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特朗普执政百日的政治趋势，认为一种三角权力结构正显露雏形。一是特朗普个人空前的扩权野心。在联邦政府内部，特朗普完成了从“反建制”到“超体制”的执政风格转变，效仿罗斯福、尼克松以“国家主义”之名，掩盖个人意志的非常态扩张。二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右翼高度明朗化的金钱政治。他们积极介入政坛，意图推行否定民主程序的“凯撒式强人政治”，以便为技术发展“大开后门”。这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献金与华尔街政商旋转门。三是以J.D.万斯为代表的新右翼精英的夺权之路。万斯力主以“文化战争”推翻“左翼政府”，却不得不依赖个人效忠来实现党内的权力进阶。其后果是跨党派协商机制被架空，国会降格为“程序性投票”的表决机器。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权力三角关系，已形成与联邦政府近乎平行的施政体系。联邦政府作为“执行员工”，与掌握权力的“影子董事会”相配合，实质上建立了以特朗普个人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呈现出“CEO治国”的倾向。

本文认为，特朗普对“去制度化”执政模式的依赖，深刻反映了美国民众的集体心态：选民寄希望于政治强人的强势手段来推进改革，而不愿以更长远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这种对程序的抛弃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性质疑。而那些本应连贯的施政方向，可能随任期更迭反复推倒重来，最终使美国复兴的图景变得愈发遥远。

特朗普的国家权力构想

美国政治的发展正偏离正轨吗？抑或说，选择特朗普本身就是个错误吗？

这已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核心政治问题。

执政百日，特朗普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放开加密货币监管到精简行政机构，再到大幅提高关税征收基准。随之引发了股市的激烈震荡，宏观经济指标几乎处于衰退的边缘。“（特朗普）住手！”运动继而席卷全美，抗议者要求特朗普停止改革，恢复传统的政策制衡机制。他们认为，这场人为造成的“特朗普衰退（Trumpcession）”正触发1929年级别的大萧条，而特朗普本人对其并无清晰的感知。

这场示威运动实质暴露出一个制度性困境：在常规选举周期之外，美国民众几乎没有手段能够约束这位总统。传统的制衡机制，例如国会通过立法行使否决权或由联邦法院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在特朗普的“政治忠诚者”掌控多数国会席位和其团队最大化利用总统豁免权的现实面前，均难以发挥效力。

与此同时，一个由硅谷科技精英、风险投资人、新右翼知识分子等组成的特朗普非正式顾问网络正显露雏形，形成了与联邦政府近乎平行的决策体系。这一“影子官僚集团”通过私人渠道（例如海湖庄园集会）和民间智库组织来施加政治影响力。这些精英拥有广泛的政治社交网络，能够深入接触各级政治人物和准政客，其政治参与程度远超传统利益集团。这一体制外干政的模式加剧了决策进程的不透明度和政策的碎片化。

美国怎么会变成这样？美国的发展在偏离正轨吗？2016年，正因为形成了同一个社会共识，特朗普得以在传统政党政治中脱颖而出，赢得大选。彼时的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存在严重的财政浪费和制度僵化，难以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民众因此期待着特朗普能够“颠覆规则”，真正触及到行政系统的积弊，使之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路线。从当时的视角看，特朗普算得上一位“政治强人”——他以“沉默的大多数”之名绕过了政党中介机器，而且近乎改造了共和党本身。MAGA的支持者认为，特朗普不仅能带领美国政体回归宪政传统，更能带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全方位复兴。

然而行政转型何时出现了偏差？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失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特朗普有意以授权过高的行政令推进改革，而马斯克的团队招募又缺乏规范的筛选和培训程序，在团队成员机械性地推进裁员流程时，使得单方面裁撤核安人员和教育部等敏感部门的行为具备了可行性。期间“团队成员涉嫌索贿”的传闻更使人们认识到，这场为精简机构所作的改革，反而催生出更为庞大复杂的影子治理结构。而这种行政权的扩张并未带来更多惠民举措，反倒因为明面上公共部门的裁撤，使得社会福利也被相应削减，民生保障水平显著下降。

