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经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去怀念它
11月8日，是记者节。上个月，我去见了三位著名的前调查记者，想看看他们离开新闻行业之后，生活得如何。
这算是今年记者节的一个小策划。
三位分别是：简光洲、康少见和杨万国。
简光洲不用多做介绍，他可能是互联网上最知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供职于《东方早报》时，他第一个点名报道了“三鹿奶粉”，随后引爆了“三聚氰胺”事件。
康少见是《京华时报》的末代深度部主任，他主持期间，京华的深度部以小规模的团队几乎做到了国内重大新闻现场的不缺席，在业界有口皆碑。
杨万国是《新京报》深度部资深的调查记者，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媒体人之一。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在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窑工事件以及汶川地震等重大新闻的现场了。
这三位同行都远离新闻业好久好久了，现在干的事儿倒差距不大：简光洲开始卖酒，康少见开始卖肉，杨万国开始卖保险。
三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调查记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卖货时，或许才是一个行业最隐忍不言的忧伤。
他们三人另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曾经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现场。
在湖北的走马镇，在上海的大宁，在香港的观塘，我们喝茶、喝咖啡、喝酒，聊那些无人在意、无人问津且年代久远的过往，聊一个时代、一家报馆与一个职业的忧伤。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闲聊。
这些年，去很多地方，我会特意多留几天，见一见当年的老朋友、老同行，只是淡淡地叙旧。
剪辑说我年纪大了，老登就是喜欢叙旧，油腻中年总爱提当年勇。
其实也不是，我当年也没多勇。我只是还单纯地怀念和向往那样一个天真年代。
我们出差、采访、写稿，在那个年代可以只考虑理想和意义。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迪士尼呢？因为在那里，那些童年时做过的梦，就会重回眼前。
于我而言，和这些老而不死的调查记者们坐在一起，几口咖啡下肚，那个如梦似幻的黄金年代，就会重回眼前。
那是我的“迪士尼”。
01
我和杨万国在十多年前，有过交集。
2012年夏天，在酷热难耐的湛江，我第一次见到了杨万国。那是我做记者的第二年，我还在《半岛都市报》。我们采访湛江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时在村子里碰上了，当时，湛江市长亲吻项目批文的照片，引发关注。
后来，杨万国采访完走了，我被当地官方发现并被留置。只有一面之缘的杨万国参与了营救。当然，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我只记得我们后来喝了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珠江啤酒，跟茉莉花茶差不多，远不如青岛的扎啤凛冽。
杨万国当时已经是经济部的副主编了，算是个小领导。他原本已经不必出差采访了，之所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湛江，是因为他还想写稿。
杨万国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他在湖北大学上学时，他是学校记者团的成员之一，当时就已是“稿王”。他常常能从当地媒体消息稿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到线索，然后再去深入发掘，写了“特稿”投给国内各大报刊杂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记者天生的直觉，他的解释是“为了挣钱”。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大学的生活费需要自己挣。
他甚至还跟一个学长合作，组成了“write group”，他采访写初稿，学长编辑润色，挣了稿费俩人再分。
杨万国的家乡在湖北十堰的山村，从武汉到他的村子，要两天两夜，中间要在县城住一晚。童年的记忆中，多是关于学校的饥饿和寒冷。从小学四年级住校直到初中，5年里，学校食堂只有一种东西：玉米面粥，吃不饱是常态。直到高中，他都常常被饥饿折磨。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下晚自习之后，走了十几里山路和他母亲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扛柴火到学校。他们要在食堂吃饭，需要定期交柴火。
他和双胞胎的哥哥在同一所初中，晚上住在学校一间四面漏风的宿舍里，冬天最冷时能到零下。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夜晚，他被冻到失温，幸亏哥哥发现了才救了他一命。
