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把拉美左派叫到巴塞罗那开大会？

——“西途东归”：弗朗哥赶走的人，九十年后回来了

随着极右翼浪潮席卷西方，左翼政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丢城失地，欧洲进步力量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方向感危机——它们需要一个新的精神中心，一个能够宣告“我们还在、我们还能赢”的舞台。然而，最终站出来承担这个角色的，不是巴黎，不是柏林，不是布鲁塞尔，偏偏是一位在欧洲盟友中无足轻重、在本国民调中岌岌可危、靠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的外部支持才能维持少数派政府运转的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我们将向那些自以为高枕无忧的人施压——向贪得无厌的亿万富翁施压，向拿人们住房炒作投机的人施压。”（“We will put pressure on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completely untouchable. On billionaires with unlimited greed. On those who speculate on people’s homes.”）这是4月18日桑切斯在巴塞罗那峰会上说的话，台下坐着来自四十余国的六千名左翼代表。

这是“全球进步动员”大会的现场，它被媒体称为“左翼版CPAC”。就在同一个周末，桑切斯还主持了第四届“捍卫民主”峰会，巴西总统卢拉、墨西哥总统谢因鲍姆、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悉数到场。两场大会前后脚举行，共用一个会场，合用一套话语：对抗极右翼，捍卫多边秩序，向科技亿万富翁开征财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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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会，有一份缺席名单，比出席名单更能说明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没来，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没来，德国、法国、荷兰的中左翼领导人几乎全部缺席。这个缺席名单揭示了一个问题：在欧洲政治格局里，桑切斯算不上一号人物。西班牙社会党在欧洲议会的体量有限，它在布鲁塞尔的实际话语权，与西班牙4700万人口的体量长期不对等。德法荷北欧的中左翼当家人，不需要跟桑切斯一起开会来为自己“充电”。

那么，一个在欧洲主流盟友中分量平平、在本国正打着防守战的首相，凭什么能够动员左派力量，把卢拉、谢因鲍姆、佩特罗从大西洋彼岸请到巴塞罗那，且对方欣然赴约，军礼相迎，签署协议，发表联合声明呢？

理解这场大会，就要先理解它试图回应的压力——门罗主义。这个1823年诞生的原则，起初打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号，随后一路演化为美国独霸西半球的排他性法则。到了今天，特朗普政府推出“新门罗主义”政策。看似咄咄逼人的战术，却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收缩：白宫试图甩掉一部分全球包袱，通过聚集有限的力量，控制整个西半球。

面临关税施压、金融断供以及政权颠覆威胁的拉美左派，急需在国际上寻找发声支点，应对美国构建的地缘政治壁垒。在布鲁塞尔话语权有限的桑切斯，刚好接住了西半球的需求。而这种“刚好”并不是现实偶然，它有着近九十年的历史根源。

1939年4月，弗朗哥的军队进入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倒台，近五十万人踏上流亡之路——工人、知识分子、工会组织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带着内战失败的创伤与未竟的理想，向海外流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去了西半球。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不仅接收了共和国流亡政府，更主动为其提供财政支持，视之为革命原则的体现。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整个西班牙语美洲接纳了一波又一波操着卡斯蒂利亚语的流亡者。他们落地生根，加入本地工会，创办报纸，在大学任教，把欧洲左翼的组织经验与思想谱系，一层一层植入拉美的政治土壤。

这是编织进整个拉美左翼运动血脉里的历史。聂鲁达为西班牙内战写下《西班牙在我心中》，切·格瓦拉的革命辞典里有加泰罗尼亚工人民兵的回声，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飘着内战流亡者的幽灵。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亡者的传人参与了拉美各国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21世纪初，卢拉第一次当选巴西总统，查韦斯、莫拉莱斯、科雷亚前后上台，他们所继承的政治语言与组织传统，与那批当年从巴塞罗那出走的流亡者有深刻的精神渊源。这是一段共振与反哺的双向关系：西班牙左翼在最黑暗的年代把种子带进了西半球的土壤，几十年后那片土壤长出了拉美进步运动的主干，反过来给欧洲左翼提供了精神资源与政治想象。

 

这段历史的沉淀，是斯德哥尔摩复制不出来的，是哥本哈根复制不出来的，是柏林同样给不了的。桑切斯有，因为西班牙有，因为1939年那批人把这笔革命遗产带去了西半球，又在漫长的岁月里让它长大，西途东归。