美军也门空袭“拉错群”的泄密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治理风险。在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赛思、国务卿鲁比奥在内的群聊里，18名官员以轻松愉悦的氛围商议着涉及数百人生命的军事行动，完全规避了常规的国安评估流程。这让人们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去制度化行为在突破行政桎梏的同时，也使得施政结果高度依赖执行者个人的判断和能力。如今特朗普关税政策面临的争议，例如基准指标和适用范围设定合理性的问题，便是这种管理模式缺陷的又一体现。

总的来说，美国民众关于“发展路径”的焦虑，恐怕再一次回到了美国“衰落还是复兴”之争的讨论上。对文明周期的论争和对历史坐标的判定，直接关系到美国民众需要何种执政模式，选择何种总统类型的问题。无论公众对特朗普持什么态度，其体制外扩权的倾向已表露无遗。如果说在第一任期，特朗普以行政令和危机叙事绕过制衡程序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他应对党内外多重掣肘的一种策略，那么到了第二任期，在反对势力式微的背景下，特朗普仍持续将重大决策移出常规治理渠道，显露出明确的制度规避意图。特朗普究竟试图构建何种权力结构？在“特朗普主义”超越美国本土政治，成为全球民粹主义运动的范式时，我们能否穿透其话语和修辞的表层，解构其“国家改造方案”的实质？

▍从反建制到超体制：“国家主义”叙事下的非常态扩张

特朗普政治以“反建制、反精英”为核心特征，通过将对手塑造成“人民”的对立面，他成功构建了超越传统政党结构的权力基础。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的核心在于推崇单一、同质性的人民，是一个排斥性的虚指，因为“民主”之下的人民本应是一个涵盖平民与精英的包容性概念。通过煽动对精英阶层、特别是体制内精英的反对，被广泛动员的民众没有成为新的政治力量融入体制，而是被号召起来推翻自己的政府。例如2021年特朗普以“舞弊论”削弱民众对选举程序的信任，最终导致了国会山骚乱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讨论特朗普权力的非常态扩张，可能很多人感觉是必然的，也有老生常谈之感。

弗朗西斯·福山曾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归咎于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而特朗普的反建制行为又加速了政治衰败的进程，而绝非MAGA支持者所声称的将进程逆转。福山认为，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官僚系统将回归“近亲繁殖”——大量政治亲信被任命到关键岗位，专业官僚随之被边缘化。他呼吁，唯有赋予一线公务员更多自主权、号召更多高素质的青年去做公务员，美国官僚系统的低效运作才能得到改善。换言之，福山认为美国行政系统应当在放权中扩权，而非特朗普在收缩中集权的路径。

福山在一定程度预言了如今的现状——特朗普任命亲信的行为几乎不受制度阻碍，行政系统随之带有强个人特征，削弱了政府运作的中立性和公众的信任感。但有批评者认为，福山对“好的体制”的理解——执着于民主体制的规范性，使理论停留在理想层面——不仅难以对其他政体的有效性作出更深度的解释，更无力对美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作出恰切的回应。那么，在制度衰败和个人意志崛起之间，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反建制运动能否在带来改革成果的同时，不使权力被个人攫取？换言之，民众对既有制度的反对能否直接转化为对制度更新的诉求？

本文虽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但从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出，反建制运动虽然为个人扩权提供了路径，却非必然结果。例如日本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运动”，将诉求集中在阶层利益表达层面，最终推动了反腐败、福利改革等制度革新，并未导致权力向个人集中。而西班牙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政党，虽然在议程上设置激进，但仍保留了党内协商的参与程序，具有明显的集体领导特征。这或许侧面反映出，特朗普权力的非常态扩张一直存在合法性争议：在绕过代议制民主机制之后，他该如何处理民众赋权与权力制约之间的关系？他又该如何解释那些不符合MAGA支持者利益的政策？

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转向“反建制—超体制”，与其跻身政坛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受制于传统两党之争，他并未选择成立新的政党，而是将自身政治诉求“寄生”在共和党议程之上。在特朗普上台后，共和党内部也未放弃“改造”特朗普、使之重新建制化的尝试，这也使得特朗普倾向于将决策停留在白宫之内。正是这种执政习惯的培养，便利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将行政令和紧急状态常态化，呈现出“超体制的个人统治”特征。这种路径依赖的辩解隐藏了特朗普自身的扩权意愿。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充分意识到了，过度暴露个人扩权的野心存在叙事和话语脱节的风险。在第二任期，随着权力制衡机制的弱化，特朗普不再需要通过基层动员来推进议程，诸多政策开始明显背离主流民意，例如关税政策和福利削减直接拉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损害了作为其关键票仓的底层白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以J.D.万斯、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右翼精英，试图以重商主义或国家主义范式为其重新提供正当性。他们以“国家保守主义者”（Natcon，National Conservatism）自诩，强调国家干预立场，与“新保守主义者”（Neocon，Neoconservatism）的国际主义倾向和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立场作了区分。

