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末，「康熙生父是汉人洪承畴」的说法出现在网络上。有人找出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有人贴出画像对比，讨论愈演愈热，连带着研究遗传和DNA的分子人类学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同于传统的史料考古路径，分子人类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才逐渐建立。分子人类学通过了解人类DNA独特的遗传和变异特性来研究人类自身的演化，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亲缘关系。通俗来说，DNA存在于每个人的每个细胞中，像一份被不断复印的手稿，每一代都会抄写一遍。绝大多数时候它一字不差，但偶尔会出现一个小错字，接下来的后代也会一直照抄下去。

严实就是这样一位分子人类学家，2015年，他曾发表过第一篇有关爱新觉罗家族遗传的研究文章。在严实的研究里，从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父系遗传检测结果来看，很多人显然属于相近的一支，由此验证了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事实上，验证家族谱系，是严实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在更大的尺度上，DNA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人群如何形成、分化。那些微小、重复、几乎不会被注意到的遗传「错字」在时间中慢慢堆积，让我们得以重新理解「我们从哪里来」。分子人类学在学科建立之初破解的第一个谜团，也正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并非在多地区连续进化。

近几年，公众对DNA的认知，更多来自各种商业化检测服务。这是分子人类学当下的另一应用领域，但相比于严谨的科学概率，这些检测当下给出的，更多只是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携带某种疾病的易感基因并不意味着必定会发病，而很多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机制，迄今尚未被完全阐明。科学探索之路，依然漫长。

关于DNA当下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以下是严实的讲述——

文｜李雨凝

编辑｜楚明

从康熙身世说起

大家知道，清朝皇帝的野史一直都在流传。比如乾隆的身世，清朝人当时自己都在讨论；现代，金庸写过《书剑恩仇录》。但关于康熙和雍正的血统，在之前没听说有人提过有问题。

我注意到这次关于康熙身世的讨论，是在去年11月初。最开始，我并没有那么在意，是知乎的一位编辑联系我，说我之前写过分子人类学方面的科普文章，就想问问我能否写这件事，从专业学者的角度发表评价。

正好，我手头也有数据，一开始是2015年就发表过论文，当时是对几位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Y染色体DNA做过测试，研究发现，其中有3个人都同属于一个罕见的父系支系。后来我又相继检测了十好几位爱新觉罗，发现有一多半人遗传上也都属于这个支系，说明这就是努尔哈赤所属的Y染色体支系。

2019年，我有机会在我的朋友、另一位学者韦兰海的介绍下对雍正第五子弘昼的后代做过采样，他的DNA测试结果和前面2015年测得的爱新觉罗头几代类型相同。一条线上祖上和后代都是同一类型，中间基本不会有抱错的问题了。

所以，在康熙身世这件事上，我先给出我的结论：康熙有爱新觉罗家的血统，也不存在汉人洪承畴「狸猫换太子」之说。

那为什么DNA采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可能要回去简单了解一下，DNA是什么。

DNA，是我们体内的遗传物质，构成的染色体相当于一个硬盘，存储了人类全部的遗传信息。其实，所有人的DNA之间的差异很小，甚至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DNA接近99%也是相同的，到了人和人之间，相同的大于99.9%，真正存在差异的只占极小一部分。但也正是这些基因型的差异，决定了我们的发色、肤色、高矮胖瘦等等表型的差异。

在DNA中，还存在一部分可以稳定地沿父系或母系传递，因此能够用于溯源。研究父系血缘，主要看男性独有的Y染色体DNA；研究母系血缘，则看线粒体DNA——它虽然男女都有，但通常只来自母亲。溯源的方法，也和DNA自身的复制机制有关。就像抄写书籍时可能写错字、多字或少字一样，DNA在传递时也会偶然出现「抄错」的情况，这在生物学上称为「突变」。每个人从父母那里获得的DNA，与其「原版」相比，可能会有几十到上百处新突变。而在专门标记父系的Y染色体上，平均每百年（大约三四代人）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可稳定检测的突变。

与族谱类似，DNA的突变也可以构成一套遗传谱系树：每一个分支，都代表来自同一男性祖先的所有父系后代。这位祖先Y染色体上出现的特定突变，会被他所有的男性子孙继承。因此，只要检测到这个突变，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这一支系。

