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讲中，我开头谈到美国对我的意义。我说：“我出生于二战结束后15年，那是一个由美国塑造的世界。我所出生的西欧和平、安全、日益繁荣，这很大程度是美国成就的。”

我接着谈到美国军力如何赢得欧洲战场，阻止苏联势力进一步西扩。

我也简述了马歇尔计划如何重建欧洲破碎的经济，以及重建民主制度。

“我出生于二战结束后15年，那是一个由美国塑造的世界。我所出生的西欧和平、安全、日益繁荣，这很大程度是美国成就的，”本文作者当年曾这样向听众说道

我还告诉在场的新闻系学生，身为年轻记者，我曾亲眼见证这一切的高潮——1989年，我站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看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求结束苏联占领、推翻他们憎恨的共产独裁政权，只为加入我们简称为“西方”的那个共同体——由共同价值连结，而其核心正是美国。

我从讲稿抬起头，看向台下。一名大约20岁的年轻人坐在前排。他脸上挂着泪水，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在之后的酒会上，他走向我道歉：“抱歉，我在里面失态了。你说的那些话……我们现在感到脆弱又心痛。美国真的需要从外国朋友口中听到这些。”

那一刻，我想到我这一代——甚至他的这一代——是多么幸运，活在一个由规则调节的国际体系之中，远离大国肆无忌惮的时代。

特朗普认为，自由世界长期以来一直仰赖美国的慷慨而不付出相应代价

然而，如今回想起另一位学生的话才更深刻。他来自巴基斯坦，就在9/11前几天才抵达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他将美国比作罗马帝国。

“如果你足够幸运，住在帝国城墙之内，也就是美国，你会觉得美国的力量很仁慈，它保护你、维护法治、透过民主制度向人民负责。”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住在帝国边缘，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它可以对你为所欲为……而你无力阻止，也无法令它负责。”

他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被高度宣传的“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它的利益从未真正普及全球。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上周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醒大家这一点。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的演讲呼吁“中等强国”共同行动

“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并不完全真实，”卡尼说，“最强者可以在需要时破例；贸易规则被不对称地执行；国际法对不同的加害者或受害者有不同的严格度。”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场演讲结束时，那位巴基斯坦学生问了我一句：“你不觉得有趣吗？美国这个为了反抗（英国）恣意权力而诞生的国家，如今却成了最强大、最常恣意行使权力的国家？”

是新世界秩序，还是回到未来？

特朗普上周抵达达沃斯时，显然决心要逼迫欧洲屈服于他对格陵兰的要求——他说他想“拥有”那片领土。

他嘲讽丹麦对格陵兰的保卫只“多添了一台狗拉雪橇”，明显表达着他和他的幕僚对某些欧洲盟友的轻蔑。

去年的一则Signal群组对话中，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对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等人说：“我完全同意你们对欧洲白吃白喝的厌恶”，后面还加了大写的“PATHETIC”(可悲).（他没有注意到,《大西洋》杂志的主编也在那个群组里。）

最近，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称，阿富汗战争中北约“派了一些部队”，但“站得稍稍靠后，离前线有点远”。

这番评论令英国政界和退伍军人家庭愤怒不已。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侮辱人且简直令人咋舌”。

两人于周六（1月24日）通话后，特朗普又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称英国军队“属于最伟大的战士行列”。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侮辱人且简直令人咋舌”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打算让美国摆脱那些由华盛顿部分主导创建的跨国机制，以监管国际事务。

该文件说明，美国将透过制裁、关税、军事介入等手段，迫使更小、较弱的国家与美国利益对齐——把“美国优先”放在核心位置。

这象征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回归。

对加拿大总理所说的“中等强国”而言，危险十分清楚。“如果你不在谈判桌上，”他说，“那你就是被端上桌的那道菜。”

门罗主义的重新解读

在达沃斯，美国的盟友——特别是加拿大和欧洲——正在哀悼规则为本国际秩序的消亡。

但正如那位巴基斯坦学生多年前所指出的，对世界许多地方来说，在过去80年，美国（有时连同其盟友）从未真正被规则束缚。

End of More from InDepth

“二战后，在所谓的规则为本国际秩序下，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了多次干预，”查塔姆研究所拉丁美洲资深研究员克里斯多福.萨巴蒂尼（Christopher Sabatini）说。

“这不新鲜，其模式可追溯至1823年。我称那些主张单边干预的美国决策者为‘后院主义者（backyard-istas）’——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

1953年，美国中情局（CIA）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策动政变，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原因是他想对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查账，被拒绝后，他威胁将其国有化。

因为威胁到英国的经济利益，他被推翻了，而英美则将支持给予了该国越来越独裁的君主。

1953年，美国中情局（CIA）在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的行动中扮演核心角色

同时，当时美国正密谋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原因是其土地改革伤害美国联合水果公司（American United Fruit Company）的利益。

结果，在CIA的积极介入下，左派总统阿本斯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亲美独裁者。

1983 年，美国以马克思主义政变为由入侵加勒比岛屿格瑞那达。那是已故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国家。

1989 年，美国又入侵了巴拿马，并逮捕军政领袖诺列加（Manuel Noriega）。他在牢狱中度过生命最后几个月。

这些行动都是门罗主义的实践——1823年由门罗总统颁布的政策，令美国自认有权在西半球主导局势，保护拉丁美洲的新独立国家。

战后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却并未阻止美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较弱小的邻国。

