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长文分析：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将更加危险，也更加合作，“ 多角恋 ” 成为地缘政治新常态

本文刊发在彭博网站，作者戈登 · 拉福格是高级政策分析师 。

海明威关于破产的描述，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终结 。

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先是逐渐发生，然后突然爆发 。 逐渐地，在二十多年的虚伪与失败中，例如入侵伊拉克 、 金融危机 、 疫情，这个体系的无效与不公逐渐显现 。

随后突然之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 、 退出国际协议 、 对从加拿大钢铁到韩国汽车的一切商品加征关税，并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无端军事行动，使这一秩序迅速崩塌 。

特朗普实际上否定了领土完整 、 民族自决 、 自由贸易和人权，这些是美国过去 80 年来所倡导的基石原则 。 这些原则一直是 “ 令人愉快的虚构 ”，在不符合国家利益时常被忽视 。

然而，一个以美国安全 、 金融架构和问题解决机构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比几乎所有历史上的替代方案都更加可预测 、 更加稳定 。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许多人认为会更糟：“ 大解体 ”、“ 新的世界失序 ”，或者干脆是无政府状态与贪婪横行 。 引用修昔底德或提及 19 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 、 如同玩 “ 风险游戏 ” 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说法 。 国际关系似乎正在退回到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孤立 、 竞争 、 粗暴 。

政治学家伊恩 · 布雷默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并非基于宏大战略，而只是遵循丛林法则 。 针对伊朗的战争仓促发动，并对地区稳定和全球能源价格产生连锁影响，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 。

现实情况更为复杂 。

物理学家史蒂芬 · 霍金在 2000 年曾打趣说，这将是一个复杂性的世纪 。 他当时指的是科学探索复杂适应系统隐藏规律的努力，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地缘政治 。 就像丛林吞没单一种植园一样，一个野性 、 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正在取代以美国权力和机构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

新的参与者和关系类型正在出现 。 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娅 · 卡拉斯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丛林中同样充满合作行为 。 多样的生命体通过互利关系实现生长与繁荣，克服障碍并降低风险 。

新的世界秩序将以 “ 无霸权的互联性 ” 为特征 。 大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将围绕具体问题和需求更加灵活地聚合，形成交织的网络，既补充又取代大型国际机构 。

对于那些适合分布式行动的问题，例如贸易 、 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这种模式甚至可能更优 。

但并非所有问题都适用于这种更混乱的新模式，尤其是安全问题 。 因此，对丛林法则的传统理解仍然成立：丛林阴暗而充满危险 。

后美国世界秩序

理解这一新秩序，需要把握三个潜在趋势 。

第一是全球权力在国家之间持续重新分配 。 在过去五个世纪中集中于西方和北方的权力，正在向东方和南方分散 。 从 1990 年到 2025 年，七国集团（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加拿大 、 日本 、 英国和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一半下降到四分之一；而中国 、 印度和东南亚的占比，则从 15% 上升到 55%。

尽管美国军力仍无可匹敌，但中国正在追赶 。 在一个实力不再主要取决于领土规模，而更多取决于技术掌控的世界中，中国在许多关键技术领域，从高超音速导弹到生物技术再到人工智能，开始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实现超越 。

这种权力转移，远不止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 。 大量中等强国的信心和影响力也在增强 。 一个典型例子是，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印度 、 巴西 、 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顶住美国的巨大压力，没有孤立莫斯科 。 试图迫使它们让步的努力要么失败，要么适得其反 。

当特朗普政府因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宣布对其加征关税时，新德里表达强烈不满，转而拉近与北京的关系，并等待美国让步，最终美国确实让步 。

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行使区域乃至全球领导力 。 一个显著信号是，波兰很快将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 土耳其拥有全球第三大的外交网络 。 卡塔尔已成为重要的冲突调解者 。

正如 《 外交政策 》 主编拉维 · 阿格拉瓦尔在 2023 年所写，“ 全球南方正在变得更加可见 —— 并且在各个领域都更具影响力 ”，无论是在商业 、 体育还是外交领域 。

第二个趋势，是权力正在从国家转向公司 、 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所谓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财富 、 影响范围和能力往往超过许多国家 。