2002年，国际学术界将全世界Y染色体主要的大分支以字母命名区分，例如在中国人中，O、C、N、D、Q、R等分支是较常见的类型。而每个大类下又分不同层级的子类，比如O下面分为O1、O2，O2下面还可进一步分为O2a、O2b等。

那么，回到对爱新觉罗家族的研究，他们的Y染色体，就属于C大类下的一个分支，具体命名为C2b1a2b1。而F14751是该支系的一个特定的突变位点，来自他们几百年前的一位共同祖先。目前来看，C2b1a2b1-F14751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支系，至今我们仅在自称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中检测到。

把遗传上的知识应用于历史和人类学研究，这就是我们分子人类学做的事。在研究家族史这件事上，分子人类学验DNA是一个验真的过程，也就是看传统史料比如家谱，是否符合遗传学给出的证据。事实上，我们2015年的研究，选择爱新觉罗家作为研究样本，也是考虑到他们有明确的家谱，而检测结果也侧面印证了家谱记录在一定程度上的可靠性。

其实，历史上真正出现的「替换」，也就是非亲子事件，「狸猫换太子」或者「绿帽子」，并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常见。我之前在南方的单姓村做过采样研究，基本一个家族延续了600多年，20多代人，总替换率大概也就是百分之十几，平均每代也就有百分之零点几是被家族外的男性替换过的。此外还有入赘改姓、抱养之类情况，有时不列入族谱，有时记入族谱但有说明，也有的就在族谱里和其他人一样记，完全看不出。

其实还有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攀附」，多出现在名门望族里，比如本家搭不上，但一个谁的奶奶是爱新觉罗家嫁过来的格格，后代觉得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比较光彩，就全家直接改了姓。更常见的是比如我们两家都姓张，他们家有家谱说是丞相张九龄的后代，我们家没家谱，就跟他们联宗，也说是张九龄的后代。以上几种在很多家族史中都发生过，距现在时间越长的话，越说不准，但对于爱新觉罗家族，这种攀附的操作还是很有难度的。

首先，在我们中国，早在唐代，皇族就有家谱「玉牒」，后来每朝也都有主管的编续机构，不是皇帝一家之言就能左右的。像是清代，负责纂修玉牒的机构叫宗人府，而清代玉牒也是中国唯一完整系统保存的皇族族谱、世界上最庞大的家谱。这种级别的记录管理一定是特别严格的，男女分记，各记有宗支、房次、封职、名字、生卒年月日时、母族姓氏、婚嫁时间、配偶姓氏。

明清档案装具陈列展馆藏皇室宗谱玉牒的龙柜。图源视觉中国

如果我们说康熙被替换过，那替换成一个平民，就不符合C2b1a2b1-F14751的检验结果了。只可能是后来他的孙子弘昼在宗室之间替换、旁支过继，从爱新觉罗家族重新过继一个回来。那就得是放着正常过继程序不走，且有两个玉牒在册的福晋同时怀孕，十个月里完全瞒过宗人府和所有人，然后生产后第一时间就赶紧去互换才能实现。皇家档案管理那么严，弘昼也不是有更大权力的王储，对于这样一个假设来说，它的成立条件过于苛刻了。

除了这次事件之外，最近几年，分子人类学也发现过其他一些历史上的攀附事件：比如清代的蒙古王爷基本都是明朝中期达延汗的后裔，达延汗自称博尔济吉特氏，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当时全蒙古也都认可。但根据后代DNA检测，他大概并非元朝皇室这一支的血脉。

回到最初关于历史的讨论——中国古代史书可能出错吗？是的。所以我们除了传统的史学考据方法，更要结合各种现代学科的方法，比如考古学、语言学，还有分子人类学。我们希望一个事件能从各个不同学科交叉来共同印证，不同方法越多，结果就会越可靠，这是一定的。

图源剧集《护宝寻踪》

关于科学，以及古DNA

有人会问，我去测爱新觉罗家族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也没想到之后会有这样的争议。我们想要知道世界上和中国所有人的来源，爱新觉罗家族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课题，就是一种想要求得真实的想法，不是为了什么进一步的目的或者有什么意义。但等碰上讨论了，我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才有了在历史学上的意义。