巴拿马领导人曼努埃尔·诺列加于1989年被美军强行带离权力位置，并在此后几乎余生都在监狱度过

当第五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宣布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门罗主义”时，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美国与邻国的团结象征，旨在保护这些新独立国家免受欧洲列强重新殖民的企图。毕竟，美国与它们共享共和制度的价值观以及反殖民的历史。

然而，这项原则很快便演变成华盛顿宣称其拥有支配邻国的权力，并且可以动用任何手段——包括军事干预——使这些国家的政策符合美国利益。

1904 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甚至表示，门罗主义赋予美国“国际警察权”，可以介入那些存在所谓“不当行为”的国家。

那么，特朗普总统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诠释，是否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一贯脉络的延续？

“门罗主义”由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图）于1823年首次提出

“1954 年的危地马拉政变完全是美国一手打造，他们联手接管了整个国家，”萨巴蒂尼说。

1973 年智利推翻艾延德（Salvador Allende）的政变“不是 CIA 主导，但美国表示它可以接受，”他说。

冷战时期，介入的动机是阻止苏联支持的本土势力，它们代表着共产主义的西扩。而如今，理由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毒品交易与移民问题。

历史学者、《门罗主义：19世纪美洲的帝国与民族》（The Monroe Doctrine: Empire and 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作者杰伊·塞克斯顿（ Jay Sexton ）说，特朗普对门罗主义的强力重申，“完全是‘回到未来’”。

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波·阿本斯于1954年被美国支持的政变推翻

“让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呈现19世纪氛围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不可预测与反复无常。外界从无法真正预料美国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要粗略回顾自 1815 年（拿破崙战争结束）以来的近代史，就能清楚看见一件事：大国之间的竞逐极具破坏性，它总是引发动荡，最终走向冲突。”

盟友间的凝聚力

美国的单边主义并不新鲜，但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受到其权力压力的，是美国的盟友。

忽然间，欧洲和加拿大也终于尝到过去世界其他地区所早已习惯的一切——就是“9/11”之后那个巴基斯坦学生清晰表述过的，美国恣意权力的滋味。

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欧洲领袖多半以奉承应对。例如，基尔·斯塔默让英国国王查尔斯邀请特朗普进行他的第二次国事访问，那是历史上没有另一个美国总统有过的破天荒之举。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甚至奇怪地称特朗普为“老爹”。

查尔斯国王邀请特朗普再次进行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这项荣誉此前从未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获得。（照片为其 2019 年首次国事访问时拍摄）

然而特朗普的策略，却确实奏效。

包括奥巴马、乔·拜登在内的历任美国总统也同样认为欧洲在北约没有尽到责任，希望他们为自身安全付出更多，但是唯有特朗普真的让欧洲将国防支出从GDP的2%提高至5%——这在一年前根本无法想像。

但格陵兰改变了一切。当特朗普威胁丹麦主权时，盟友终于开始团结，决心这次不能再屈服。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发表关键演说，指出这是与规则为本的旧国际秩序“断裂”的一刻——在强权政治的新世界之下，“中等强权”必须团结行动。

历任美国总统也认为欧洲盟友应该在自身安全上投入更多资源——但只有特朗普成功迫使他们付诸行动

在达沃斯，观众起立鼓掌是罕见的。但是卡尼却得到了这样的待遇，而那一刻你会感觉到盟友间正在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

然后一瞬间，关税威胁也消失了。

事实上，特朗普在格陵兰没有获得任何超出过去数十年美国已有的权利——如建立基地、驻军及开采矿产。

今日“中等强权”的挑战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深受其基本盘支持，他们认为自由世界长期寄生于美国慷慨之上已经太久。

欧洲领袖如今也承认特朗普某方面是对的：负担的失衡不再公平和可持续。

2004年6月，我在诺曼第报导“登陆日”60周年纪念。当时仍有很多二战老兵回到海滩，只为寻找阵亡战友的墓碑——他们有很多都来自美国。

他们不愿再谈论自己年轻时的英勇或胆识。我们看着他们或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结伴走向墓园，寻找那些当年并肩作战、却长眠于解放后法国土壤中的年轻战友。

我们也看见盟国领袖向这些老兵致敬。但我心里想到的，并非他们当年经历的战斗、勇气或牺牲，而是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回家所努力建设的那份和平。

他们留给我们的世界，比他们从父母那一代所承受的世界，不知要好上多少。他们出生在大国争斗的年代——一个如卡尼所说“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的世界。

正是这一代人回家后建立起了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因为他们深刻理解，一个没有规则、没有法律的体系会通往怎样的深渊。他们不愿再让世界倒退回那样的状态。

“他们留给我们的世界，比他们从父母那一代所承受的世界，不知要好上多少”

战后几个世代的人，也许误以为世界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旧时代。

而24年前，我在仍深受9/11创伤的纽约发表演说时，是否也犯了同样的错——以为二战后的美国力量所支撑的秩序，将会是新的永久常态？我想，我确实这么以为过。

那时我们并未预见，一个对传统新闻和资讯来源的信任会被日益上升的犬儒心态侵蚀的世界——这股犬儒思想因社交媒体而被加速，如今又因人工智能而进一步放大。

在任何经济停滞、贫富失衡加剧的年代，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都会被腐蚀。而这腐蚀不仅出现在美国，也蔓延于整个西方。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也许不是造成卡尼所称的“断裂”的原因，而是其症状。

看着那些老兵在诺曼第墓园中缓步前行，对我而言是极其鲜明而深刻的提醒：民主、法治与问责政府并非天生存在的东西，它们在历史上甚至称不上是常态。这些价值必须被争取、被建造、被维持、被捍卫。

而这，正是如今如卡尼所称的“中等强国”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