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这是一个颇为矛盾的现实。韩国电影已连续两年衰退，本土电影去年销售额骤降四成。投资锐减，开拍量下滑，四大连锁院线一年关闭了26家影院。韩国影振委官方证实：“韩国‘影院危机’成现实。”

另一方面，韩国影视在国际上春风得意。2019年和2020年《寄生虫》揽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四项大奖，成为获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第一部非英语电影。2021年《鱿鱼游戏》剧集席卷全球，成为网飞（Netflix）平台播放量第一的内容。之后这几年，一部又一部韩国剧集和综艺，排着队登顶网飞榜首。

如果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韩国文化，一个更为瞩目的成就是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被首次授予亚洲女性作家，在国际流行多年的“韩女文学”，被授予极高的文学嘉奖。

而回到20多年前，韩国文化在全球可谓寂寂无名。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的崛起，被称为“汉江奇迹”，世纪之交开始的文化崛起，不啻另一场“汉江奇迹”。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韩国人以亚洲的面孔、表情和语气，讲出了人类共通的故事？

3月8日，韩国首尔一家影院内，许多观众购买《与王生活的男人》的电影票。图/视觉中国

韩国电影的关键先生

在韩国，影振委承担着韩国电影协会的职责，今年的“头等大事”，是把数百亿韩元的资金给到需要的剧组，把钱花在刀刃上。

金泳銶是影振委的资深人士，他2004年进入影振委工作，韩影崛起，他几乎全程经历。他记得21世纪初那些年，民间资本大量涌入，制作量井喷，“几乎是只要有剧本，就能拍电影”。

当他望向窗外，能看见一尊高大的铜像，纪念的是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罗云奎活跃于一百年前，自导自演了里程碑式的《阿里郎》。当世的韩国导演中，如果未来要为其中一人铸像，会是谁？听到这个问题，金泳銶大笑起来，但几乎没有犹豫地给出答案：

“奉俊昊。”

在国际奖项上，奉俊昊已达到电影导演一生所能企及的巅峰，但若要说他是当代韩影第一人，争议恐怕不小。金泳銶承认，这是一个“私心之选”。

左图：韩国电影开拓者之一罗云奎的塑像。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图：2020年2月9日，电影《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出席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图/视觉中国

首尔时间2020年2月10日上午，影振委办公楼里，当金泳銶路过休息室时，突然听到巨大的欢呼声。他往里一看，同事们正守着奥斯卡颁奖的直播，最重要的一项大奖刚刚压轴揭晓：最佳影片花落《寄生虫》。

那天，《寄生虫》在陆续摘得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三项大奖后，最终问鼎。而在前一年，《寄生虫》已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对于一部英语世界之外的电影，堪称奇迹。“见证韩国电影首次在美国斩获如此重磅的奖项，大家都深受触动。”金泳銶回忆道。

1969年出生的奉俊昊，毕业于社会学专业，其导演专业的训练，是在影振委下属的韩国电影艺术学院（KAFA）完成的。2000年，影振委设立面向商业电影的基金，奉俊昊转向商业电影制作时，恰逢基金启动，受益于此。

影振委办公楼位于釜山海云台，临近风景秀丽的海湾。一条小路对面，就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电影殿堂”。电影殿堂是一座融合影院、资料馆、图书馆等空间的综合体，平日，三三两两的观众，各自挑一部电影，在电脑前扫码观赏。而每当初秋的风掠过海面，这里就将铺上红毯，点亮聚光灯，釜山电影节拉开帷幕。

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6年。这一年，导演金基德和洪常秀都交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奉俊昊还在做编剧，而朴赞郁已经在筹备第二部电影。次年，李沧东拍出《绿鱼》，从作家转型为导演。即将托举韩影走向国际的一代创作者，几乎同时起步。

韩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闵奎东是奉俊昊的师弟，他们前后脚拍出电影首作。闵奎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韩国电影迎来宽松环境，电影振兴法颁布，资本涌入，机会突然多了起来。“以前是师带徒时代，先当十年副导演，你才有机会当导演。但突然之间，新人刚入行就有机会当导演了。”他说。不到30岁，他因为短片而被制片人相中，获得了执导一部恐怖片的机会。

朴赞郁最先成名。2003年，《老男孩》摘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那是韩国电影的关键时刻。此后，这批年轻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摘金夺银，从未间断。这些作品还很“年轻”，就已经成为当代经典。李沧东的《燃烧》上映于2018年，在一些榜单上，已经常常被奉为韩国影史最佳影片。另一部常常占据榜首的，是更“年轻”的《寄生虫》。

电影/剧集海报：（上排左起）《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1999年），《老男孩》（朴赞郁导演，2003年），《辩护人》（杨宇硕导演，2013年）