很多时候，科学都只是先了解一个事实是怎么样的，而对于这个事实发生背后的意义，就不是科学能解决的范围，而来到了人文。科学本身就是求知，意义不是科学家直接关心的事儿，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的是，一个知识或是技术，在了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什么意义。

再比如，很多我们现在应用在手机上的很多技术，可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发明了出来，但直到最近大家才发现，哎，这个功能好像能让我们的手机更好用。

所以在我看来，在很多科学知识和技术面前，我们都不必特别短视和功利。至于我们分子人类学去做研究、去采样，去记录，也不是说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目的，而是这些就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在对爱新觉罗家族和达延汗的研究里，我们都是通过对现代后人进行DNA采样来验证家谱，这是目前分子人类学常见的检验亲缘关系的方法。

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提取更直接的古DNA呢？其实是因为相比现代人的DNA样本，古DNA的采样和检测要困难得多。

首先，作为研究者，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个样本、以及能不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样本。相对最容易测出古DNA的就是致密、很难被外部细菌侵入的骨头，比如头骨里太阳穴里面的颞骨，或者耳朵里的听小骨。但很可能考古现场就没有挖到这些样本。如果这些都没有，手指骨也是一种选择。大腿骨、牙齿也行，但龋齿不行。如果DNA实在无法提取出来，古蛋白质分析也是一种替代方法，但局限更大一些。

另一个难处是人死后，细胞里的DNA会立即开始发生降解，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物化学过程，温度、水分、微生物、酸碱性等都有影响。所以，即使有样本，古DNA提取的成功率相对也很低。

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名人家族以及皇室，古DNA提取会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越是大墓，墓主样本提取的成功率越低。

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大墓里的遗体不应该保存得更多吗？但考古学上有一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比如说新疆干尸，哪怕已经过去了3000年，但因为环境特别干，样本的保存就特别完好，在提取DNA的时候，会感觉跟一个现代人一样好做。全湿环境下保存的尸体也是，甚至都还保存有肉，能直接从肉里提取。

至于大墓，就是里面空间特别大，有几层棺椁，人不是直接在土里的，我们在考古发掘上最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打开之后发现漏水了。大墓里都是半干半湿的，腐烂就会特别快，DNA保存情况也就特别差。

图源剧集《护宝寻踪》

除了水分，土壤酸碱度、温度等等都会影响DNA保存情况。比如长江中下游流域是酸性土壤居多，所以能做出的古DNA到现在还特别少，甚至福建、中南半岛比长江流域还热，按道理说DNA降解也更快，但这些地区还是做出了一些，只有长江中下游还很少有古DNA能提出来。所以在古样本提取上，分子人类学能做的，都是手头有什么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墓还有一个身份认定的问题，要开展后续工作，我们先得分清谁是墓主，谁是殉葬的，甚至这几千年里，又有谁来盗过墓又死在里面。所以真要通过古墓来得出一个家族的遗传结论，只测一个孤例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有其他证据，要么是同家族的其他古DNA结果，要么是能和现代的后代对上。

也因此，分子人类学很多情况下还是需要追溯现代后人。比如我们现在去测清代的爱新觉罗家族，还有明朝的朱家，都是因为时间上更近、家谱保存得完好，也还留有一部分后代，改名的也不算特别多，从现代人就足够推出皇族的类型了。到了元朝，皇帝后代被杀的就有很多，也很难留下后人，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成吉思汗到元朝皇族的Y染色体结果。

到了唐朝的李家、宋代的赵家，他们的男性后代甭管姓氏也好，具体某一支也好，到今天的结果已经太杂了，除非有可信的家谱缩小范围，否则就是去找很具体的、某个已经明确确定身份的人身上的古DNA。还有人说爱新觉罗的祖上是宋徽宗的后代，但因为爱新觉罗的检测结果的近亲都是很北方偏黑龙江流域的支系，应该很难和赵家合上。

反而再往上数，汉代的刘家还容易一点。根据现有检测数据，在现代O后面有一支里的刘姓高度集中，约8%的刘姓都属于这支。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汉代总体人口较少，而该支系在当时已具备较大规模，人口占比高。经过长期繁衍，其后代数量不断增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刘姓人群的遗传构成格局。

