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算不上好消息，意味着电费账单会更加昂贵，理由往往是“为新建基础设施买单”。但对公用事业行业来说，用能的增加意味着利润增加，随后便是股票回购和高管奖金。从会议分论坛到酒店里的吧台，关于新项目和新投资的前景让许多与会者感到兴奋不已。一位参会者告诉我：“搞化石能源的人，现在是真的感受到了风口。”

这次会议约有2200人参加，其中有不少是各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委员。这些机构负责监管电力、天然气、自来水和通信公司，审批其基础设施投资，并决定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向用户收取多少费用。（在10个州，委员由选举产生；其余州则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但就像许多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场合，这次会议也明显更偏袒行业利益。会议的主要赞助方包括亚马逊、电力行业协会爱迪生电力研究所（EEI），谷歌、微软、美国石油学会、数据中心联盟以及美国天然气协会（AGA）也都在出资方之列。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场面在承担高额电费的普通房主眼中并不好看，上述大型企业的代言人纷纷披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外衣。美国天然气协会负责能源市场、分析与标准的副总裁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yer）在会上宣称，削减监管与释放天然气产业潜力，是保障美国民众经济福祉的必要条件。他在一场题为“审慎规划燃气与电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分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真的要建设面向未来的经济，就需要更多能源。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能源供应组合，需要建更多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基础设施——来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获得价格可负担、稳定可靠的能源。”

过去10年来美国城市平均电价走势，单位：美元/千瓦时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也做出过类似承诺，宣称扩大国内能源生产可以把美国人的电费账单砍掉一半。但他上任后几乎立刻冻结了《通胀削减法案》中已拨付的、用于电网改造和清洁能源项目的资金，并在整个2025年春季持续削弱其关键条款，限制对太阳能和风能的税收抵免。他还暂停新建海上风电项目，叫停了已获批项目的建设。4月份，他解雇了“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项目的全部工作人员——该联邦机构帮助数百万美国人支付能源账单——随后又提出要彻底取消这一计划。

在当前背景下，这种打压可再生能源的做法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基础设施成本不断攀升，面对极端天气的防护需求加大，而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加密货币的数据中心正迎来用电高峰。美国电网根本无力应对增长如此之快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已经有至少50年的历史，亟需接受升级。（再一次地，特朗普似乎有意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取消了拜登政府为电网改造提供的数十亿美元低息联邦贷款。）刚刚过去的夏天，美国两次刷新用电负荷纪录，全国电价随之飙升。在8月的一段酷暑期间，不少佐治亚州居民愤怒地反映，他们的电费账单接近1000美元。

电力和天然气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加大投资，提高收费。这也是NARUC主办会议上反复出现的论调。在一场小组讨论中，时任密苏里州阿美伦电力公司总裁马克·伯克（Mark Birk）直言，吸引投资者是压低电价的唯一办法。“为了应对需求的增长，我们需要资本，”他说，“发电需要资本，输电需要资本，配电同样需要资本”。

某种程度上，伯克说得没错。用电需求确实在迅速增长，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公用事业公司必须全力应对。但这种对美国电力行业的描述是不完整的，它刻意忽略了公用事业部门自身的利益诉求。

公用事业公司并非只是被动响应市场需求的信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本质上依然是企业，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价值、提高利润。而越来越多的证据已悄悄浮出水面：多年来，美国电力和天然气公司获得的利润早已超出覆盖成本和吸引投资者所需的水平，普通美国人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代价。

相比其他问题，这首先意味着，把钱继续投向该行业并不能保证解决能源价格危机，也未必能实质性更新电网。相反，由于现行监管体系的偏袒，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及其投资者仍将从普通民众身上攫取巨额利润。

过去一年里，我采访了大量公用事业行业人士，参加了多场行业会议，也与其批评者交流过。我发现，在“需要新建和升级基础设施”这一不可否认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深的问题：即这个行业究竟是如何赚钱的。

