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所谓“断亲”，断的其实是“七大姑八大姨”，并不是要和原生家庭切断关系。年轻人想断的是春节回家时那些长辈的催婚催育，是带来负面情绪的“登言登语”，是亲戚的流言蜚语，是无效的社交。他们希望获得正向的情绪价值与支持，更聚焦于有效的社交。

很多“全职儿女”是在考研、考公，处于人生的过渡阶段，他们做“全职儿女”是为了将来不再做“全职儿女”。如果经济发展良好、就业充分，“全职儿女”现象就会减少。“全职儿女”折射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紧密，家庭成员通过协作共同应对风险的韧性。

这几年，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变了。

年轻人不再强求那份勉强的客套，于是有了“断亲”；就业市场波动下，一部分人选择退回家庭，成了“全职儿女”。甚至连“回谁家过年”这种每年都要吵一架的死结，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里也悄悄松动了。

这些变化背后，到底是亲情变淡了，还是我们的相处方式升级了？

本期《学人说》，我们邀请到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她一直在家庭、性别和低生育率的研究前沿，今年还出版了新作《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

在计教授看来，现在的中国家庭就像一幅“马赛克”，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在其中交织杂糅。在这场对话中，计教授会带我们穿透日常生活，发现当下中国家庭模式的新特点，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家庭内部的性别化制度。

本次分享共有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一、“断亲”与“全职儿女”：看似矛盾的两极，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家庭制度变迁

《学人说》：“断亲”这个概念近几年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流行，尤其是春节前后，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临选择：是回老家面对亲戚们的各种追问，还是留在城市独自享受个人生活？但像很多流行概念一样，“断亲”的讨论似乎也在降温。我们很想深入聊聊：为什么前几年“断亲”这么火？它背后反映了社会怎样的情绪？

计迎春：“断亲”这个概念之所以火，是因为我们身处网络社会，青年文化兴起，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善于造词。造出来的词往往是一种表征、一种结果，它契合了当下的某种情绪。

《学人说》：这个情绪是什么？

计迎春：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断的到底是什么？不断的又是什么？有时候，“不断什么”反而更重要。

所谓“断”，断的其实是“七大姑八大姨”，并不是要和原生家庭切断关系。这一点必须澄清，因为在网络传播中，词义容易被扭曲或误解。年轻人想断的，是春节回家时那些长辈的催婚催育、是带来负面情绪的“登言登语”、是亲戚的流言蜚语、是无效的社交。他们希望获得正向的情绪价值与支持，更聚焦于有效的社交。

这代年轻人有一个显著的社会心理思潮：向内关注、自我关怀、悦己，“爱你老己”讲的也是同样的思潮。

《学人说》：这让我想起“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要脱离家庭，追求自由，断的是真正的原生家庭。现在的“断亲”和那时候相比很不一样。

计迎春：确实很不一样，所以那时叫“家庭革命”，现在叫“新家庭革命”。传统大家庭是父权、父系、从父居的等级式家庭，是传统父权社会的象征。因此那时的革命青年要离开封建大家庭，建设新社会。而在“新家庭革命”中，他们断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那些互动少、情感联结弱的无效社交与远亲关系。把旁枝末节断掉了之后他好把精力与情感更聚焦于“小家庭”。

不过这个“小家庭”也是可大可小的：一方面是和父母构成的核心家庭——实际上在新家庭革命中，中国家庭出现了情感转向，代际纽带反而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可能包括从小照顾自己的（外）祖父母，这些关系同样不会断。所以表面上听起来是“断亲”，但实际上一是更聚焦于亲密小家庭，二是这个小家庭的边界反而扩大了，变成了双系家庭。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断亲”：它并不是一刀两断，在“断”的背后，存在许多新的连接与扩展，它实际上是收放自如的。这反映出传统父系家庭正转变为双系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性也在上升。

《学人说》：那您觉得为什么“断亲”这个概念在流行过程中会被夸大或误读？给人感觉好像是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四分五裂了。

计迎春：这背后的情绪很复杂。首先，“断亲”听起来很刺耳，好像这些孩子六亲不认，和父母一刀两断了。其实并非如此，但造词本身需要吸引眼球。其次，“断亲”和“原生家庭”“东亚小孩”这些热词，混杂在一起，容易造成误解，这些“东亚小孩”要和“原生家庭”断亲了。实际上，家庭关系变得更紧密的同时，其复杂性也增加了：一方面更亲密了，另一方面更可能出现越界、控制乃至窒息感。“断亲”反映的正是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