在历史叙事的重构中，这种合法性赋权的意图更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将特朗普比作罗斯福或尼克松，虽然这种类比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在“特朗普新政”的比喻里，“危机叙事”与“有为总统”的元素被着重突出，并展现出将特朗普描述成“精英的背叛者、蓝领阶层的代言人”的意图，尽管这一“站位”已不贴合他的施政方向。“新政”叙事通过将非常态的危机常态化，使特朗普个人权力的扩张归拢于行政权扩张之下。而在与尼克松的类比中，他们重点突出了他在外交政策对“美国优先”战略的贯彻，描述特朗普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下，灵活处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并基于国家利益“务实地”调整政策。然而这种类比有意忽略了两位前总统将行政突破合法化、制度化的趋势，罗斯福的行政权扩张最终通过一系列新政核心法案得到背书，尼克松的对越政策更受到了《战争权力法案》的制衡。而特朗普的政策虽具备“国家主义”视角，但因缺乏国家维度的考量，导致其许诺始终停留在个人层面，最终使治理动机频繁遭到公众质疑。

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反建制运动看似打开了“权力的黑箱”，暴露出联邦政府运作的弊端，但这一揭露没有导向更加平等、透明的治理模式，反而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超体制架构。虽然新右翼精英试图以国家主义话语为其提供辩护，但也难以处理其中的矛盾：为何一个由“人民赋权”的总统，反而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以国家之名不断地压制民众的诉求？而特朗普极端实用主义的治理风格，也使特朗普主义成为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难以看出其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在此背景下，对特朗普的非正式顾问网络的观察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对国家权力的构想，或许将决定后特朗普时代美国体制的演进方向。

▍从技术威权到自由意志主义：“雅文主义”的新政治实验

近年来，硅谷精英的意识形态右转与其政治参与模式的转变几乎同时发生，他们逐步放弃了传统政治献金的幕后策略，公开登上了政治舞台。从埃隆·马斯克主导政府效率部，到斯里拉姆·克里希南任白宫的人工智能高级顾问，再到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宣布竞选俄亥俄州州长，并被视为“共和党内第三热门的总统候选人”……硅谷右翼的参政名单有很长，并通过资助竞选资金与各州政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已成为现今美国政治生态里难以忽略的一股势力。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可能很多人会回想起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在2021年的白宫电动汽车峰会上，拜登邀请了通用、福特和斯泰兰蒂斯（克莱斯勒母公司）的高管与美国汽车工会（UAW）的代表一起见证“加强美国电车领导地位”的支持性行政令的签署，却将马斯克排除在外。特斯拉一直占据美国电车市场的最大份额，拜登邀请的车企却多面向传统油车市场，这在马斯克看来十分荒诞，并成为他与民主党关系破裂的关键点。美媒分析认为，马斯克未被邀请的原因可能很大程度来源于工会而不是拜登本人的意愿。马斯克因不认同UAW条款，并未让特斯拉工厂加入UAW。但无论真实原因如何，马斯克之后不再以跨国资本“凌驾国界之上”的姿态与政治保持距离，他在次年的中期选举中开始公开表达对共和党的支持，并在新收购的X平台上为其宣传，积极投身到政治之中。

一些仍支持民主党的硅谷精英批评道，特朗普具备“在商言商”的特质，在与硅谷右翼接触后，他直接将放开对加密货币和AI领域的监管、取消反垄断审查等政策写入执政计划中，使得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容易被收买的总统”。尽管这种批评纯从功利角度出发，并未解释硅谷右翼的意识形态中驱动其转向的特质。

对此，有一种分析认为，硅谷精英长期以来在社会价值上的左倾掩盖了他们在经济权力上的保守看法。很长时间以来，硅谷精英被认作是自由进步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例如倡导多元包容的职场文化，支持种族平等，宣传LGBTQ+的权益等。然而这种进步主义倾向将阶层和经济结构议题排斥在外，有诸多现象显示，硅谷精英更倾向于维护自由市场，反对社会福利等再分配政策。

