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世忠请亲戚的工厂代工生产这批鞋子，接着亲自销售。赚来的钱，成了他第一间工作坊的资金，让他开始为其他公司生产鞋履。

当时年仅17岁的丁世忠是众多新兴企业家之一，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严密监督下，资本主义正逐步蓬勃发展。

但事实证明，丁世忠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的事业后来发展成为名为“安踏”（Anta）这个运动用品大厂，并陆续建立起一系列国际品牌版图，包括“始祖鸟”（Arc’teryx）和“萨洛蒙”（Salomon）。近期，安踏更入股“彪马”（Puma）。

如今，安踏正试图挑战“耐克”（Nike）与“阿迪达斯”（Adidas）等全球运动品牌。早在2005年，丁世忠就清楚表明他的目标：“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

安踏在西方或许尚未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但它在中国拥有超过1万家门市，并赞助多位顶尖运动员，包括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Eileen Gu）。

今年2月，安踏在美国开设了首家直营门市——位于洛杉矶高级地段比佛利山庄的旗舰店。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试图透过关税把制造业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之际，安踏的全球扩张凸显了中国供应链在制造业中的关键性与竞争力。

安踏的崛起并非孤例。多年来担任“世界工厂”，让多家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有机会反过来挑战昔日的客户。

从制鞋厂到全球品牌

安踏创立于1991年，起初并非在比佛利山庄的光鲜亮丽中诞生，而是起步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晋江市的一家小型制造商。

随着政府推动各省发展特定产业，晋江迅速从一个宁静的农业县，蜕变为“世界鞋都”。

很快，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国际运动鞋巨头纷纷涌入投资，在当地寻找代工厂。

晋江以及东部沿海的邻近城市，形成多个专门生产不同鞋类的产业集群，每个集群都有其专门的供应链。

位于核心地带的陈埭镇，占地约40平方公里，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供应商。这个区域协助奠定了晋江为耐克、阿迪达斯等全球品牌制鞋的声誉。

每一个产业聚落，集结了鞋带、鞋底、布料供应商，以及物流公司，能迅速将设计转化为成品并出货。

根据联合国估计，截至2005年，仅福建一省就生产了全球近五分之一的鞋类产品。

至今，晋江仍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任职于当地成千上万家制鞋企业，使其成为中国收入最高的经济区之一。

类似的发展在中国各地上演——晋江只是中国东部众多制造业集群之一，其他地区则专注于服装或电子产品。

研究过2000年代华东地区工厂的英国巴斯大学副教授秦斐指出，当时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

随着外国客户蜂拥而至，中国获得的远不止于收入。

“他们不仅学会如何生产更多产品，还学会如何生产得更好、更快、更稳定，”秦斐说。

安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为国际品牌大量、低成本地生产鞋子。

它也在中国建立起庞大的分销网络，这对想要扩张的制造商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安踏也逐步在国内打响品牌知名度，开设更多门市，并与多项大型体育赛事合作，包括全国篮球和乒乓球赛事。

秦斐指出，像安踏这样的企业明白，成为知名品牌比单纯当代工厂更具价值。

2007年，安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筹资约35亿港元（3.3亿英镑；4.5亿美元），创下当时中国运动品牌之最。

曾与“匡威”（Converse）和耐克在中国合作的品牌顾问甘伟志（Wei Kan）认为，安踏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拥有完备的生产基地，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完成设计与销售。

他补充说，安踏也是少数锁定与西方大品牌相同消费族群的中国企业之一。

甘伟志指出，像安踏这样许多一开始替国际品牌代工的中国公司，逐步学会经营之道，在国内取得成功后，“自然会迈向更大的舞台”。

类似例子还有小米，从客制化安卓（Android）软体起家，后来自行生产手机、电子产品，甚至电动车。

大疆（DJI）也是先制造相机零件与无人机元件，之后发展成世界级无人机品牌。

最知名的例子或许是比亚迪（BYD），曾是特斯拉等电动车先驱的电池供应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

“这些公司如今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巨头，”甘伟志说。

进军西方市场

安踏目前正积极放眼西方市场。

它在中国营运超过1.2万家门市，并在海外设有460多家门市，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仅东南亚就开设1000家门市。

相比之下，运动鞋市占率仍居全球第一的耐克，在全球仅有约1000家门市。

中国企业往往先在国内快速扩张，之后才走向海外，而在海外扩张时往往面临更多挑战。

其中之一是形象问题——中国产品常被视为便宜、品质不佳，或是仿冒品。

安踏尝试透过并购来打破这种印象，并称此为“多品牌策略”。第一个大运作是2009年取得意大利品牌Fila在中国的经营权，并将其成功打造成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2019 年，安踏收购芬兰体育用品集团“亚玛芬体育”（Amer Sports）的控股权，取得始祖鸟和萨洛蒙等高端品牌。

安踏也拥有美国网球品牌“威尔胜”（Wilson），其产品被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使用。今年，安踏再购入Puma的29%股权，承诺协助这家德国公司拓展中国市场。

全球体育行销公司IMG的分析师祝若夫（Rufio Zhu）指出，这些举措帮助安踏避免将产品“强行”推入每个市场，而是利用其西方品牌作为进入的门户。

如此一来，安踏就能​​触及那些可能对“中国制造”品牌有所顾虑的消费者。

名人代言是全球品牌不可或缺的资产。以耐克为例，1980年代与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米高·佐敦）的合作，堪称品牌里程碑。

安踏已签下克雷·汤普森（Klay Thompson）、凯里·厄文（Kyrie Irving）等篮球明星，但尚未出现像耐克或阿迪达斯那样，足以定义品牌地位的合作。

此外，在北京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品牌本身也面临政治层面的阻碍。

美国出生的滑雪选手谷爱凌，因选择代表中国出战奥运，成为极具争议性的安踏代言人。

甘伟志指出，规模越大的公司，就越需要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像安踏这样的品牌，必须做好准备。”

形势在转变

安踏崛起之际，耐克与阿迪达斯在全球及中国市场却面临挑战。

美国关税冲击其获利，因为产品多从亚洲进口。耐克在疫情后推动的电商转型亦未如预期，加上中国消费疲弱，销售承受压力。

体育行销专家祝若夫表示，这些困境反而让安踏在海外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尤其是在消费者对其他品牌兴趣日增的情况下。

“问题不在于安踏能否提升知名度，而在于竞争对手是否能迅速适应并守住本土市场。”

同时，秦斐补充说，中国正透过大量导入机器人、加快生产流程和降低成本，“为未来的制造业布局”。

在透过百货公司销售多年之后，安踏也在美国开设了首家直营门市。

店内墙面陈列着各式运动鞋与篮球鞋——而这正是安踏若要在美国与耐克、阿迪达斯正面竞争，必须攻下的市场。

安踏也坦言，前方仍有一段路要走。

一名安踏发言人向BBC表示：“我们对竞争保持务实态度，但全球运动服饰市场并非零和游戏。”

“我们有信心，热爱运动的消费者会认同安踏的创新与品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