按理说，当公用事业公司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时，反映在用户月度账单上的应是一定程度的减免与体谅。但现实是，由于服务大多数美国人的公用事业企业采取了特殊的所有权模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相反，公用事业公司利润的大幅增长往往源于监管部门允许它们向普通人多收费。电力公司不仅没有缓解“生活成本可负担危机”，反而在协助制造这场危机。

1932年9月，美国正深陷大萧条，此时距离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赢得总统竞选只剩几周时间。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表演讲的主题正是公用事业。当时，全美的电力、自来水和铁路网络主要由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控制。于是，自1907年起，各州陆续成立公用事业委员会进行监管。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期间演讲

但罗斯福指出，这些机构几乎无法限制企业积累过度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他痛斥公用事业公司“出于自私的贪婪”，想方设法为自己收取“极不合理、过度的利润”。后来，作为总统，他推动通过立法拆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实施更严格的财务监管标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大型公共电力建设项目。

自罗斯福发表演讲已过去近百年时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如今，美国的电力系统已成为“地球上最庞大的机器”。数十年来的放松监管已经彻底改造了电力产业链的部分结构，尤其是在发电环节，充满竞争性的能源批发市场日益普遍。“新政”时期旨在限制行业集中度与企业地理扩张的重大改革措施，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废除。如今，联邦政府监管的区域性输电组织跨越多个州运行，在对需求高度敏感的批发市场中分配电力。

假设罗斯福活到今天，他将仍然能辨认出这个行业的某些核心特征：超过70%的美国人依然从投资者所有的电力公司获得供电，这类机构与他那个时代的并无本质区别。与其他大型企业相比，它们有一个关键特征：作为没有竞争对手的垄断者，公用事业公司不能自行定价，而这正是公用事业委员会存在的意义。理论上，委员会应当平衡用户的需求（确保获得便宜、可靠的热能与灯光）与企业的需求（覆盖运营成本、承担风险、吸引更多投资）。

现实却与当年如出一辙。这些监管委员会普遍未能有效约束公用事业公司，而是放任其不断积累巨额利润。美国经济自由项目（AELP）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估算，公用事业行业每年获取的“超额利润”约为500亿美元，平摊到每个美国家庭大约300美元。2021年至2024年，公用事业公司连续刷新年度涨价申请纪录；2023年的涨价幅度大约是2000年申请水平的9倍。

这些成本上涨主要通过一种被称为“费率审理”（rate case）的复杂程序实现。该程序受各州行政法约束，涉及繁复的财务分析、会计评估、法律辩论和成本分摊决定，以及无数其它考虑因素。但说到底，它就是公用事业公司为提高收费标准所进行的一套论证流程。委员们需要判断，公司所申请的费率是否符合行业通用标准：即对消费者来说成本是否“公平、正当、合理”。

消费者权益的代表——通常由州检察长办公室扮演——会为用户发声，要求将费率上涨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大型工业用电用户、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或个人偶尔也会参与其中，为自身利益发声。

但总体而言，消费者代表及其盟友一方几乎毫无胜算。对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拥有庞大律师团队的公用事业公司来说，几乎任何费率上涨申请都可以被包装成是“合理”且“公正”的。科罗拉多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前主席杰夫·阿克曼（Jeff Ackermann）曾向我讲述2019年一宗费率审理案中令人震惊的时刻。

当时，科罗拉多州内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Xcel Energy给听证会带去了21名证人，而代表消费者的一方只有寥寥数人。阿克曼在质询Xcel科罗拉多分公司时任总裁爱丽丝·杰克逊（Alice Jackson）时指出，该公司提供的多名证人从未接受过委员会雇员或公共利益团体的交叉询问。“Xcel（提供的证人数量）把所有人都耗垮了，”他这样形容。

更重要的是，Xcel还能把参加法律程序的成本——包括律师费、那21名证人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这是在许多州通行的惯例。在这个案子中，相关法律费用接近190万美元。“这买卖太划算了，”阿克曼说，“公司可以尽情地为自己辩护，还能让用户买单。”