另一个能基本确定的，是周朝的姬姓，这支是主要通过古DNA检测结果得到的，属于Y染色体是N支系，好几个不同诸侯国古墓的样本都交叉印证了。现代中国人里，还有大约不到1%的人能检测到这一支。

图源视觉中国

验证家谱之外，DNA还能做的

到今天，分子人类学依旧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建立的时间还不到30年，真正大规模开始做研究，就是这个世纪的事情。

我最早不是专门学人类学的，而是生物学出身。其实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我学得都比较一般，也不太能去跟大神们拼绩点。到读研的时候，我去了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转去研究海洋微生物。

那时，我学生物分类学，每天的日常是研究微生物的DNA序列，研究生物的早期演化。当时的分子人类学刚刚开始，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了，也下载过分子人类学研究数据，发现分子人类学和我做微生物演化的研究思路都是共通的。还在德国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商业DNA检测，结果出来了，发现我的Y染色体也是属于中国很常见的一支。

我从小对偏社会科学、人文的东西有很大兴趣。在中学，我就开始自学语言，比如德语、法语，还有中古汉语，也对地理和历史感兴趣。其实，这也正是分子人类学出现之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个是看化石和考古遗存，另一个就是看语言。语言有复杂的词汇、语音和语法结构，又是代代相传的，里面可以参考和追溯的证据就很多。比如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语言里一些词汇的说法都相似，那可能就是因为在几千年之前，说这些语言的人的祖先们还生活在一起，讲同样的语言。从语言上看历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平时习惯用中古汉语拼音打字，说话时候有些发音也会参考古代音来读，比如现在说到「黑猩猩」，我会用中古汉语规则对应的发音说「黑shēng sheng」。

所以，2009年马普所毕业之后，我也想试着把兴趣和专业方向结合起来，就给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投了简历，他是国内遗传学领域的专家，当时正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人类学实验室。

进了实验室，我也参与进了一个全球性的协作研究。进入21世纪开始，全世界有两个大型的分子人类学领域的项目，一个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要集中力量去测一个人类的基因组全序，测通之后，看任意一个人的基因组，就不用从头研究，而是可以跟这个参考基因组来对比看有什么不同了。

第二个计划，就是基因地理计划（Genographic Project），想尽量去全世界各处采样，把各个大洲的主要族群都测到。这个计划给比对提供了广度，而我们实验室就负责了一部分亚太地区的采样工作。后来，基因地理组计划一直进行到了大概2014、2015年。

在实验室的那几年，我也因此做现代DNA比较多，大概国内能测了好几千人。有一段时间，我到哪儿都背着装样本的冷藏箱子，身边的朋友几乎都被我测了一个遍。

也因为要收集样本，我们实验室的人都去下过很多田野。我做采样，基本不依靠邮寄，能亲自去采集的，就去当地。比如我去过的湖南很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尤其是这种针对一个族群的研究，肯定是去当地方便，一找就能找到几十上百人。

为了能顺利完成采样，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比如，我们到了一个乡镇，一般都会主动联系当地的政府，还有学校，问能不能先在他们那里开始采集，主要是面对男性工作人员和男老师。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工作的人大部分受教育程度高一点，对科研工作也更支持一点。

还有很多人会想着顺便测个血型。后来，我就随身携带一些血型试剂。DNA采样抽一点血，采血针里存留的，就测一下是什么血型。这样我采样的时候，大家也愿意配合工作。

通过这样的DNA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一些人口与文化的演变轨迹。例如，对现代宁夏地区汉族和回族群体的检测显示，其中一部分人的父系可以溯源到青藏高原东部，这也许就和历史上的西夏国和党项人有关。同样，在蒙古族的Y染色体中，虽然大部分属于北方草原民族特有的类型，但也存在相当一部分与汉族共享的遗传成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遗传结果，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与交融的必然结果。

除了确认家族历史，分子人类学的另一重要作用，是通过分析蛋白质与DNA的序列，揭示人类的起源、进化与迁徙历程。

在分子人类学兴起之前，科学界长期争议现代人类究竟是多地连续进化，还是全部起源于非洲并向外扩散。世界各地曾出土多种古人类化石，例如中国的北京人、元谋人，以及欧洲等地的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之类。在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前，这些古人类都曾是各地区的原住民。

