这些影片而计划走线欧洲，并按图索骥来到欧盟边陲。

其中一则影片在YouTube上累计了超过36万观看量，一名22岁的中国青年自述他通过巴尔干路线偷渡到德国的经历。他不讳言，在德国，他享受庇护申请者的津贴和免费住房，同时打黑工、不交税。

在影片之下，许多评论的网民批评他滥用了德国的难民庇护系统，并且长期来说，可能阻断了真正需要寻求庇护者的通道。亦有一则评论写道：“这些做法看似自己占了便宜，事实却是让整个华人群体越来越难得到西方社会的尊重。”

对走线客的批评意见包含滥用德国难民庇护制度，也有人认为这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图为一座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难民收容中心。

有许多中国走线客是在网路上看到前人的影片，按图索骥前往欧洲。图为一名庇护申请人在难民收容中心的床位。

目前，约有16万名中国籍人士生活在德国，但这并不包括已入籍德国的华人。德国华人社区的实际规模更大，而近年走线抵德的中国人只占其中极少的份额。

德国近年社会住房紧缺、教育资源紧张，一些民众认为根源是近十年来的移民潮。

关于移民、难民政策的讨论喧嚣尘上，持续撕裂德国社会。在今年年初德国联邦大选中，移民也是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最终，中间保守派（CDU/CSU）在大选中斩获最多选票，而主张反移民的极右翼的选择党（AfD）得票率排名第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结果折射出德国选民对此前左倾政府经济、移民政策的不满。

新任总理梅尔茨（Friedrich Merz，又译默茨）主张加强德国边境检查、收紧庇护规则。在他上任后首场联邦议会演说中，梅尔茨批评前任政府“允许了太多无监管的移民进入，也让太多低技能劳动力进入我们的就业市场，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过他也强调，德国依然是一个移民国家，未来仍需要移民。

留下或是离开

在德国执业的华裔律师袁沛博告诉记者，德国右翼保守政治势力的抬头和梅尔茨政府的移民政策主张，目前对已经抵德的寻求庇护者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

袁律师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代理中国人在德国申请庇护的案件，在2、3年前，他开始接触到通过巴尔干路线来到德国的中国客户。他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德国成为法律意义上得到认可的寻求庇护者，“是他们能获得任何形式有限居留身份的唯一途径”。

中国籍人士在德国的庇护申请通过率一向偏低。根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事务局的数据，今年1月到11月，当局对约2000宗涉及中国籍庇护申请人的案件作出裁决，其中过半数遭拒。

袁律师称，申请人在提交庇护申请后约一年内会收到裁决结果，若当局拒绝庇护请求，申请者仍可上诉，整个流程可能长达2到3年。而如果德国当局计划遣返这些走线人，必须证明他们的身份确是中国公民，还需要中国使领馆的配合。据袁律师所知，德国遣返中国籍庇护申请人的现象相对少见。

即便庇护申请最终遭拒，寻求庇护者若能证明有稳定收入和依法纳税、持有真实身份文件及达到融入要求，仍有可能获得长期居留身份。

在比哈奇附近，多名中国走线人在公路边步行，找寻进入欧盟的路径。图中人物并非受访者。图像来源: Zaoyin Feng/DW

这正是张鸣寻求留在德国的路径。他的庇护申请早前遭拒，但他获得“容忍居留”身份，即暂时没有被递解出境的风险。在获得德国工作许可之后，他曾在一个知名国际电商平台的旗下仓库和本地食品工厂工作。自从他开始打工、获取薪资起，他就不再享有每月的零用金，但仍可在难民营中免费住宿。

“当初虽然是通过非法途径进来的，德国政府管吃管住，并且融入课还免费，这些都是花德国纳税人的钱，所以自己要有感恩的心，通过工作缴税的方式再反哺回去。”

约1年之后，张鸣有望申请长期居留。他希望尽快把妻儿接到德国团聚，在此落地生根。

而同样通过走线穿越巴尔干来到德国的王青，则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德国的就业培训课程以英语、德语授课，对他来说有相当大的学习障碍。“基本上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他说。而他所在的难民营中，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的房间里没有Wi-Fi和手机信号，他因此常常感到孤单。

抵达德国三个月后，王青的庇护申请仍在审核中，但他思乡心切，在今年农历新年前，他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金购买机票返回中国。他听说，要获得德国长期居留需要多年，期间无法见到家人。“就为了这么一个身份，就觉得不值得。我一直在纠结，稀里糊涂地把机票买了，也不能退了，然后就回国了。”

王青的选择并非个例。与他一同走线的中国人当中，也有其他人在抵达德国后发现现实不如期待，选择离开。有的人对庇护申请前景感到悲观，转而到对移民监管较为宽松的南欧国家。也有的人不满足于每月的零用金，希望尽快挣钱，索性到中东、东欧等地打工。

有的走线人最终仍选择返回中国。图为一名中国走线人多次越境遭遇强制遣返之后，在比哈奇的酒店休憩。图中人物并非受访者。图像来源: Zaoyin Feng/DW

回到中国后，王青一度后悔。当他顺利找到工作，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后，又不幸再度遭遇拖欠工资。

“我对中国感情很复杂，它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有的时候想要做出一番成绩，做不出来，想平平淡淡生活，也做不到，总感觉很被动。”他说，在德国短暂的寻求庇护经验中，他的诉求都得到社工的重视，但在中国，当他遇到不公，似乎只能忍受。

愤懑之际，王青决定再度走线欧洲。今年夏天，他轻车熟路地重返巴尔干路线。他说，跟去年冬天第一回走线时相比，这次一路上他遇到的中国走线客，人数似乎比之前更多了。

不过，抵达欧盟之后，王青却没有返回德国的难民营报到，只是在欧洲各国观光散心半个月，又回到了中国。

他说，在未踏足海外之时，他曾经向往国外的生活。亲身在欧洲走线两趟之后，他却对移民海外生活“祛魅”。“跑了这么一大圈，国外确实和我想象的一样好，但不适合我，那种美好不是我想要的，”王青说，“我的身份在那里是没办法融入，因为我一直在国内生活长大，我很难改变。”

两度走线的戏剧性经历，仿佛是这个年轻人的成年礼。这回他的决定果断而决绝。

“在外面到处跑很累，我还是需要我的家人，所以我以后不会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