（下排左起）《燃烧》（李沧东导演，2018年），《寄生虫》（奉俊昊导演，2019年），《鱿鱼游戏（第一季）》（黄东赫导演，2021年）

《寄生虫》作为一部非英语影片，在奥斯卡获得空前胜利，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寄生虫》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时候，发表感言的是CJ集团的李美敬，她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长孙女。在20世纪90年代，她就推动CJ投资好莱坞的梦工厂，布局海外长达二三十年。”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顾问范小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致敬了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我上学时，学习的就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他还曾回忆，小时候，美军广播电视AFN每周五晚播美国电影，家人睡熟后，他总在客厅偷偷看。因为不懂英语，只能发挥想象去理解，但那些电影深刻影响了他。

那时，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也受到韩国人喜爱。美国和中国香港电影带给这一代韩国电影人的影响，是对于类型片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奉俊昊懂得如何去用貌似最不冒犯的、最简单的方法，先把观众都吸引过来，然后再放置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范小青将这种路径称为“创造性模仿”。

从模仿中，如何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韩国电影的真正奥秘。这个命题，早在奉俊昊之前，已经被另一位导演用一部电影探索出了答案。

“研究好莱坞，

但要做有国籍的电影”

1998年，导演姜帝圭找到一位中间人，请求给新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写封信。他正在筹备一部新片，涉及南北关系，有情报部门内部场景。他发现，没人知道韩国情报部门内部长什么样，他想去实地参观，拍出真实感。

机要部门怎么可能向剧组敞开？但时代翻页了。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总统金大中刚刚上台，情报院院长爽快答应了姜的请求。那时，韩国没有一把能发出真实枪声的枪械道具，剧组经过特批，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道具。当他们第一次用这批道具拍摄枪战戏时，逼真的枪声令全场沸腾。

1999年2月，这部《生死谍变》上映，首映日一票难求。同年《泰坦尼克号》在韩国上映，票房被《生死谍变》甩在身后。

拍摄《生死谍变》的同年，韩国文化产业正迎来巨变。这一年，金大中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产业振兴法出台，次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应运而生。包含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被确立为21世纪韩国两大立国基础之一，与高新技术并列。

恰逢其时的《生死谍变》，获得了官方站台。《生死谍变》以崭新面貌，宣告一种新的韩国电影诞生，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姜帝圭导演带着团队一直在研究好莱坞大片的叙事，如何制造视觉奇观，如何让观众在享受奇观的同时，感觉事件与自己有关。”范小青与姜帝圭有过多次访谈，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转述了姜帝圭的创作心法。

小说作品：（左起）《素食者》（作者韩江，2007年），《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2016年），《诅咒兔》（作者郑宝拉，2017年）

姜帝圭细致地研究了两年好莱坞电影，试图搞清楚秘诀究竟何在、能否复制。“不是追求其制作规模，而是追求那种有高度大众娱乐性的电影章法和风格，这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好莱坞的支点。我们要做有国籍的电影。”他说。

电影的技法是“术”的层面，而在“道”的层面，最能引发韩国观众共鸣的题材是什么呢？

姜帝圭探索出“类好莱坞”模式之后，一系列崭新面貌的韩国电影诞生。其中，2003年的《实尾岛》和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均突破千万观影人次，将韩影带入“千万时代”。对比韩国五千万人口，千万观影人次意味着轰动性的全民观影。

最初的这些爆款影片，都触碰了朝鲜半岛的南北问题，并借好莱坞经验，将民族叙事落地到普通人物的生离死别之中，激荡出普遍共鸣。票房证明了韩国电影行之有效的“道”，就是韩国民族的共同情感，尤其是涉及民族情感意识的那些主题。

但韩影的视野不止于此。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近处的历史，另一个韩国浮现了出来。他们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韩国现代化转型，聚焦于民众的血与泪，以及内心的不安。

“我们这一代导演在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中长大，之后又目睹了急速的社会变化，关注的核心，是个体与系统间的紧张关系。”闵奎东说。《薄荷糖》里的历史伤痕，《辩护人》里的挺身而出等，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里，个体如何生存，他们失去了什么，又想守护什么？

“韩国作家有可能得

诺贝尔文学奖吗？”

2024年10月的一个下午，釜山电影节举办期间，范小青去釜山一所大学做讲座。韩国大学生问她：“你觉得韩国作家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当然有可能。”范小青说。

“谁最有可能呢？”

“肯定不是男作家，而是一个女作家。”

“为什么？”

“因为最有可能的男作家是李沧东，但他早就不写了。”

教室里一阵笑声。没想到预言成真，当天傍晚消息传来，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1970年出生于光州的韩国女作家韩江。

那一刻，很多韩国人想起了8年前的另一个场景。2016年，韩江凭小说《素食者》获得国际布克奖。这是韩国文学第一次在世界主流文学奖项中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颁奖典礼上，她与译者黛博拉·史密斯携手领奖。这个画面象征着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秘诀：作者与翻译者并肩。