在硅谷右翼的思想源流之中，一个名字悄然浮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他没有竞选公职，没有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也没有参与立法或行政工作。然而，他的思想却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正悄悄渗透进美国右翼的政治体系，改变着人们对民主、政府和权力的理解。雅文被vox媒体称之为“花最多时间考虑如何推翻美国政府的人”，也有评论称，“他以一种吸引科技行业中自由主义青年的方式包装了旧的‘反动思想’，并最终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极右翼思想。”

柯蒂斯·雅文思想激进，长期以来处于右翼边缘，最为出名的观点当属“大教堂”理论。雅文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精英、媒体和学术机构长期以来就像宗教领袖，设定了民众可说、可想的话语范围，并形成了自由主义霸权，导致整个社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向左转向。雅文利用美国民众对“深层政府”的反感，宣称政府掌握着可见的权力，而“大教堂”掌握着美国真正的权力，唯有“凯撒一般的人物”运用超越日常宪政秩序之上的非常规手段才能夺回政府。传统保守派主要不认同他关于“凯撒”的部分，然而如今这种想法已被新右翼接受。如今雅文周围聚集着像J.D.万斯、泰德·克鲁兹和马可·卢比奥等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柯蒂斯·雅文最为巧妙的一点是，他将硅谷精英对技术的崇拜转化成了对强人的崇拜，从而触及了美国政治哲学中“自由”与“民主”这两种根本价值的实践冲突。硅谷文化中长期存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底色，即对个人绝对自由的宣扬。在自由意志主义中，人们仅承认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否定实质性的结果平等。雅文在此基础上延伸，承认个体能力存在差异，认为过分强调平等会损害个人自由，而民主会阻碍最好方案的实施。彼得·蒂尔与柯蒂斯·雅文有十余年的交情，并将其尊崇为“蒂尔宇宙的御用哲学家”（“蒂尔宇宙”取自“漫威宇宙”，表达“蒂尔朋友圈”的含义），蒂尔也曾表述过类似看法：“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

柯蒂斯·雅文进一步设想了他的理想世界：人们的生活将被大大小小的“君主制”围绕，苹果电脑这一产品便体现了“君主制”所带来的好处和便利。大概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民众的接受度，雅文一直在使用繁复的比喻表达他的理论，但我们不难从苹果公司出发，理解雅文的真实意图。在乔布斯在世时，硅谷曾掀起对其公司管理模式的模仿热潮：在苹果公司内部，一切决定由乔布斯拍板，即便在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和设计领域，他的意见也优先于领域专家；而在面对公众时，乔布斯更强调“顾客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好的东西需由我们定义”，漠视所谓的市场调查和迎合调整。尽管苹果公司存在一定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是用来约束员工而不是乔布斯本人的。我们也能在特斯拉、META、英伟达等公司里看到这种管理理念的影子。

2012年，雅文提出了一项名为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即“清退所有政府雇员”）的计划，马斯克的DOGE计划（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政府效率部门）可以被视为RAGE计划的变体，只是在措辞上以“效率”这一更为中性的概念掩盖了真实目的。这两个计划均体现出以企业治理模式替代国家行政体系的倾向，然而社会能否像企业一样靠“优化”来提高效率，硅谷精英对此暗含的道德伦理风险并不愿提及。更重要的是，尽管雅文的支持者在讨论如何推倒政府以挽救国家，但也显露出一种“超国家”的倾向——科技至上的跨国公司以“君主制”的模式决定着人们生活的一切细节，也随之消弭了国界。也就是说，硅谷右翼本质上建构的还是科技公司凌驾于国界之上的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在抹平国界的同时，也几乎否定了美国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文明范式的竞争力。

▍文化战争就是阶级战争？J.D.万斯的“反精英”叙事

“人们常说左翼赢得了文化战争，右翼赢得了经济战争。然而，从愤怒的年轻白人男性的角度来看，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胜利。”