然而，通过分子人类学开展的DNA研究显示，其他古人类所携带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在现代人中已难觅踪迹，而现代人类的基因组的绝大部分都可以追溯至源自非洲的成分。这就说明了，今天的人类主体是约5到8万年前成功走出非洲并繁衍开来的现代人后代，而非此前分布于各地的其他古人类。事实上，历史上，现代人曾多次尝试走出非洲，但直到约5到8万年前的那次迁徙才真正成功并在全球延续。

最近这几年，一系列新发现进一步填补了人类迁徙图的空白。比如2019年，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遗址发现了十几万年前的夏河人，检验了下颌骨。2021年，黑龙江哈尔滨境内发现了「黑龙江龙人」。到了2025年，台湾也出土了澎湖人。经过古蛋白组和古DNA的检测，这三支均被发现属于不同的丹尼索瓦人分支。

这些研究逐渐拼合出了一个更完整的人类演化路径：在非洲的现代人到来之前，东亚地区可能广泛分布着丹尼索瓦人。他们与更早发现的分布在欧洲到南西伯利亚的尼安德特人属于姐妹群，曾各自生息于不同大陆。然而，随着约5万年前的现代人成功走出非洲并扩散，这些古人类逐渐被取代，最终形成了今日现代人类在全球的分布格局。然而，通过全基因组的分析，现在的欧亚人也不完全是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后代，仍然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尼安德特人成分，东亚人还有不到0.3%的丹尼索瓦人成分。

除了研究「人群从哪里来」，分子人类学也可以验证人类社会结构的转变。比如2025年，我参与了一项山东东营的新石器时代傅家遗址的古DNA研究。这个研究首次为史前母系社会的存在提供了直接遗传证据。

2015年，山东大学的董豫老师对样本进行了初步线粒体DNA分析，发现内部结果很一致。线粒体DNA遵循母系遗传特征，男女都只从母亲遗传下来。所以，当时董豫老师就进一步猜测，可能这是一个母系氏族。

等到了这几年，Y染色体和常染色体的DNA技术都成熟了很多，我和北大的宁超老师把这个研究继续了下去。通过对男性样本进行Y染色体DNA测序，我们观察到墓葬群中个体的线粒体DNA高度集中而Y染色体呈多样化，并结合常染色体的亲缘关系构建出更完整的亲缘网络。

在我们这项研究里，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发现：傅家遗址这南北两处相隔几百米的墓群的母系内部基本都一致，但相互之间不同，说明当时他们社会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母系家族——尽管我们尚不确定他们生前如何居住，但死了以后，都要和自己的母族埋到一起。这为我们了解史前母系社会的形态给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所以，DNA能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很多。

傅家群体所有个体均存在的纯合性片段（ROH）特征。图源中央民族大学公众号

商业DNA检测报告能信吗？

说了这么多科研上检测DNA的事，但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日常更容易接触到的，还是普通商业DNA检测。我们可能拿到一个结果，但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可靠。

首先，即便是面向大众检测，其检测方法本身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比如，常见的检测是靠唾液或者血液，前者是只要不是前一秒刚刚接过吻，然后立马就吐出来的，后者是只要不是有严重败血病的，样本里基本还都是自己的基因，即使有一点食物影响、细菌污染也不碍事，毕竟现在的大部分技术，都是只看人的基因序列。

在讨论商业检测靠不靠谱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DNA能检测出来什么。商业的DNA检测有几个常见的部分：疾病和性状、常染色体组成和亲缘关系、父系谱系（Y染色体）和母系谱系（线粒体）。每一个部分还要分基本的结果以及分析出的推论，其可信程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检测的是Y染色体或线粒体DNA，那么结果中最直观、最确凿的就是那些突变位点——比如爱新觉罗家族的F14751位点的结果，或者这个突变位点相对应的支系C2b1a2b1，这种检测技术都是很成熟的了，结果一般来说都是可靠的。通过对大量现代人群的检测，我们现在已经能知道这个支系在各个族群、地区、姓氏里面的分布情况，以及这个支系扩散的年代，还能结合历史记录，推测这个支系在扩散时可能所在的地域。