此后几年，韩国文学频繁出现在国际文学奖项的名单上。2022年，郑宝拉的小说集《诅咒兔》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2023年，老作家黄皙暎凭借《日暮时分》再次入围……

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全秀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5年，除韩江之外，被翻译出版数量最多的作家是郑宝拉，共有22部在海外出版，她的《诅咒兔》已有13个海外版本，李美耶、孙元平、赵南柱、朴相映等紧随其后。“这些作品大多要么获得了国际奖项，要么在全球范围内有很高需求。”全秀庸说。一个瞩目的现象是，韩国女性作家的集体崛起。

2018年，《82年生的金智英》在全球爆红，成为“韩女文学”现象的起点。这本书在韩国销量突破百万，在亚洲和欧美都引发热议。为什么韩国女性文学能跨越文化藩篱，被全球读者接受？全秀庸的解释是，短短几十年中，韩国变化迅速，矛盾也被高度压缩：代际冲突、阶层冲突、性别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在社会生活中密集爆发。“韩国文学描绘的冲突，其实是世界各地读者都能感受到的，只是它们在韩国被表现得更加集中、更加激烈。”她说。

当人们谈到韩国文学的突破时，韩江仍然是最重要的名字。“韩江文学的根本立场，在于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无限尊重、信赖与热爱，尤其是，她通过个体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尊严，凸显社会性暴力所蕴含的不公。”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名誉教授权宁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永恒，只有起伏，

抗衡危机的方式就是不断创作”

文学走出国界，依赖于翻译。权宁珉说，韩语属于小语种，找到优秀的译者一直十分困难。

世纪之交，每年翻译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只有十几种。200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应运而生，将韩国文学以精良的翻译推向海外，成为韩国的国家行为。截至2025年，翻译院已经资助了44种语言的2404种韩国文学出版物。

翻译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不直接指定书目，而是回应市场需求——海外出版社提交申请，经专家评审后决定是否资助。更关键的环节，是创办翻译学院，主动培养高水平翻译人才。一个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是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日暮时分》英译本，就是由翻译学院一对师生合作完成的。

釜山国际电影节主会场“电影殿堂”日常对外开放。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翻译院与影振委，以及旨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等机构，都成立在世纪之交“文化立国”的政策背景下。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有一个共同点：保持“一臂之距”，提供支持，但不干预。

“文化可以分为艺术和产业两个方面。韩国尤其关注产业价值，从国家层面积极支持，这是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区别。”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北京代表处原首席代表尹镐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支持，最终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在世界上发出了韩国的声音。

长久以来，韩国似乎一直在模仿别人的声音。朝鲜半岛自古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后来受日本殖民30余年，日本人撤退后，美国文化施加了强大影响力。

“小时候，我把《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翻来覆去地读，后来也读鲁迅，产生巨大的自卑感：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与中国浩瀚的历史相比，韩国太小，没有古典（文艺）可看。日本呢，有索尼、松下等等各种国际品牌，而我们很小、很弱，我感觉有巨大缺失。”闵奎东说。

这种缺失感，后来转化为创造的动力。今天的文化崛起，为韩国人带来自信。

3月的一个晚上，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EMU艺术影院，两个小型影厅里，正在放映《情感价值》和《哈姆奈特》，都是去年在全球风头正劲的艺术电影。这家小小的影院，最近还在重映《一一》《德州巴黎》等老片。连锁院线里，本月还在放映《罪人》《弗兰肯斯坦》《哪吒2》等全球热门影片。3月是奥斯卡颁奖季，釜山电影殿堂正在举办影展，放映12部入围奥斯卡的新片，海报悬挂在街头。

韩国与世界文化保持着高度同频。韩国影视界的内在，也发生着呼应时代的变化。

金泳銶提供的数据显示，30亿韩元成本以上的项目中，女性导演比例约为13％，有三成编剧和制片人是女性。这些数据都在上升。“高预算商业电影过去倾向于男性主导，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金泳銶说。

3月，以韩国文化为背景的《K-POP： 猎魔女团》，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去年，韩国音乐剧《也许美好结局》（Maybe Happy Ending）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音乐剧，完全舶来的舞台艺术，韩国人居然拿到顶级大奖，可见韩国的内容产业已经遍地开花了。”范小青说。

闵奎东清醒地看着这一切。“韩流”确实给世界供应着多巴胺和爽感，但如果停滞下来，观众会立刻离开，寻找新的乐趣。“没有永恒，只有起伏。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进化，抗衡危机的方式，就是不断创作。”

作为横跨东西学界的韩国文学学者，权宁珉也很冷静，即便拥有诺奖，韩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他说，与日语、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比，韩国文学在学术领域的立足才刚刚起步。

这股韩国文化浪潮还能激荡世界多久？“那部音乐剧的名字或许是个隐喻，”范小青说，“Maybe Happy 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