沃尔玛的收入超过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 。 每天有超过 35 亿人在 Meta 的应用上进行社交 、 获取新闻或开展商业活动 。 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自 1955 年以来大幅增加，从约 1000 个增长到超过 45000 个 。

像生成式人工智能 、 半导体和航天器这样的地缘战略技术，主要由私营部门开发，政府参与有限 。

在强人政治盛行 、 国家打压公民社会的时代，认为这些行为体的权力相对政府正在上升，这一说法似乎有违直觉 。

特朗普以及印度的莫迪 、 匈牙利的欧尔班 、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领导人，都倾向于将企业视为国家的延伸，并试图迫使大学 、 媒体 、 律师事务所 、 博物馆等独立机构服从他们的意愿 。

然而，政府并不总能成功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在实现国家安全 、 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时，仍然依赖非国家机构 。 在教育到安全等领域不断私有化 、 国家财政压力加大，以及技术和金融复杂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这种情况愈发明显 。

这些行为体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显而易见 。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服了特朗普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其公司强大的 H200 芯片，从而打破了持续七年的两党政策共识 。 中国共产党放松了对本国科技公司的管控，以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追赶 。 债券市场迫使特朗普在 “ 解放日 ” 关税问题上作出缓和，早于最高法院的否决 。

或许没有哪个例子比 “ 星链 ” 更能体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如果一个中小规模军队希望获得可靠的战场通信，就必须与马斯克打交道 。

塑造世界的第三个基础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全球互联性 。

这同样与当下氛围相反 。 尽管人们频频宣称全球化已经终结，但似乎经受住了民粹主义和疫情的冲击 。 即使美国的有效关税税率从 2.2% 上升到约 10%，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预计仍将与过去十年相当 。2025 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14%。

政客们高呼国家自给自足 、 供应链回流和振兴本土产业，但数据显示，从国际活动向国内活动的转变并不明显 。 各国政府不仅没有走向孤立和收缩，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地相互互动 。 从整体来看，外交关系正在扩展并加深 。 尽管基于条约的正式国际组织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达到顶峰，但非正式俱乐部 、 专题会议以及规模较小的议题型峰会却大量涌现 。

这种增强的联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是许多全球问题的根源 。 国家将相互依赖 “ 武器化 ”，利用金融体系 、 贸易和数字网络作为施压和攻击的工具 。

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国家安全如今还包括应对互联带来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 、 传染病 、 网络攻击 、 恐怖主义 。

自 2020 年以来，对美国人造成最大直接伤害的因素，几乎都源于全球互联，更像是社会之间的联系，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 。 例如新冠疫情（导致 120 万人死亡）、 芬太尼危机（约 35 万人死亡）以及网络诈骗（去年损失高达 1190 亿美元）。

“ 多重关系 ” 的地缘政治

在过去近 100 年中，各国通常基于意识形态 、 政治制度或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阵营，例如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 、 西方对其他世界 、“ 文明冲突 ” 等 。 当然，这些标签之下存在诸多矛盾，但总体而言，这种宏大的对立结构塑造了大部分外交事务 。

在高度互联和权力分散的时代，这些划分已经瓦解 。 各国如今拥有更多自主性和选择，其对外关系变得更加灵活 、 机会导向且充满矛盾 。“ 多重关系 ” 已成为地缘政治的新常态 。

共产主义的越南正在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 自豪的民主国家巴西在金砖国家中与俄罗斯和中国站在一起 。 在战争爆发之前，沙特阿拉伯同时与以色列和伊朗关系趋近 。

如今没有任何安全联盟显得牢不可破 。 特朗普提出吞并格陵兰的威胁动摇了北约的根基，也打破了美国一定会履行第五条集体防御承诺的最后希望 。 莫斯科 — 北京 — 平壤的合作，与其说是持久联盟，不如说是权宜婚姻 。

尽管评论者不断宣称新冷战到来，但两大强国之间的竞争十分复杂：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第三大外国债权人 。

中等强国在这一新格局中成为重要参与者，可以作为 “ 摇摆国家 ”，影响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或采取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的 “ 可变几何 ” 策略 —— 即基于共同价值和利益，在不同议题上形成不同联盟 。