每一场费率审理案的核心——尽管过程颇具争议性——在于确定一个名为“净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 ROE）的金融指标。这是公用事业公司被允许向客户收取资金（如针对输电线路、电线杆、电表等投资）以满足其股东资本的百分比回报。有些成本——比如燃料费用、修剪电线杆附近的树木——公司只是转嫁给用户，不赚取利润；而其他的支出则会产生回报。比如，若公司新建一座发电厂，这笔投资理论上将通过增加电网供电量来惠及用户，那么在电厂建成后，公司可通过向用户发送账单来收回投资成本。除了覆盖自身的成本外，公司还能依据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相应地向用户收取更高额费用。

1980年至2023年，美国投资者所有的公用事业公司年度费率上涨数额，蓝线（名义数额）、黄线（通胀调整后数额），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标普全球

ROE指标越高，公用事业公司对投资者来说就越有吸引力。（部分公司CEO的奖金甚至直接与ROE挂钩。）由于只有特定类型的投资才能保证高ROE以及相应的高利润，公司自然有动力优先推进这些项目，而不顾其他项目或是消费者所面临的代价。马里兰州“公众顾问”（由州总检察长任命、代表公用事业消费者权益的官方职务）戴维·拉普（David Lapp）告诉我，这种机制会刺激企业开展过度建设。例如，与其修补个别老旧管道、用更高效的技术替换局部部件，天然气公司更倾向于更换一整套的基础设施。因为前者只是维修，不算资本支出，无法带来额外利润；而一项新的基建工程则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带来回报。“他们从建设本不需要建的东西中获利，”拉普说。

公用事业公司为高ROE辩护时常说，这是吸引投资者所必需的。但只有当一个行业存在显著风险或波动性时，这种说法才经得起推敲。事实上，公用事业投资堪称最可靠的投资选择，其安全性往往高于指数基金。它们是州政府批准的垄断企业，运营成本由消费者兜底，利润几乎得到官方监管机构保证。历史上，电力需求是长期稳定的，不受经济衰退周期的影响。公用事业公司通常采取债务与股权各占约一半的混合融资模式来建设基建项目。在债务融资方面，它们与其他借贷主体并无二致：都需要获取信用评级、与银行洽谈、发行债券。监管委员会随后将债券持有者的债务回报率设定为大致与整体债券市场利率持平。

但在股权融资层面，也就是大银行及其他投资者向公用事业公司注资时，情况却严重失衡。华尔街顶级基金管理公司的平均股权回报预期约为6.7%，而美国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的平均ROE却高达9.6%。

许多这样的高ROE出现在美国南方。在最近一次创纪录的涨价申请中，佛罗里达电力与照明公司要求ROE达到11.9%（本文完成时，这一申请仍在评定中）；邻州的佐治亚电力公司申请ROE接近12%。在大多数州，如果企业的实际收益超过核准ROE，超额部分通常会以再投资的形式返还给用户。但当佐治亚电力公司超过了法定利润限额时，等待他们的是红包。根据该州的法规，这家公用事业公司可以保留约20%的超额利润。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位社会科学学者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尽管证据显示，企业的回报率远高于覆盖成本和应对投资风险所需，但公用事业委员会多年来仍纵容企业对用户过度收费。“最后我们观察到的是，监管者应该做什么、他们声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往往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文章写道。

投资者当然乐见其成。为什么不呢？监管者一边纵容公用事业企业过度收费，一边是其股价在飙升。结果是，公用事业公司的账面价值与股市市值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口。美国经济自由项目对ROE研究的作者是一位公用事业公司的前总裁马克·埃利斯（Mark Ellis)，他比较了这些企业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账面价值与市值。之前几十年里，这两个价值大约是一比一。但在过去15年里，公用事业公司的市值已超过账面价值总和的两倍，这种价值膨胀给股东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收益：埃利斯估计，由于他们被允许向用户征收超额费用，公用事业公司的市值额外新增了约1万亿美元。

相比其他人，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委员们理应意识到，如此畸高的ROE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委员甚至偶尔会承认这一事实。2024年10月，加州的一宗费率审理接近尾声时，委员达西·霍克（Darcie Houck）表示，她希望能够将ROE“设定在尽可能接近资本成本的水平”。她承认，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提供了判例，支持为公用事业公司股东设定“合理的”ROE，但过高的比例会导致严重扭曲的金融激励效应。