J.D.万斯自步入政坛以来，一直是备受瞩目又饱受争议的存在。他是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他曾公开批评特朗普后又为其站台；他称呼中国人“乡巴佬”的言论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尽管其言论与政策立场屡遭批评，但他仍是2028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万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美国进步主义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打破了“左翼主导文化领域、右翼掌控经济领域”这一传统政治框架的二分法，使公众关注到“被遗忘”的蓝领工人。这本书仿佛就像一个预言，在出版后的第四个月，特朗普拿下铁锈带的大部分州，赢得2016年大选。而这一地带自罗斯福时代起，民主党通过支持工会、劳工权益和社会保障政策，与蓝领工人结成了稳固联盟，被看作民主党的传统票仓。伴随蓝领阶层的“重新发现”，美国社会见证了进步主义文化共识的瓦解。民众迅速从“拥有第一位黑人总统、还有望选出第一位女总统”的氛围中脱离出来，直面民粹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在这一过程中，万斯这本书成为了解析美国现实、理解MAGA支持者的关键读物。因此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外界倾向于将万斯视作他的精神同盟。而对于将万斯和特朗普绑定的这一评价，万斯本人反应激烈，急于切割。他认为特朗普这一房地产大亨之子以“平民总统”自居，是“利用了铁锈带工人的愤怒”。

时间到了2021年，在彼得·蒂尔的撮合下，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为之前“不成熟的言论”感到抱歉。特朗普与万斯随之冰释前嫌，次年万斯宣布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并得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支持。可以说，万斯自步入政坛就与特朗普深度绑定，也是因为如此，万斯被抨击为“政治上的投机者”。不过万斯本人，是如何解释他立场上的转变的？

万斯的政治理论主要围绕制造业复兴和反全球化的立场展开，这一主张与其在自传中的立场基本一致。其中“文化战争就是阶级战争”的表达，清晰地解释了他的政治操作逻辑。通过吸收柯蒂斯·雅文“大教堂”的叙事和彼得·蒂尔对左翼政府的批判，万斯指出：美国精英阶层，包括自由派媒体、政客和常春藤联盟，是美国体制的“准贵族阶层”，他们所采取的一套经济文化设想，与他在俄亥俄州米德尔顿家乡人民的利益截然相反。而在这类精英垄断体制的情况下，政府议程反映的是精英在体制内部争夺地位的需要，而非国家利益的体现。可以看出，万斯通过将阶层问题框定为文化领域的对抗，希望以此解构左翼文化霸权并建构出一套符合底层人民利益的政治诉求表达机制。

然而万斯“文化战争”的叙事存在一个内在缺陷：作为一个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风投公司的创始人、如今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他难以回避自己的精英身份。因而，他与底层白人的差距借由对自由主义精英的共同愤怒掩盖了，并不是真正弥合了。当愤怒退潮，这种差距又会再度暴露出来。例如万斯提出激进的“反大学”议程，包括取消联邦资助、没收捐赠基金等具体举措，以废除精英大学的“知识垄断”。然而这一议程并未真正触及到蓝领工人的切身利益（如制造业空心化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甚至还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以身份政治掩盖了阶层分配的讨论。

在万斯就职之后，他的政治实践更暴露了民粹主义的工具性本质。他似乎遵从一种行为策略，以维护特朗普的个人权威来实现自身在共和党内的权力进阶。例如在美乌会谈中，他以泽连斯基“应当尊重（总统）”的论调偏离了停战事项的探讨；在特朗普国会演讲中，他频繁带头起立领掌，频次之高甚至让年纪较大的共和党议员感到身体不适。万斯对特朗普忠诚的强调，难以建构出一种替代性的右翼政治文化。换言之，万斯的理论止步于号召民众去推翻左派政府，但对理想的右翼政府没有做过多的思考。

如今我们再回看《乡下人的悲歌》，可以感觉到一种视角上的错位。在2016年，人们很容易就代入“书中人”的视角，看到“一个富有才华的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奋斗”的故事。然而这种视角忽略了万斯隐藏的内心世界，他在耶鲁受到彼得·蒂尔的赏识，毕业后就成了其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三年后他又成立了自己的风投公司。万斯年轻有为，事业顺遂，他是在旧金山的高档咖啡店里回忆过去，而不是在那个“in the middle of nowhere”（译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米德尔顿的戏称）的米德尔敦小镇感叹命运的不公。至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也很可能是万斯本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故事：尽管它描写了铁锈带工人是如何丧失美国梦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俗套的美国梦——讲述了一个青年人如何克服出身、摆脱贫穷，继而向上流动的故事。

