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英国政府发布的一组残障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被登记为残障人士，而在牛津大学，这一比例竟然高达三分之一。

更离谱的是，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报道的数据，2025年，斯坦福38%的本科生注册为残疾人士！

这个“残疾”并非是这些肢体残疾，更多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一直以来，ADHD都被称为“天才病”，一种影响专注力、自控能力与社交功能的神经发育障碍，确诊者在学习生活中常面临巨大挑战。

但如今，在一些精英高校的升学季中，它却成了一种隐藏福利。

牛津大学1/3学生确诊，“精神残疾”成了考试外挂

据英媒披露，牛津大学有近2000名学生被诊断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约28%的在读学生被注册为残障人士，其中大多数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

而在英国高等教育中，大学生残障注册比例平均为17%，英格兰一般人口中注册为残疾人平均比例为17.7%，牛津的比例显然高得离谱！

仔细看一下牛津大学统计的残疾类别，自2017年至2023年，牛津大学学生中听力、言语、行动不便等残障类型人数变化不大，但精神健康问题、特殊学习困难等“看不见的残疾”却几乎翻倍增长。

难道天才和疯子真的同时存在？顶尖名校生注定在精神方面和普通人不同？答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在牛津大学精神残疾的“确诊”如此容易。

据《每日邮报》报道，牛津大学设有残疾人服务中心Disability Advisory Service，只要学生自认为注意力不集中，怀疑自己患有ADHD，就可以向校方提交申请预约评估，整个测试只需90分钟，结果一测一个准。

2021至2022学年，97%的受测者被认定患有特定学习障碍（SpLD），前一年更高达99%。

相比之下，按照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标准筛查，通过访谈和问卷收集信息32%的人会在早期阶段被筛除。

真正的ADHD通常在童年时期就有明显症状，很难想象这些患者大多是在上大学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患上了ADHD。

按照常理，一旦被打上精神残疾的标签，往往伴随某种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为什么牛津学子还是要抢着去确诊呢？

有学生说，在牛津大学ADHD不是病，是考试外挂。

根据校方规定，只要被认定为ADHD，考试时间立刻延长25%；评估结果严重的，还允许使用电脑作答，甚至可以申请额外辅导、延期交卷等特殊待遇。

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从2017年到2023年，牛津大学登记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学生从1,161人涨到了1,960人，增长了近70%。

面对外界质疑，牛津大学的回应依然很政治正确：

我们很高兴能提供一个残疾学生愿意学习并能够披露自己问题的环境，大学始终致力于减少和消除学习障碍，并融入有利于所有学生的包容性教学和学习实践。

但是那个确诊率接近100%，而且饱受争议的评估中心，在2024年已经被学校悄悄关闭了。

为了SAT高分，美国父母伪造ADHD诊断书！

类似的现象，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上演。

去年，《纽约时报》报道，纽约长岛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米洛·奥尔蒂斯注意到，近年来前来寻求ADHD诊断的学生数量激增。

奇怪的是，一些家长在孩子被评估为“未患病”后，不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愤怒要求重新检测，直到“确诊”为止。

正常家庭谁不盼着孩子好，事出反常必有妖。

原来，美国大学理事会为了保障ADHD考生的公平考试权利，允许他们在SAT/ACT等标准化考试中申请延长25%-50%的答题时间，作为合理便利（accommodation）的一部分。

同时，患有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的学生，也可以申请类似照顾。

谁也没想到，原本是为特殊学生提供的帮助，在现实中却被一些精明的学生和家长用作加分神器。

教育咨询公司Command Education创始人克里斯托弗·里姆指出，考试时间的延长可能会带来高达200分的提分空间，足以决定一名学生能否踏进藤校大门。

“一些不道德的家长正在利用这项优势。因为增加的额外时间，他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回头检查卷纸，等于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样的话，估计孩子分数能上升200分左右。”

而且根据College Board的隐私政策，获得延时待遇的学生身份不会在成绩报告中注明，招生官也无法得知申请者是否使用了“额外时间”。

表面上，每个人交上的是一份看似公平的试卷；实际上，有人拿的是加时卷。

高中教师保罗·罗西也指出，在他任教的曼哈顿私校中，约有三分之一学生获得了考试延时资格，其中不少诊断“非常可疑”。

而一位毕业于新泽西顶级寄宿高中的学生也坦言，自己班上至少四分之一的同学享有“额外时间”。

她说：“大家都在做，你不做就是吃亏。”不过，她还是拒绝通过这种方式取得高分，因为在未来职场中没有延时。

很多人以为诊断ADHD需要大费周章做各种测试，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门生意。

奥尔蒂斯教授表示，正常申请ADHD报告的学生需要提交自述报告，并接受一系列心理方面的检查。

而现在，很多心理诊所提供了一些非正规途径帮助学生获得ADHD患病检测报告，甚至只需要花费1万多美元就可以拿到诊断书。

即使需要通过一系列所谓的测试和检查，学生们也自有应对措施。

肯塔基大学研究表明，只要在网上自学ADHD的典型症状，完全健康的学生也能通过测试，顺利获得“确诊”。

但在升学压力和家长期待的多重推力下，ADHD诊断已经成为通往名校的一张隐形船票，越来越多学生正主动变成精神类疾病的患者。

这把升学利器，正在动摇录取天平

当“确诊”可以使用钞能力，教育公平的根基也在动摇。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原本是一项用来保护弱势学生的机制，却在名校升学的激烈内卷中，被高智商、高资源的家庭当作战略工具。

用精神类疾病为考试加时，听起来很荒谬，但在现实操作中，这种做法却被包装成“信息差”、被视为“聪明的选择”“理性的教育投资”，甚至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潜规则。

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ADHD学生，却可能因此失去本就不多的理解和资源支持。

美国学习障碍协会曾公开批评：“这些行为伤害了所有有残疾的人，包括那些有学习障碍的人，因为它们让人们误以为许多在大学申请中获得特殊待遇的学生实际上并没有残疾。”

一位患有ADHD的女孩Kaply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些借病获利的家庭，不仅剥夺了他人的机会，也在伤害自己的孩子。

“那些通过伪造ADHD诊断来获取高分的学生会发现，他们能够轻率剥夺本该属于他人的机会时，自己未来的机遇，也可能因资源有限，被他人夺走。”

问题是，靠着虚假诊断和药物加持进入名校，能顺利完成学业吗？

2023年，哈佛大学因学术表现不佳辞退了51名本科生，另有149名学生徘徊在被开除的边缘。

这些曾在申请阶段“成绩卓越”的学生，最终没能撑过精英教育的严苛淘汰。

更令人担忧的是，习惯于走捷径的学生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得不服用利他林、阿得拉等中枢兴奋剂。

这些治疗ADHD的处方药物，也被称为“聪明药”，即便他们知道副作用可能会带来焦虑、失眠、心率紊乱，甚至可能成瘾。

但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只有通过服药才能找到最好的状态，才有资格在卷王之战中站稳脚跟。

一边靠“确诊”身份拿到考试优待，一边用靠药物维稳，保住GPA，名校光环下终究是纸糊的金字塔。

当教育成为一场关于虚假的游戏，真正的成长和学习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