“我感觉，现有证据支持我们进一步仔细研究正在批准的ROE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加州用户正持续面临的生活成本危机。”霍克在听证会上说道。然而，在证词发言结束后，她依然投票支持了涨价决定。

2023年1月，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与新罕布什尔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委员来到纽约市，对华尔街公司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金融社区访问”。这次活动是由实力雄厚的行业游说机构，美国天然气协会（AGA）所组织与赞助。

亚利桑那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内部通讯记录显示，时任AGA副会长伊迪斯·奈格勒（Edith Naegele）对委员们表示：“除非你们明确提出要求，否则AGA将会承担相关的行程费用。”（这一通讯记录是由非政府组织能源与政策研究所基于公开记录请求获得的。）

在这趟旅途中，亚利桑那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委员凯文·汤普森（Kevin Thompson）与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古根海姆合伙人等机构的分析师会面，所有这些机构都投资了该州的公用事业企业。（汤普森否认接受AGA的费用报销）。亚利桑那州的职业行为规范禁止委员们与“利益将受到委员会决策影响，且意图影响任何决策、立法、政策或规则制定”的非游说人士会面。但如今已成为委员会主席的汤普森当时似乎毫不在意，还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发帖谈论自己参加的会议。

那些大银行看起来同样不以为意。同汤普森一行人会面后，瑞士信贷集团的分析师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来描述亚利桑那公用事业公司（Arizona utilities）的投资潜力，该公司的ROE始终在稳定上升。

“汤普森委员认为，随着该州新当选的委员们就任，监管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有建设性。”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虽然客户收到的账单会面临“压力”，但汤普森“依然想要确保该公用事业公司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本，用于投资电网可靠性和发电资产”。

2023年春天，全美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之一西南燃气公司（Southwest Gas）成功提高了费率，公司首席执行官凯伦·哈勒（Karen Haller）称此举带来了“西南燃气历史上幅度最大的营收增长”。到了2024年，该公司再次向监管委员会提出新的涨价申请。委员会最终批准了9.84%的ROE，甚至超过了该公司自己建议的标准。

这种公用事业公司、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之间界限模糊的常态化关系，绝对不仅限于亚利桑那一州。根据查尔斯顿市的《信使邮报》，2010年以来，南卡罗来纳州的公用事业公司长期为监管委员会的委员们支付参加各类会议的开销，其中不少会议都选在奢华的海滨酒店召开，委员们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参加鸡尾酒会，与行业高管们热络交流。同一时期，该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连续九次批准提高居民电费，用以筹措成本90亿美元的V.C. Summer核电站建设资金。该项目最终因成本严重超支而被废弃，但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们至今仍在通过电力缴费为其买单。

兴建9年、投入90亿美元后，因成本超支自2017年被废弃的南卡罗来纳州V.C. Summer核电站

敢于质疑公用事业公司及其虚高ROE的监管委员们往往面临严重后果。2019年，作风强硬的前监管律师玛丽莎·吉列特（Marissa Gillett）在被任命为康涅狄格州监管委员时，曾誓言要对企业采取“对抗立场”。上任伊始，她就力主限制公用事业企业的收费上涨，并多次推动降低营收额度。她还曾对电力公司开出巨额罚单，理由是对一次热带风暴造成的基础设施损毁应对不力。

2022年，吉列特会见了大型跨州能源公司阿凡吉德（Avangrid）的时任首席执行官佩德罗·阿萨格拉·布拉兹奎兹。该公司为康涅狄格州五分之一的居民供电。根据监管委员会总法律顾问的信件记载，阿萨格拉在会谈中表示对“监管机构做出他认为的不利裁决感到失望”，并“毫不掩饰”地威胁要撤出该州市场。

整整一年后，委员会拒绝了阿凡吉德子公司联合照明（United Illuminating）提出的涨价申请——该方案本可使公司在三年内增加1.31亿美元营收，最终仅批准了不足2300万美元的涨幅。