然而，一个人的民族并不能仅由其父系在某个年代的这一个祖先所在的人群而定义，民族更是由文化、认同等构建的，你不同年代的父系祖先也可能在不同的地域、讲不同的语言，何况祖先也不是只有父系这一条线上的祖先，你n代前就可能有2ⁿ个祖先。

再有就是常染色体祖源测试里面显示出你的族源成分分析，比如报告中显示的「北方汉族 xx%」「畲族 xx%」「拉祜族 xx%」等。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遗传成分来自父母双方各一半，因此这个结果并非基于单一的父系或母系溯源。常染色体由父母各贡献一半，且每一代都会经历重组，并不是一整条染色体遗传下来。因此无法形成树状谱系，而更像一张交织的网，无法构成树形，但可以计算来源比例。

而这个常染色体祖源比例的计算，严重取决于用于计算的参考数据库里有哪些参考人群。例如，如果某机构的参考数据库中根本没有汉族样本，那么给你计算出的结果就不可能有「汉族比例是多少」的结果。许多做过商业DNA检测的人也会发现，自己的检测报告在几年内都可能持续更新，这往往是因为机构在不断补充和优化样本库。所以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客观，不同检测机构甚至于一个机构不同批次的计算结果也是不同的，算是娱乐性的。

除了「我来自哪里」，在DNA检测报告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其他的概率，比如小孩子预测身高、体重，成年人看是不是易胖体质，还可以看到一些疾病风险。这些性状的预测是否靠谱，也要有区别地看。

首先是最基本的位点检测的结果。DNA 可以理解为一条由四种「字母」A、C、G、T组成的长链，一个位点测试出来是四个字母中的哪个结果，这个叫「基因型」，一般是可靠的。

但大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字母本身，而是这些序列让我们身上表现出的性状，即遗传学中所说的「表型」。这是基因所能决定的，它是DNA中执行具体功能的部分，比如一个基因能产生出一个蛋白，而这个蛋白能最终影响一个人头发的颜色。

像某些表型仅由少数基因甚至单一基因的单个突变位点决定，比如肤色、发色，还有酒精耐受度，这样的预测结果也会相对来说准确度更高。至于身高、体重、智力这种复杂性状，不仅是多种基因共同决定，也受外部环境影响，这样仅凭遗传来预测表型的话，准确度就会差很多。

近年来，部分商业检测机构也开始提供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等心理特质的风险提示。抑郁的遗传度相对比较低，主要是受外界影响更大一些。强遗传的是另一种，孤独症，又叫「自闭症」，就很难通过后天干预。至于注意力缺陷、ADHD，即俗称的「多动症」，男性要比女性多很多，而且很多是随着年龄增长能有所改善的。

真正的疾病概率，也未必说得很准确。比如说有乳腺癌易感基因，并不代表一定会犯病、要做手术，很多这些基因、病理上的东西，都还没有被研究彻底，所以真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现在去看商业DNA检测结果，其实更多也是娱乐性质的，看个开心，而没有太明确的科学参考价值。而临床上真要诊断的话也应该是医生安排我们去做更详细的专业检测分析。

到目前为止，分子人类学在国内依旧算是一个小众的学科，全国加起来，只有十几个科研机构单位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很多时候，大家关心的也是热点事件本身，而不是背后这个学科更大的样貌。我做科研，研究DNA，也不是为了去给人归类、贴标签，而是我本身觉得探索真相这件事是很好玩的。把一个相对还没有被研究彻底的东西，再往前探索一些，这是科学本身的动力。

最近，我的生活依旧和以前一样，教书、备课，做分子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有机会，也在网上教教大家中古汉语的发音，给大家朗诵一些诗歌。这段时间，我对西夏的党项语也感兴趣，虽然这种语言已经灭绝了，但同样是中华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复原出来这门语言是怎么发音的，西夏人是怎么说话的。

对我来说，搞研究就是细水长流的过程，不会因为外界的冷热而改变什么。现在也不好说有什么研究计划，很多也要靠一些机缘。也许等下一个研究成型，那时就是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图源剧集《谢谢你温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