尽管美国的退出对国际合作供给构成巨大冲击，但跨国问题的增加意味着对共同解决问题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强烈，而中等强国具备挺身而出的能力 。 大国之间不断增强的施压，也促使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团结在一起，以避免各自被击破 。

这意味着，在某些领域，新世界秩序可能比过去更加合作，也更加公平 。

那些具有文化或意识形态象征意义的问题，如移民或人权，仍将难以解决 。 但在主要属于技术性的问题上，更有可能取得进展 。 这些问题更适合在一个去中心化 、 网络化的全球体系中解决，而不是依赖单一大国和机构构成的 “ 宏大架构 ”。

以贸易为例 。 世界贸易组织那种僵化且普遍适用的规则，更偏向发达国家的目标，削弱了民主决策，并在社会内部引发强烈反弹 。 随着世贸组织功能失效，由区域性 、 双边以及 “ 小范围多边 ” 贸易协议构成的 “ 意大利面式 ” 结构正在出现 。

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 · 弗罗曼所写，一个更混乱但更灵活的体系 —— 由重迭的成员关系 、 志同道合的联盟以及 “ 开放的多边关系 ” 构成，虽然在经济效率上可能较低，但在政治上更具持久性，也更加公平 。

同样，各国正在通过区域和双边协议构建新的网络，以应对金融危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是最大紧急金融援助来源，但这些新安排为安全网提供补充，保护单个国家并降低系统性传染风险 。 重要的是，区域和双边安排在条件上更加灵活 。

许多人认为，由于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出资方和股东，其贷款条件偏重短期偿还，牺牲长期增长，往往迫使受援国削减医疗 、 教育等领域支出，使其陷入贫困循环 。

在公共卫生领域，一个更分散的疫情监测和疫苗开发网络正在形成 。 世界卫生组织的 193 个成员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通过了全球首个疫情条约 。

在富裕国家囤积新冠疫苗之后，由南非牵头的一组中等强国联合众多私营伙伴，建立了信使核糖核酸技术转移项目，以开发疫苗并应对新出现的疾病威胁 。

跨国犯罪 、 人工智能标准以及太空问题（包括轨道碎片管理）等，都是技术性议题，在这种 “ 多重关系 ” 的世界中更有可能实现合作 。 越来越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共同利益，进展不再依赖单一大国或机构 。

即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尽管特朗普政府持反对态度，行动仍将继续推进 。 在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下，通过单一协议来规范各国减排，本就不适合这个分散的问题结构 。

在市场激励 、 战略利益和价值观推动下，从中国这样的主要排放国，到城市 、 慈善机构 、 碳市场参与者以及私人投资者，各类行为体都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 企业也从 “ 漂绿 ” 转向 “ 低调环保 ”。

因此，仍有理由保持希望 。 但一个重大问题笼罩着这个新世界：谁来保障安全？

安全是少数从集中权威中受益的问题之一 。 尽管存在缺陷且具有选择性，美国的霸权确实对领土侵略形成了一定约束 。 如今就像没有校长的学校，霸凌者更加大胆，冲突更容易发生 。

目前发生冲突的国家数量已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 未来可能更加严峻 。 俄罗斯正在试探北约的决心 。 北京决心将台湾纳入直接控制 。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具有攻击性且难以预测 。 全球范围内正出现大规模军事扩张 。

数十年来首次，核扩散问题再次浮现 。 不仅是伊朗这样的 “ 问题国家 ”，连韩国 、 波兰和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在考虑发展核武器，因为美国的核保护伞正在削弱 。

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正在上升 。 然而，这一新秩序更令人担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的上升 。 与可以定价的风险不同，不确定性是无法计算的，随着体系变得更加复杂，那些 “ 未知的未知 ” 开始进入可能性范围 。

超级智能人工智能可能加速科技进步，也可能失控 。 恐怖组织可能制造出既像埃博拉一样致命 、 又像麻疹一样易传播的病原体 。 气候变化可能引发极端灾难性天气 。

类似的科幻式威胁清单之长，令人不安 。

更多可能，也更多危险 。 这正是新世界秩序的悖论 。 国家与意识形态不断兴衰，但世界从未达到如此高度的互联与复杂 。 历史无法预言，未来究竟是合作还是混乱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