阿凡吉德与联合照明公司似乎已忍无可忍。2024年一月，包括联合照明在内的康涅狄格州两家最大公用事业公司起诉吉列特涉嫌违反监管程序。同年九月，就在该州共和党人宣布对她启动弹劾程序的次日，吉列特宣布辞职。

这与威斯康星州前监管委员泰勒·许布纳（Tyler Huebner）的遭遇如出一辙。这位曾倡导可再生能源的委员在任期间始终致力于降低公用事业ROE和消费者成本。他在2022年的一份裁决文件中写道：“当前的ROE远高于公用事业投资者实际所需。”该裁决推动委员会投票降低了该州最大公用事业集团WEC能源公司的收益率。

2022年底，许布纳投票批准了一项为州内最低收入群体提供公用事业账单减免的计划。两年后，质疑该计划合法性的共和党议员将他驱逐出监管委员会。接下来的数月内，WEC能源集团旗下三家电力与燃气公司接连申请涨价，最终均获批准。

而那些更加配合行业的监管者，则面临另一条康庄大道。这些委员们定期地通过“旋转门”进入私营部门。埃伦·诺瓦克（Ellen Nowak）曾与许布纳同在威斯康星州监管委员会共事，她是费率上涨的坚定支持者，并主张对住宅太阳能征收高额费用。

2022年，仍在任期中的诺瓦克在州立法机构为美国输电公司（American Transmission Company）支持的法案作证，该法案旨在阻止其竞争对手建设新的输电线路。诺瓦克向州议会强调，自己并非以公用事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发言，尽管她在公众评议期提交的信函上使用了该委员会的信笺。次年她便辞去委员职务，转任美国输电公司的说客。

在开头提到的美国国家公用事业管制委员会主办的冬季政策峰会上，对监管委员施加影响力的企图更是毫无掩饰。这次会议期间，由油气利益集团资助的组织“消费者能源联盟”（Consumer Energy Alliance）为委员们准备了一场早餐会，并安排密歇根州前监管委员会委员约翰·奎肯布什（John Quackenbush）发言，此人如今经营一家以“为监管者与投资者搭建桥梁”为标语的金融咨询公司。

早餐会上，奎肯布什鼓励监管委员们参加多场与各类投资者的闭门会议。科罗拉多州前监管委员阿克曼告诉我，他曾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次NARUC会议期间参加过此类闭门会。他形容那对监管者而言是“令人极度不适的场合”，房间里挤满了顶尖金融公司的公用事业分析师。“他们甚至比我更熟悉我手头正在审理的油气电力涨价案，”他说，“然后开始对我施压，那种方式简直堪称公然冒犯。”

据爱达荷州公用事业委员会两名吹哨人近期提起的非法解雇诉讼披露，在会议议程以外的时间，道德准则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白天的议程结束后，行业代表与监管委员们在名为“威士忌核心会议”的非正式活动中推杯换盏——这是NARUC协会的固定活动，与会者品尝高档烈酒，并给携带最受欢迎酒款者颁奖。

该诉讼称，在今年二月的会议上，经一位转型为顾问的爱达荷州前委员安排，某公用事业委员会管理人员向威立雅水务公司的高管许诺，只要助其赢得品酒比赛，就会在公开费率案件中做出有利公司的裁决。诉讼指出，威立雅费率案于五月结案，裁决条件“基本符合”那场威士忌核心会议上做出的承诺。举报人之一、政策战略分析师约书亚·哈弗（Joshua Haver）还指控爱达荷州的监管委员与公用事业公司高管在会议前数周私下聚会，这违反了该州的公开记录法。

那种认为能源部门的良好运转高度依赖行业与监管者之间保持亲密关系的假设，在NARUC协会内部几乎从未受到过质疑。这种思路认为：美国经济需要更多能源，而天气与电力公司提供充足供给的前提，正是允许热心的投资者为大规模基建注入必要的资金，这种庞大的基建规模最终会降低消费者承担的成本。监管者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别碍事，避免对能源供应组合施加环境、社会或其他方面的约束条件。

