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一个变乱交织的2025年，短短的元旦假期之后，又迎来了一个变乱交织的2026年。

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夫妇被美军跨国掳走并带到纽约，随着这个极具爆炸性的新闻传遍全世界，议论之声四起，曰“美国的单边霸权滥用”，曰“世界目睹丛林法则回归”，曰“特朗普版门罗主义付诸行动”，曰“国际法准则再一次遭到严重践踏”……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议论是：特朗普政府无异于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意入侵它国夺取其资源、更换其政府亮出了绿灯。

这些议论显示出，尽管人们早已从此前美国一系列公开行动中预测到了最后的这个结果，但是毕竟这是一场决定“谁控制石油”、“谁主导拉美”的地缘政治行动，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理念和约束机制还在发挥作用，例如关于各国主权平等不受侵犯这一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原则理念，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使用武力实行授权这一自二战后一直存在的约束机制。因此，这种赤裸裸的违法行动本不应该如此这般地轻易实施。

但是，整个形势显然在朝着背离人们理想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人们只见证到了这样的历史：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原则、理念逐一过时，长期以来或多或少行之有效的武力遏制的约束机制逐一瓦解。

从诺列加到马杜罗，发生了什么？

一国元首在国外享有豁免的特权、在国内享有不被追诉的特权，这是自19世纪以来国际法中的一条具有“基石”作用的原则。

1989年12月20日，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以“保护在巴美国侨民生命安全”“恢复巴拿马民主”为由，下令启动代号为“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的军事行动，入侵了加勒比海的巴拿马共和国。既要抓捕时任巴拿马总统的诺列加并推翻其政府，又要在形式上保留巴拿马这个国家的主权外壳，当时的老布什政府不得不采取一连串的迂回行动：先起用被诺列加宣布当选无效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恩达拉，用军队护送他在美军基地内宣誓就职；然后美国政府立即承认这个“新政府”，使诺列加政府成为非法政权；再然后采取多种手段，迫使躲藏在梵蒂冈驻巴使馆内的诺列加走出使馆向美军投降；最后再让新成立的恩达拉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引渡请求，将诺列加押至美国迈阿密受审，1992年以“贩毒”等罪名被判40年监禁。

1989年12月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理由是“保护美国公民生命”，以及将“涉嫌贩毒”的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绳之以法”

虽然实质上一样，也是美国入侵它国、推翻政府、绑架元首，但是通过一连串的迂回行动，至少维持了主权国家对主权国家这个表面上的形式，给了国际法原则一点表面上的尊重。

而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军入侵委内瑞拉行动，省掉了所有遮掩和迂回，闪电突袭、越境抓人，主权国家的外壳被视为无物，国际法原则被视为阙如。尤其是，美国并未退出任何条约，也未宣布国际法无效，只是通过用国内法覆盖国际法，就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中“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解释成了“若被美国认定为涉嫌毒品恐怖主义，即可例外，不受约束”。“国家元首可豁免”也变成了“贩毒嫌犯可拘捕”。

这样一来，国际法被降格成了随选随用的工具箱，于己有利的部分“口号化”，于己不利的部分“例外化”，美国事实上已经从国际条约和而国际法的约束中脱身了。

从30多年前的巴拿马到今天的委内瑞拉，在美国身上发生的，就是“例外”越来越多，“脱身”越来越多。以跨国拘捕马杜罗为转折点，未来可想而知。

“大国恐怖主义”对小国意味着什么？

像美国这样一个在综合实力上超强的大国，一旦在国际关系上置基本的道义标准和法律原则于不顾，甩开所有条约义务和约束，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小国家而言，无异一种完全无法抵挡的“大国恐怖主义”降临头顶。

此次针对马杜罗的跨国拘捕，战术行动本身近乎完美，其中折射出的“大国恐怖主义”，足以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感到毫无国家安全可言。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对马杜罗早就提前进行了一系列道义和法律上的“锁定”，包括法律定罪、舆论审判、通缉悬赏、金融制裁、军事准备，这些手段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特有的一种对敌人实施打击的能力。这种能力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增长而快速发展，中小国家可望而不可及。

行动开始后，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通过多种高科技手段对马杜罗进行全方位的数据和算法“锁定”，在这种“锁定”中，无论是一国元首，还是普通平民，一律成为了可量化、可定位、可追踪的“高价值目标”，任何道义和法律上的豁免和保护都被数字技术所消解。

前两个“锁定”完成之后，最后一步就是探囊取物，手到擒来了。三角洲部队搭乘隐身直升机跨境渗透，行动全程通过卫星链路向白宫实时直播，在如同电子游戏一般的数字技术配置之中，主权国家间的法定边界不存在了，何为战争和何为执法两者之间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当地时间1月3日，加拉加斯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国掳走马杜罗及其夫人 美联社

世界上的大多数中小国家，无不是将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对于主权理论和条约体系的信任之上的，当“大国恐怖主义”带着蔑视一切的傲慢席卷而来，各国将何以自处？

跨国拘捕事件发生后，拉美多国首都的街头集会打出了“我们是下一个”和“轮到我们了”的标语。这不再只是一般性反美情绪的表达，这是整个国际体系发生崩塌时的断裂声。

如果此次“马杜罗事件”真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与随之发生的“石油焦虑”、“治理焦虑”相比，笼罩在世界各国心头的“主权焦虑”、“安全焦虑”才是这个转折点所标志的更大的危机。当主权者成为可被算法追踪、零伤亡捕获的“数据对象”，当传统国际法的空间性与时效性被技术实时性瓦解，当被联合国机制约束的“国际暴力”被美国一国内化为民粹主义的“观众点播”和“流量经济”，没有什么灾难性的国际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