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而言，吃苦几乎是生活的必修课，甚至是一种无意中习得的习惯。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感激自己的父亲，一直支持他们上学，甚至在他们中考时差几分需要交赞助费的时候，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送他们去读了重点高中。
大学毕业之前，他就已经成了《武汉晨报》的记者。
他仍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大稿，是两个整版的头版头条，写了一个清洁工培养了五个博士的故事。
这是他从学校发现的线索。
或许是因为在大学里经历了漫长的职业训练，也或许是贫穷塑造的不怕吃苦的精神，又或是惊人的天赋。他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记者。
不到两年，他成了《武汉晨报》最年轻的主笔。
2006年9月，他去了当时风头正盛的《新京报》深度部。彼时彼刻，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是“记者的耶路撒冷”，而刘炳路先生主政的深度部，无疑这座圣殿“皇冠上的明珠”。
很快，少年老成的小杨记者就回湖北监利报道了一对贫困的重病夫妇自缚沉江的新闻，震动全国。
他在《武汉晨报》时期的领导褚朝新看到了这篇报道，感慨“这才是一个记者该去写的报道”。很快，他也辞职去了《新京报》深度部，和他差不多时间去的还有同事吕宗恕。很长一段时间，三个《武汉晨报》的老同事合租在北京的三路居，三个理想主义洋溢的年轻人偶尔能聚在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就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聊采访经历和新闻业务。
那个小小的合租屋，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缩影。
三个人中，年纪最小的杨万国无疑是“最卷”的那个，据说，他六年里累计出差了1800多天，有时候连续出差70多天。
这是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杨万国
勤奋的小杨出现在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到足以载入新闻史的新闻现场，比如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的黑窑工调查以及聚集了中国最多优秀记者的汶川地震。他成了报社的首席记者和“稿王”，写出的报道常常占据门户网站的头条区。他为弱者维权，与丑恶对抗，不为利益所动。
那时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他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天长地久。
可惜没有。
02
那天下午，我和杨万国在他们家楼下的太平洋咖啡馆聊了很久，聊他漫长的记者生涯，聊他一次次转型，聊他的大厂岁月，也聊他的香港生活。
但聊的最多的，还是汶川。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正在重庆采访，坐在采访对象的办公室里，突然感觉屁股底下的沙发正在晃动。采访对象说有点头晕，因为他看到眼前的东西在晃。很快，文件柜上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掉东西。
他们都意识到，地震了。
跑到楼下，小杨很快就知道了这场地震的量级。记者的本能让他几乎没有犹豫，很快就决定去汶川。在一片兵荒马乱的重庆，他强行拦停并说服了一辆私家车，将他送到了长途汽车站。
为了尽快抵达现场，在去成都的路上，他已经提前托朋友联系好了成都的“黑车”等他。当晚，他就到了受灾严重的都江堰，第二天，到了极重灾区北川。
杨万国成了《新京报》乃至整个中国新闻业最早一批进入地震极重灾区的记者，并在这里连续高强度地工作了一个月。
那天下午，他给我讲北川那个“腿没了，芭蕾在”的“残奥女孩”李月，讲锯腿求生的龚天秀，讲“救囚犯，舍妻女”的狱警唐首才，也讲他在灾区的“不避生死”和“一往无前”。
一个又一个至今闪烁的新闻现场，组成了他记者生涯的前半程。
刚去震区的时候，余震不断。他买了个哨子挂在脖子上。他说，如果被困在废墟里一两天嗓子就喊不出声了，可以吹哨求救。
这样的细节，不是真正直面过的死亡的人，是想不到的。
最初两天，他们只能在一家媒体驻绵阳的记者站蹭地方写稿，房子裂了，交完稿已是深夜，他们不敢睡在室内，跑到小区门卫室找到一堆市民捐的旧衣服，铺几件就露宿门卫岗亭边。
只有一名老记者不害怕，睡在屋里，年轻人都不敢。
那段日子，他连续高强度工作，睡觉极少。灾区事儿太多，几乎忙不完。《新京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连推出了两期震动业界的的特刊——《逝者》和《活着》，杨万国贡献不少。
地震之后他患上了荨麻疹，医生诊断说，可能是地震时严重缺乏睡眠导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03
就在杨万国戴着哨子写稿的时候，《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也在地震灾区，他那时是负责突发新闻的编辑。