在会议间隙，我见到了威斯康星州非营利组织“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基姆（Steve Kihm）。他是本次会议中仅有的十几位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之一。在基姆看来，公用事业公司为持续提高ROE给出的理由违背基本的金融原则。他告诉我，过去十多年来，全美最大的投资者所有制公用事业公司之一杜克能源，始终以平均约7.7%的ROE成功筹集大量新资本——这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按基姆的说法，他只是遵循华尔街的数据逻辑：这些数字表明公用事业公司完全能以低得多的收益率吸引投资，同时为消费者节省开支。“这不是理论——不是我个人臆想，”他说，“过去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全美第三大公用事业公司杜克能源筹集了480亿美元资本，这本身就反驳了那种论调：认为他们筹不到钱纯属无稽之谈。”

在全美大部分地区，公用事业公司成功维持了高收益率并将监管机构置于掌控之下。不过，少数州已开始推行改革，试图遏制公用事业费用及相关企业利润。例如在科罗拉多、康涅狄格和缅因等州，新法律致力于提高透明度，防止公用事业公司将可疑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包括行业协会会费、向利益团体的捐款、广告宣传以及费率审理案件产生的法律费用。

另有几个州在保障必要的基础设施改善前提下采取措施限制收益率。在电费近乎为全美平均水平两倍的加利福尼亚州，今年九月通过的法律要求公用事业公司通过发行债券为新建基础设施融资，减少对股权投资的依赖。另一项提案则拟授权州监管机构运用各类公共融资工具资助基建项目。

纽约州参议员詹姆斯·斯库菲斯——他曾斥责该州公用事业公司的ROE堪比“公路抢劫”——近期提出为公用事业企业利润设置硬性上限的法案。“缴费者不是公用事业公司的存钱罐，”斯库菲斯在今年三月撰文表示。十一月，能源账单问题成为多场重要选举的关注焦点，新泽西州当选州长米基·谢里尔承诺上任首日即冻结公用事业费率。但真正的意外发生在佐治亚州——这个拥有全美最高公用事业ROE的深红州，两位以减轻消费者电费账单、加强清洁能源投资为竞选纲领的民主党人，以二十个百分点的优势在那里强势当选。

然而在大多数州，ROE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吉列特和许布纳的前例——那些挑战公用事业利润率的监管委员的不幸结局——无疑悬在许多监管者心头。马里兰州公众顾问拉普指出，对高回报率的预期甚至侵蚀了一些消费者权益倡导者群体。许多人担心若建议征收低费率“会被视为不可信”。他进一步表示，这种惯例形成了费率应持续上涨的循环论证：“一位州监管者不愿看到本州的ROE低于其他州，而公用事业公司会威胁撤资、转移到对其更友好的州，以此作为杠杆来谋求更高的回报率。”

与此同时，美国多地兴建数据中心的庞大能源需求，正在撼动美国电力监管的一项基本原则：既然更多的发电量最终会使所有接入电网者受益，新建基础设施的成本理应由全民共同分担。在俄勒冈等州，近期通过立法已强制要求科技巨头承担自身能源需求产生的成本。但在其他地区，这些公司通过谈判获得了特殊待遇——实质上由当地居民缴费者补贴他们——从而抵消了大部分新增成本。在阿肯色州，一项由地区公用事业公司支持、旨在为数据中心专用电力建设筹资的新法律，可能导致消费者面临高达20%的费率上涨。该州最大电力公司安特吉（Entergy）支持此项立法，法案同时将限制阿肯色州监管委员会驳回本州公用事业公司电力项目建设的权力，甚至可能强制本州的缴费者为其他州的能源项目掏钱。

美国各地兴建的数据中心正在推高居民用电价格

据《阿肯色民主公报》报道，安特吉高管在监管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反对下仍协助起草该法案，工作人员称这是“向行业输送利益”。法案通过仅三个月后，另一家地区电力公司即要求监管委员会批准向阿肯色州消费者收取得克萨斯州两座天然气电厂的建设成本。