《学人说》：刚刚您提到我们的家庭关系、代际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能否再展开讲讲，我们究竟从哪个阶段进入了哪个阶段？代际关系是变得更疏离了，还是更紧密了？

计迎春：当前中国家庭正经历家庭制度的变迁，也就是我书中说的“新家庭革命”。代际关系的变化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本就是重视家庭的社会，传统家庭的核心关系就是代际关系，而其核心则是父子关系。按照西方家庭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会导致家庭核心化，夫妻关系将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主轴。但在中国的变迁中，一方面家庭核心化确实在发生，但另一方面代际关系的主轴地位并未被夫妻关系取代，两者实际上是兼重的，所以形成了“双轴家庭”：夫妻关系很重要，但夫妻与各自原生家庭的联结也很重要，且是双系的，所以我称之为“双系双轴”。“双系双轴”实际上将三个核心家庭连接起来，也就是“双系双轴多核”。它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导向、相对原子化的核心家庭，在“双系双轴多核”的家庭模式中，我们依然紧密联结在一起，代际关系依然重要。

第二个特点是代际关系出现了“情感转向”。以前的代际关系是等级式的、情感上较为疏离；现在则更紧密、情感更浓稠，且更加平等。

第三个特点是代际联结是多维度的，不仅是情感连接，经济上也常常相互支持——不然怎么解释从“断亲”到“全职儿女”这种看似两极的现象？此外，照料上也是互助的：小时候孩子得到精细照料，成年成家后父母还会帮忙育儿，这是我们的代际关系中特别重要的一环；而父母年老后，养老也主要由子女支持。中国的育儿和养老照料主要依靠家庭完成。

所以说，这是一种多维、双向、强韧的代际联结，与西方个体主义导向的核心家庭非常不同。

《学人说》：说到代际紧密度，我挺有感触。我目前正处于需要父母帮助育儿的阶段。对我而言，理想状态或许是夫妻二人独自养育孩子，但在中国社会这似乎不太现实，更关键的是，社会配套支持确实还跟不上。

计迎春：是的，这背后有很多结构性原因。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要超越个人困扰，看到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一是照料体系的设置，社会对家庭照料的支持供给目前是不足的，仍需完善。这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在新自由主义大潮和全球化、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是过度工作的结构性问题。这在东亚社会尤为突出，比西方严重得多：过度工作、学业内卷、过度竞争，工作时长严重侵占了私人家庭生活。没有老人帮忙，根本难以应对。

《学人说》：父母帮助育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漂”现象。在您看来，中国的“老漂”现象未来会如何发展？

计迎春：“老漂”这种家庭中“双系”老人帮助育儿、甚至轮换照料的现象，实际上是中国家庭能够维系的重要支撑。可以说，这种模式是促进中国家庭的“双系化”的核心维度。

未来，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政策、人口政策应当基于中国家庭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去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例如，如何为这些“老漂”老年人提供身心关怀、缓解他们的时间困境与育儿疲劳，让他们有更多喘息的机会；同时给予心理支持，因为他们同样需要闲暇和娱乐。我认为这些配套措施很大程度上需要以社区为基础来推动。另外，在住房设计与供给上，也可以针对年轻夫妇、孩子与同住照料的老人的居住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与针对性服务。

《学人说》：回到“断亲”话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全职儿女”现象。能否请您再展开讲讲，为什么会出现“全职儿女”？它因何产生，又会如何发展？

计迎春：西方社会也有类似“全职儿女”的现象，但不如中国这么普遍，所以这还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现象。我们可以先从全球共通背景讲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至今，市场经济本身存在波动，这些年全球经济形势也并不乐观，年轻人可能面临失业。此时父母往往仍有一定财产，比如有住房，子女就可能返回家庭，形成所谓“回旋镖子女”。这既是无奈之举，也反映出社会福利对青年支持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在中国，我们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供应链重组、每年千万规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等挑战。一些年轻人暂时在就业市场遇挫，于是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或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而父母一辈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了一定财富，加之亲子关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很多城市中产家庭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往往愿意提供支持。