康少见同样是湖北人，也毕业于湖北大学，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就加入了《京华时报》，算是报社元老。
彼时彼刻，《京华时报》和《新京报》是当时京城市场化媒体的“双子星”。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同样感受到了杨万国感受的震动。
他第一反应是：要去现场。
于任何一个合格的记者而言，去现场在彼时彼刻，几乎是一种本能。
报社里请战声一片，但领导迟迟没做决断。领导有自己的难以言说的顾虑。
被新闻理想激荡的康少见径直冲进了报社当家人朱德付的办公室，问《南方周末》出身的朱先生：这样的新闻，您做记者的时候，可以不去吗？
最终，报社决定低调派出一个近20人的团队，赶赴四川。
康少见去了四个特重灾区之一的彭州，后来又去了映秀，还帮忙抬出了最后获救的幸存者马元江。马元江在映秀的废墟中被埋了近179小时，是汶川地震幸存者中被埋时间最长的人。
康少见反复跟我提起他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的惨象，几公里的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
他说，刚到现场的时候，他差点踩到一具尸体。
17年前的惨象，他几乎终生难忘。
康少见
2008年的时候，简光洲也在汶川地震的现场采访。但于他个人而言，那一年最重要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过婴儿患肾病的新闻，但直接点名“三鹿”并指出肾病与奶粉有关系的，简光洲和《东方早报》是第一个。
你现在回头看那篇引发了行业地震，导致了官员落马甚至加速了《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报道，从写法上和调查手法上，其实是调查报道的常规操作。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选题和勇气。
简光洲说，他是从武汉媒体的一篇报道里发现了这个选题，然后跟进采访，之后甘肃的媒体又报道了类似的事情，他再度跟进采访。采访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又联系了三鹿方面。整篇报道，其实是靠电话采访完成的。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篇报道，将在2008年的舆论场，掀起滔天巨浪。
简光洲一直都知道这篇报道巨大的危险性，当年9月10日晚交稿后，他就做好了离开新闻行业的准备。从报社回家的路上，他还是反复在想那篇稿子，后来又转头回去，让编辑宁希巍加上了一句：“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
他说，确实不排除患儿喝的是假三鹿，因为这样的事儿也发生过。加上这句话，会让稿子更严谨，也能规避很多风险。
这篇稿子引爆了当年震动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他也因为这篇报道，在当年力压张艺谋，被《新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我想念一下他的颁奖词：
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这样的荣誉，既是简光洲个人的荣耀，也是以百年大报自许的《东方早报》声誉的顶峰，更是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
简光洲
04
三鹿报道刊发之后的四年，简光洲离开了新闻业，转型进了公关行业。
他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报道的空间日渐逼仄，二是生活的压力。他当时有了女儿，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
又过了三年，人称“康少”的康少见也辞任《京华时报》末代深度部主任，转身去了腾讯。深度部在京华内部屡建屡撤，但这次再也没有恢复。2017年1月1日，《京华时报》正式休刊。那一天，同时休刊的，还有简光洲的《东方早报》。
一南一北两家曾经辉煌无比的报纸成为历史，标志着那个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从此，新闻业的车轮开始滚滚驶向流量和短视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记者开始兵荒马乱地转型。
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杨万国也作别《新京报》，南下杭州，投身阿里的公关事业。此前，他曾在报社内部执掌一个事业部，并创办《新食品》周刊，背广告任务，尝试为报社挣钱。做了一年多，他负责的事业部在十几个事业部中名列前茅，但他依然觉得他够呛能改变潮水的方向，于是转身离开。
再后来，他在阿里系统多次辗转，最终去一个上市企业做助理副总裁，成了公共事务的一号位。再后来，他在四十多岁的高龄裸辞，搬去了香港，然后就听到了他开始卖保险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当我看到他在香港租的是50多平的“老破小”时，我非常诧异。
我问他：“你的游艇和别墅呢？”
他哈哈大笑。
搬去香港之前的那段日子，他状态很差，常常失眠。