就目前而言，能源消费者与投资者似乎陷入了一场零和博弈。值得深思的是，若剔除营利动机，这个体系将呈现何种面貌？而另一种图景——发电与输电设施的公有化，正是1932年罗斯福在波特兰演讲时十分感兴趣的议题。

市政化（municipalization）运动在当时蔚然成风，可谓在新政时期之前，社会对公用事业托拉斯掌握巨大权力的一种免疫反应。罗斯福从未主张全面公有化，他信奉的是严格监管，确保投资者所有制的公用事业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但即便如此，他也把推进公有化这种威胁视作一种强调纪律的机制。在演讲中，罗斯福将市政化比作“桦木竿”，应该被存放在柜子里，只有在公用事业部门——他形容为“顽劣的孩童”——无法被“一两句斥责”所驯服时拿出来使用。

然而，罗斯福为美国农村地区带去电力的执着——公用事业公司视之为无利可图——却催生了如今还存在的大部分真正的公有电力实体。全美约有2000家地方公有的公用事业公司，为大约5500万美国人提供服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已厌倦了“斥责”，开始伸手取用那根“桦木竿”。2008年，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的居民投票成立了非营利性地方公有公用事业公司，从投资者所有制企业手中夺回控制权。

类似的行动正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和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展开。其倡导者表示，市政公用事业企业将加速可再生能源应用、创造工会化就业岗位，最重要的是降低费用。前公用事业高管埃利斯研究发现，过去五年来，投资者所有制公用事业公司的居民电价涨幅比通胀率高出41%，而同期公有公用事业公司的费率涨幅比通胀率低38%。公有公用事业还能对能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据中心的扩张——提供更有效的集体监督。

最著名的私营公用事业投资倡导者之一——沃伦·巴菲特似乎也察觉到了风向转变。伯克希尔·哈撒韦控股公司已经收购多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包括以服务西部内陆和靠太平洋的西北地区数百万用户而著称的太平洋公司（PacifiCorp）。但在2024年致投资者的信中，巴菲特指出，野火等气候变化风险将日益侵蚀公用事业企业的利润。他同时抱怨各州开始考虑限制回报率，并预言公有电力运动将再度兴起。

开放市场研究所法律总监桑迪普·瓦希桑（Sandeep Vaheesan）也察觉到类似变化——但对此表示欢迎。在其近期的著作《权力中的民主》中，他指出了美国历史上公有电力运动的两大兴盛时期：一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二是在三十年代。“近年来的组织、倡导、斗争与成就，”他在书中写道，“可能预示着美国第三波公有电力运动的序章。”

但即便巴菲特与瓦希桑的判断正确，那个未来仍旧遥远。公用事业公司已投入巨额资金强势反击公有化运动。2011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选民因Xcel能源公司的脱碳进程缓慢而失望，通过公投决议要求建立市政电力系统。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斗争——在Xcel能源公司拒绝博尔德市的收购要约并诉诸法庭挑战公投后，这场较量耗费了该市数千万美元。最终博尔德市撤回了计划，与公用事业公司签订了新合约。

在缅因州，2023年一场全州范围的公投提案拟收购该州两大投资者所有制公用事业公司，并将其转为政府所有的非营利机构。但由于反对方投入的资金是支持方的四十倍——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公用事业公司和天然气利益集团——该提案被轻而易举地否决。

即使是最岌岌可危的公用事业公司似乎也难以撼动。太平洋煤电公司（PG&E）服务加利福尼亚州中北部地区，其故障频发的基础设施状况是导致加州爆发多场特大破坏性野火的主要原因，包括造成了数十亿美元损失、85人丧生的2018年坎普山火。巨额的债务迫使该公司破产，其信用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远低于投资级股票基准。但尽管如此，太平洋煤电公司似乎仍在安然运转。2024年，该公司报告利润达2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这种程度的利润令人匪夷所思。但这在美国的体制中近乎是常态，它掩盖了一个根本的不对称性：公用事业公司向股东负责，却提供着对民生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要纠正这种失衡，美国人可能需要再次拿起桦木竿，夺回对电力行业的控制权。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这种程度的利润仍将持续堆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你与你的邻居、我与我的邻人共同偿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