万斯的“文化战争”论述，从表面看是“美国本土民众vs.全球主义精英”的阶层冲突，实际上可能是“新精英vs.旧精英”的又一次权力重组。万斯的理论折射着他在耶鲁求学经历的一切，却忽略了这种文化冲突本质上仍是精英之间冲突的事实。而这也揭示出如今新右翼知识分子的真正困境：他们既批判精英，又依赖精英网络；既宣称代表底层，又服务于资本利益。正因如此，这套话语如今也在丧失民粹主义动员的效力。

▍结语：“影子董事会”下的平庸化美国

特朗普就职初期发表的“美国回来了”的国会演讲，或许成为了本届政府最富象征意义的政治图景。在这场90余分钟的演讲里，万斯与众议长约翰逊“轮班”领掌，共和党议员集体起立鼓掌110余次，几乎做到了每句话鼓掌，每分钟喝彩。面对民主党的嘘声抗议，特朗普团队摒弃了传统跨党派协商的机制，转而通过高频次、高强度的掌声压制反对声音，使议事流程呈现单极化倾向。在这一情景里，议员实际上沦为了“执行员工”，承担着程序性投票和政策背书的职能。而形式流程的保留恰恰暴露出实质程序内容的架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日益明显的去制度化治理的特征。

与之相对的是，一个由特朗普非正式顾问组成的“影子董事会”正在形成，在特朗普于政府内下达决策之前，可能很多议题都要经由这一集团商议。这一模式区别于“深层国家”（强调庞大官僚体制对民选总统的制约），特朗普的做法实际上将政府职能“外包”，建立起与联邦政府平行的决策体系。通过“执行员工”与“影子董事会”的配合，特朗普实质上建立了一套以他个人为中心的权力结构。而这一结构效仿硅谷精英的公司管理模式，呈现出“CEO治国”的倾向。

这种行政模式的改变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总统缺乏制度约束，执政效果只能寄希望于总统的个人理性和水平。更深远的影响是，这种模式改变了民众对政体的思考，当人们寄希望于民粹总统的个人意志，而非引以为傲的民主程序去推进改革之时，这实际上消解了福山“历史终结论”里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表达，也推翻了“美国例外论”的论断，使美国降格为一个挣扎于内部矛盾的“普通民族国家”。

很长时间以来，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对美国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在特朗普第一次发动贸易战时，可能很多人感到了迷茫和委屈，也出现了“中国脱钩于世界”的说法。而到了拜登任期，“友岸外包”的价值观外交和区域战争不断，让人陷入了冷战的恐惧中，很多人在担心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局部战争停止了扩张进程，民主联盟解散了，人们开始发现，如今世界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外溢效应。这或许反映出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悲剧”——美国既无法维持其“自由霸权”秩序，又难以摆脱帝国思维惯性。这种张力导致其外交呈现表面扩张和实质收缩并存的矛盾状态。

而这种矛盾也体现在美国人民自身的心态上。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觉得美国人民比较傲慢。他们知道中国、对中国有好奇或敌意，却难以从地球仪上指出中国在哪里，也不知哪一块版图属于欧洲。有分析认为，美国人民经历了长期“被动全球化”的进程，他们关注的是美国自身，却因美国“世界帝国”的地位一直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产生着交互。而如今，这种“全球化”视角可能已经变为了完全内部性的视角。以一则逸闻佐证，美国受禽流感影响出现鸡蛋短缺，而这成为许多民众投票给特朗普的原因之一。特朗普也被戏称为“因鸡蛋价格而当选的总统”。

就此而言，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本身可能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隐喻。面对在常规立法程序里可行的一些事项，他仍选择通过行政令等手段快速落实，不愿费力将其制度化、合法化。这种对效率的迷恋，也体现出美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变化：面对制度的固有缺陷，民众心急难耐，不愿找到一种更为长远的方式将其改进，而是不断地依赖于政治强人，希望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当前的困境。这种心态对制度的破坏是巨大的，而重建需要时间。在寄希望于“凯撒式的人物”逆转困局时，美国复兴的图景可能变得愈发遥远，而那些本应连贯的政策，可能会随着任期的更迭反复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