所以，当2026年4月卢拉带着巴西代表团飞回巴塞罗那——弗朗哥把左派赶出的那座城市，在九十年后迎接了流亡者后代的归来。这种历史情感的重量，才是这场左派大会召开的底蕴与底气。

当然，底气归底气，这场大会同时也是一笔现实政治的生意，而且算盘打得相当响当当。

在欧洲的真实政治光谱中，桑切斯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激进左翼，而更像是一个深谙妥协的实用主义者。他展现出了一种极其精巧且似乎充满矛盾的机会主义身段：他可以在拉美左翼面前高举反抗“唐罗主义”的大旗，甚至在经济层面顺应多极化趋势向中国靠拢；但在欧洲内部，他却同时在积极呼吁加强欧盟的军事化，甚至不忌讳与意大利的极右翼政权进行战略妥协。这种姿态说明，把拉美左派请到巴塞罗那，是一次策划之中的地缘对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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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西班牙对拉美的经济渗透极为深厚。桑坦德银行与西班牙对外银行两家机构，2024年仅从拉美地区获得的净利润就超过80亿欧元；电信巨头电话公司在整个西语美洲布局庞大；西班牙企业在拉美能源、基础设施领域长期持有重要份额。这意味着西班牙的国家利益与拉美政治生态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捆绑。然而自 2025 年起，美国政府加大在拉美的战略投入，推行“唐罗主义”式的排他性政策，通过关税施压、金融手段重组拉美国家的外部依赖，系统性排挤欧洲在拉美的资本。对西班牙来说，这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不舒服，更是真金白银的利益威胁。

把“捍卫民主、反对干涉”的进步话语转化为维持拉美影响力的外交工具，用历史情感的纽带对抗美国资本的竞争压力。可以说桑切斯足够聪明，知道意识形态的旗帜是最省钱的地缘杠杆。

讽刺的是，峰会的另一位实际主办方，是亚历山大·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乔治·索罗斯之子。峰会结束后，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很荣幸在巴塞罗那接待了如此多杰出的领袖”，配图是他与桑切斯并肩而立的照片。一场高举“反对极右翼、捍卫进步价值”旗帜的政治大会，最显眼的金主之一，是华尔街背景的国际私人基金会。它对抗的那个世界，与资助它的那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这不只是索罗斯一个人的问题，它是桑切斯这套“捍卫多边秩序”话语的系统性困境。他们所捍卫的那个多边主义，是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世界银行、IMF，这套体系的每一根梁柱里，都预埋着门罗主义的钢筋。在这个框架内“对抗极右翼”、“重建多边合作”，本质上是在修缮一栋由霸权所支撑的房子，而不是另起炉灶。萨米尔·阿明早就说过，一个没有社会主义原则主导叙事的多极世界，不过是把现有的结构性矛盾从单极分散到多极——架空联合国、国际法的问题，换一套多极框架，照样会继续存在。对照之下，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内推进的新多边主义，在原则设计上避免了这套霸权体系的内在逻辑。桑切斯站在巴塞罗那的台上，高喊捍卫多边秩序，却对这个秩序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只字不提。这或许是他的精明，也恰恰是他的局限。

西途东归：弗朗哥种的因，桑切斯摘的果

弗朗哥在1939年把西班牙左派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大概没有料到，九十年后，那批流亡者在西半球埋下的政治种子，会被一位公文包里装着司法调查文件、民调数据令人忧虑的社会党首相重新兑换成现实资本，请回巴塞罗那，坐在摄像机与闪光灯前，宣布要联合起来改变世界。

九十年前，弗朗哥的枪炮把西班牙左派逼退到拉美，西班牙左派们从巴塞罗那向西流亡，带走了失败和理想；九十年后，面对美国“新门罗主义”的地缘压力，他们的后代从西半球向东飞回巴塞罗那，带来的是选票、人口、话语权，以及一段未竟的故事。这或许是桑切斯欲以塑造的西班牙赢学，然而最终能不能赢？——

任何企图打破“门罗主义”霸权体系的举动，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反弹。这条横跨大西洋的历史纽带，到底能不能穿透大国用强权和资本筑起的地缘高墙？这场大会究竟是左翼复兴的号角，还是一批各自岌岌可危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完成的一次集体自我打气？要看的不是大会上那份措辞周全的联合宣言——要看的是卢拉今年秋天能否守住巴西，桑切斯明年能否守住马德里。

会场里的掌声，从来都不算数。街头的选票，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