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6日，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访华期间同中国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举行会谈，双方就建立外交关系达成共识。会谈后，中国总理周恩来抱病会晤了索姆斯。

索姆斯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女婿，几天后他回到布鲁塞尔召开记者会，介绍此次谈判的成果。嘴里叼着一支粗雪茄，索姆斯轻松地说道：“他们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只是想了解情况，还是打算开诚布公地探讨问题。我与中国外交部长进行了一次长谈，随后他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希望向欧洲共同体派驻一位大使。”

此后的50年里，欧中关系跌宕起伏，而1975年5月6日欧中双方举行会见并握手的日子作为欧中建交的日期被载入史册。

当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只有九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对中国的兴趣集中在经济领域，事实上直到今天，外交和国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各个成员国自行负责，而欧中关系涉及的欧盟权限仍然集中在贸易、关税、产品安全以及对科技公司监管等领域，也不包括文化事务。

索姆斯当年在布鲁塞尔用调侃的语调点破了中欧关系的核心，“你以为他们是爱上了我美丽的蓝眼睛？他们是在为他们产品寻找市场，而我们也在为我们的产品寻找商机”。

一个双赢的局面变了

从中欧双方的经济发展来看，对“双赢”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50年过去后，欧盟如今拥有27个成员国，中国则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的贸易额如今已达到8000亿美元，几乎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规模持平。以上海港口为例，去年一年，有大约5100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

欧盟驻华商会的博尔赫特（Markus Borchert）表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欧洲企业在中国做了很多大生意，就业机会由此批量诞生。欧洲和德国本土都因为对华出口而受益良多。”

起初阶段，中国从与欧洲的合作中学到很多知识，特别是在技术方面。一位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唐姓人士对德国记者说，这样的合作非常有益，“对我来说，德国是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中国人信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几十年前，中国主要是吸收欧洲技术，合作是单向的，但现在已经更多地转向了互相学习，这比以前更好。”

如今，中国工程师靠拍照模仿德国汽车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当下的制造能力正对欧洲的关键产业构成威胁——无论是太阳能、汽车还是制药行业。

根据“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不仅希望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更致力于推动自身的创新能力。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在部分行业甚至已成为技术领跑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相比之下，欧洲企业近年来却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焦虑情绪迅速蔓延。根据欧盟商会的调查，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跌至历史低点。欧盟商会去年5月发表的一项问卷显示，512名受访成员企业中，44%对业务前景持悲观态度，这一比例超过以往。2024年上半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同比下降29.1%。

与此同时，中国本身的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消费疲软，使得在中国本地的销售变得困难。为了缓解国内压力，中国日益依赖外贸，并将其产能过剩输出到全球，这也让欧洲本土的企业感到日益不安。

欧洲对中国“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三重定义

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亚洲项目负责人奥特尔（Janka Oertel）表示，“欧委会对此表态明确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在与中方的高层互动中，欧盟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欧洲去工业化、经济困境及财富流失。中国的做法是让自己逐渐脱离对世界的依赖，而让世界，尤其是欧洲，对中国越来越依赖。其目标是让欧洲始终依赖中国市场。”

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强硬。中国如今不仅被视为合作伙伴和竞争者，还被正式定义为“制度性对手”。这一定义令中方十分不满。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龙静表示，给中国的“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三重定义使双边的顺利合作变得困难，她用交通灯打比方说，如果一个交通灯同时开亮红、黄、绿灯，你是前行还是停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种三重定位——即同时是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会阻碍双方顺畅的合作。因为如果一方将另一方视为敌人，又怎么可能实现坦诚、顺畅的合作呢？”

商界人士对以上定义也持怀疑态度。德国海外商会（AHK）驻华代表布特克（Maximilian Butek）认为，合作伙伴不应被称为“对手”。他建议，企业应专注于日益激烈的竞争，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中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当然也是我们的竞争者。对此我们应该展开对话。竞争，是我们可以应对的，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来应对竞争。“ 他还认为，欧洲不能总是受制于中美体系，而要发展自身的体系。“我们有足够的工程师，也有足够的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我们要认真倾听企业的需求，并在欧盟内创造实现它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