听闻我也失眠，他还给我推荐他吃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几乎是中年人的必修课。按说像我这样生活压力没那么大的人，不该失眠。但我也会一夜一夜地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了。
杨万国推荐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我回胶南后吃了好几次，确实比褪黑素效果好太多。如果有同样失眠的中年朋友，不妨一试。
搬来香港是“卷王”杨万国第一次由着自己的性子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他说，很喜欢香港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人刻意的关注你，但如果求助，也有人真诚的帮助你。
即使他放弃了杭州的大房子，生活在香港的“老破小”里。
那天晚上，他去菜市场买了很多海鲜下厨做饭。很少在家喝酒的他破例去便利店买了啤酒，酒过三口，我问他现在的工作，他从金融讲到了体制，从美联储讲到了特朗普，唧唧歪歪讲了很久，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也不想懂。
他反复言说的，其实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他有病，卖保险的意义难道不就是挣钱吗？
显然他并不这么想。
就像简光洲那天下午在办公室给我讲的公关行业一样，他只字不提做买卖的技巧，反复强调的也是底线和意义。
去了腾讯的康少见，在各个部门兜兜转转，终于还是无法适应大厂的节奏，在38岁那年，辞职回乡，拍三农短视频，卖农产品。
17岁那年，他从恩施大山深处的走马镇去了武汉的湖北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21年后，他再度回到走马镇，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之路。
我从宜昌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走马镇找他，他拿出了珍藏的红酒在镇上最好的农家乐招待我。酒桌上，聊起他现在做的事儿，他反复说的也是意义。
他直播带货这个事儿怎么看都不是个挣大钱的买卖。人家大主播都是带别人的货挣佣金，康少见是自己拍片子，做自媒体，自己种茶，自己熏腊肉再自己直播卖，甚至还要自己分肉。
他把一个走在时代潮头的直播行业，生生玩出了赶集的感觉。
他说，他不敢卖他没有把握的东西。他的很多粉丝，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第二天中午，他在自己的视频号“康少见”上直播卖猪肉。他花了两个冬天的时间，学会了分猪肉。镜头前的他拿着杀猪刀分猪肉时是如此认真，就像他当年写稿一样。
直播中，他突然问说：“如果当年的老朋友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有点心酸？”
我不知道。
我后来在他的直播间下了三单五花肉，寄给了我为数不多会做饭的朋友。
去年，简光洲开始卖酒，酒名就叫“简酒”。在上海，他叫上了几个老朋友晚上一起喝酒，几杯简酒下肚，大家聊的还是行业往事，最后竟然讨论起了新闻业务。
第二天，我去澎湃新闻新的办公室，在小马的座位后面，挂着曾经的《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的座右铭：干干净净做新闻。
我终于明白了“简酒”包装盒上印着的那句：讲真话，喝简酒，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些曾经为理想拼过命的人，那些曾经被意义感照耀过的人，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自己笃定的东西，总在默默流淌。
那块标语的不远处，坐的正是简光洲曾经的编辑宁希巍，当年，正是他亲手编辑了三鹿的稿子。17年了，他还在。
这非常不容易，有时候，留下的人可能比离开的人更加不容易。离开的人毕竟还获得了经济上的改善，而留下的人，却需要和这个行业同生共苦。
虽然已经反反复复做了好多期视频了，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诸君讲述调查记者。
我的前同事曾经在我一条片子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曾经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去怀念它。
他们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万国反反复复提及的意义感，你曾经做过那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你的工作曾经那样真切地改变过他人的命运，这样的自豪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其他任何一份职业都无法做到。
所以，即使到了其他行业，他们曾经笃信的那些东西，融进血液里的那些东西，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流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调查记者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无论走多远，都很难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