很多“全职儿女”实际上是在考研、考公，处于人生的过渡阶段，他们做“全职儿女”实际上是为了将来不再做“全职儿女”。此外还有一类是中年失业子女，他们的父母岁数已经很大了，这些子女实际上承担了照顾父母的责任。无论哪种，都体现出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子女暂时遇到困难时父母伸出援手，而子女未来也会承担赡养责任。这是中国家庭在应对结构转型中发展出的一种策略。

如果经济发展良好、就业充分，“全职儿女”现象就会减少，它会随着经济周期起伏。未来经济和科技如何发展、经济运行方式是否变化，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中国家庭的重要性、代际关系的紧密，以及家庭成员通过协作共同应对风险的韧性。

至于比例，我没有确切调查数据，但估计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为更好就业而过渡的年轻人。“全职儿女”肯定不是大多数，大部分人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或继续深造。

二、社会规范变化，“回谁家过年”不再是难题

《学人说》： 既然聊到了春节，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春节到底回谁家过年？过去这个问题被讨论很多，也容易成为家庭矛盾的爆发点。但好像随着时间推移，它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大家的处理方式也更平和。您怎么看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计迎春：您抓的这个变化点很好。其实以前这也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是父权父系社会，都去丈夫家过年，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特别是独生女家庭增多，问题才出现。中国人过年讲究热闹，如果独生女不回家，父母过年就会很冷清，于是这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

那么，怎么理解它从“不是问题”到“成为问题”，再到“不再是问题”呢？这里可以用一个社会学、也是人口学的理论，叫“扩散理论”。一种新行为刚出现时，比如新婚夫妇轮流去双方父母家过年，或者各回各家过年，它被视为一种先锋性的、甚至有点“越轨”的行为，尝试的人很少。随着越来越多人这样做，达到一定阈值，有一定比例之后，从众的人就多起来了，这个行为就开始被“合理化”“合法化”，最后变成大家普遍采取的规范性行为。

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刚开始大家会觉得他傻，很少人跟着试。但当吃的人多了，螃蟹就成了美食，吃螃蟹的行为就被规范化了。社会现象也是如此，比如“同居”，在西方社会现在已经很普遍，几乎和婚姻差不多，已经正当化、规范化了，但刚出现时也被视为越轨或先锋行为，追随者很少。

再比如中国的“剩女”现象。这个词大约在2007年出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大量女性进入大学，自然推迟了结婚时间，她们其实是婚姻推迟的先行者。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普婚早婚”的社会规范已经大幅松动，晚婚蔚然成风。以前“剩女”的标准可能是27岁，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30多岁未婚很常见。以前叫“剩女”，现在叫“独立女性”，说明晚婚已经规范化了，也反映了性别平等上的进步。“剩女”这个词可以说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了，年轻人完全不讲这个话了。

从家庭结构和性别角度分析，这个变化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家庭的“双系化”。“过年回谁家”一开始不成问题，是因为都去男方家。但独生女多了，她的父母也希望她回家，这就成了矛盾。最初回娘家过年的人少，对丈夫而言也意味着挑战传统的父权父系、从夫居的规范。但随着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90后、00后独生子女更多，这种先锋行为就逐渐合理化、合法化了。对于男性来说，妻子是独生女要回娘家，早年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很高，但现在家庭“双系化”已蔚然成风，很多人选择轮流过年，大家觉得这样挺好，不用吵架，家庭氛围也好。这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父权父系规范的衰落，以及适应双系家庭运作的新规范正在兴起——小夫妻要对双方父母“一碗水端平”。

《学人说》：这会不会存在区域差异？比如农村地区相对传统，“从夫”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没得选，还得按传统来？而大城市可能更开放和自由。您有观察到这种差异吗？

计迎春：我其实有观察，但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总体而言，城市里“双系化”的情况发展更快、更普遍。农村其实也在发生类似变化，不过农村内部的差异比较大。有些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也很严格，如果是独女家庭，很多也会采取类似做法，比如江浙沪地区就比较普遍。在其他农村地区，如果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不严，独女家庭比较罕见，那么这种行为就需要一个“规范化”过程，个别人做很难形成规范，但做的人多了，就会“从众”而逐渐规范化。

另外，这也和父权规范的强弱有关。比如东南沿海有些很发达的地方，父权规范可能依然很强，多子女家庭也多，他们的“双系化”程度说不定还不如西北内陆的城市中产家庭。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社会很多元，情况也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